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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 宣 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本刊编委余健文博士导言： 握天枢以争剥复 ──读“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明末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中，清末西方文化挟其物质文明之强势入侵，使此本来已现衰颓之象的文化，全面解体。生于斯世，有良知的知识人多能注意中国文化的问题，有“要改造中国的现实，必须从文化入手”之共同认识。但建设更新文化之途则人见人殊。有人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为本、有人提倡全盘西化，然而，数十年来，中国的政局混乱，战祸不断，知识人只能用心于现实的政治中，或在社会文化的表层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作深彻的省察。文化的建设只是断断续续，在纷争中迟缓不进。四九年大陆变色，从此十亿炎黄子孙生活在专制高压的统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地万马齐喑，学术文化被拴于马列毛之下，全归于虚无。 大陆之沦于共党，对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灾难，五十年代一群流亡港台的学人，遭遇此空前之大变局。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对中国及其文化之沦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们并没有悲观的情绪、更不轻言放弃，他们认为“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于是他们发大悲愿，以重建中华文化、建设民主共和为终身之志。其心境与志业只有明末顾、黄、王等大儒可比。今日的知识份子要真切认识了解此一心愿，已复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大陆只能讲马列毛，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仍是胡适西化自由主义派的天下。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则以教会为主导，中国文化更备受轻邈。在此艰难孤独的环境中，这群怀抱共同志向的学者在海外独树一帜，以中华文化之传承为使命，学术界称他们为“当代新儒家”。“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并非只是时间上的新，而是在于他们能相应时代的课题，对儒家文化作一深彻的反省，使中国文化有更高更深的发展，令中华民族的客观精神生命得到充份的表现。“新儒家”学者们首先直下“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恳求研究中国文化者以此为心。他们指出“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视之为人类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则我们首当注目而加以承认的，当是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有正面价值的方面。”故他们用心于正面的发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与其正面的价值，以悖清五四以来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企图扭转人们由误解而生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与厌恶之情。 “新儒家”学者们肯定中国文化，但他们决非“国粹主义”者，以为东方文化必优于西方，以为西方之文明，中国亦“古已有之”。反之，他们从不讳言中国文化从宋明以来只偏重于道德心性，以至于发展至近代弊端尽显。在他们早期论著中，很多是批判中国文化之不足处的。如牟宗三先生“认识心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知性主体之不立，“政道与治道”则批评传统儒家只有直线之思维，未能曲节的由内圣开外王，至使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无政道等。对于西方文化之优点，他们多采取欣赏与肯定的态度，更进而将西方现代文明之本源，与中国文化一一相对照，由之而凸显出中西文化之相异处。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国文化精神为“综和尽理”与“综和尽气”，而独缺西方之“分解尽理”之精神，表现于历史政治上，则中国是“理性的运用表现”，而西方是“理性的架构表现”。然而，“人间需要通过一些架构而实现价值。”故中国文化之建设必有取法于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实之，而后方能见其充实之美。 读过“新儒家”宣言或对“新儒家”学者们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他们非一般人误解的无条件拥护传统，而排拒西方文化者，他们反对的是“五四”以来一种激进的事事求新，盲目反中国文化的风潮。如唐君毅先生言，“我们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进步，而以保守与进步为相对相反之名，进步为美名，保守为恶名…由此认识之肤浅与差误，再以变异即进步，遂非至倾水弃儿，偏于共产党之以进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于中风狂走而不止。”他们是从历史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情，见中国文化之不足处，乃在于只重道德主体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独立发展，故中华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实践其理想与表现多元的价值。他们从中国文化内在之要求出发，接受吸收西方之长，以改造更新中国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将民主人权与科学理性等普世之价值，吸纳于中国文化之根本处，扩大贞定吾民族未来之理想，重建中华民族生命之常道。 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态度作合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却是本着一种情绪的反应，全面反对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吸鸦片、缠小足”、一无是处，觉得西方文化处处优于中国，鼓吹“打倒孔家店”，以为中国人应绝弃自己所有而全盘西化，美其名曰“破旧立新”。然而他们见到的只是今日西方科技文明与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绝少能用心于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历史传统。他们这种推倒一切的激进情绪，推至其逻辑的结论，必然是一种物量化的纯否定，此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最终反而间接的帮助了中共专制政权的建立。五十多年的高压专制，使此等自由主义者有所省悟。本于知识人之良知，他们对专制政权作出强力的批判，并反思其根源与本质。但他们的这种“反思”，往往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对中共的批判，最后又归结到“中国文化之专制传统”上。不过他们口称的“专制传统”其实并非源自中国文化，而是他们自己对文化的无知，以至将马列主义之专制本质误作中国文化之正宗，于是其所谓之反省批判又回到八十年前“五四”时代的原点，说是“重新启蒙”，其实是在一个圆圈中循还往返，对文化则一无建树。 相反，“新儒家”学者们面对自己文化之不足处，采取的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他们以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内部要求，籍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开出中西文化会通之正道。这才是一种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真诚负责的态度。就一事一物或针对某一种现象作些言辞激烈的批评，又或以犬儒的机智，卖弄小聪明作巧言的讥讽，人人可以为之，却于事无补。要能就文化现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进而能够有所建立，则非至仁大义者，不能为也。“新儒家”学者们虽未能完成此伟业（文化之建设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们的确为后来者开创了一条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仁者悲悯之情怀，积极阐扬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唤起人们的文化意识，道德理性。著述以外，他更与钱穆等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在大陆一片摧毁中国文化之嘶杀声中，于海外艰苦的环境下传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化之正宗，为中华文化保留一点血脉，此可谓“盛德大业”也。牟宗三先生表现的是一个大智者的气质，他在哲学上成果丰硕。他首先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诚意正心的内圣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国平天下之外王大业，认为以内圣之学为本以开出现代文明──民主政治与科学理性──必须以“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树立知性主体而后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王”三书正是本着其历史悲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统，并由此开出中国文化之政统与学统。他更以哲学家的识见，重新将魏晋至宋明之中国哲学作详尽的疏理，正本清源，中国文化之统绪，得以大明于世。最终他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本，会通西方康德以来理性主义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学”哲学体系，以“智的直觉”达至福德一致的“圆善”之境。如果说唐、牟的学术以哲学思考与建构为主，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方向则重于中国思想史的考证论述，对中国思想史作现代的疏释。他更以其特殊的实际政治与军旅生活经验，以雄健的文风，通过大量的时政杂文，发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贞定了民主自由的意识。他发表于报张杂志的杂文达七百篇，对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台的社会与文化界影响极深。 很多人一直以来有一种印象，以为“新儒家”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是反西方、反自由人权的“保守主义者”。中国文化与“新儒家”之所以给人此等负面形象，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的知识人毫无价值意识，以功利之心看文化，以为文化只是现实政治的工具，他们“忘了人类之历史文化，不同于客观外在的自然物”，“对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对于自己的传统，他们没有基本的同情与敬意，故亦不能有真实的理解。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罪于中共“文化党官”在介绍“新儒家”时束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陆出版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收录此文时，对“敏感”字句任意删节达十处之多，其中第十节“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竟全节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说明的删节在引介新儒家的书本上，屡见不鲜。 今日中国大陆上马列主义之幽灵仍在徘徊，但其思想之囚笼已慢慢开始解体，重读“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由此我们重新认识“新儒家”的志业与理想，正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中西文化传统的批判比较来吸收西方文化之优良处，并在现实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以期中华民族更能客观化其精神生命。“握天枢以争剥复”，中华民族与其文化剥之将尽而至于一阳来复之几，正在当下。 二00四年三月十五日
正文：
原编者案：此宣言之缘起，初是由张君劢先生去年春与唐君毅先生在美谈到西方人士对中国学术之研究方式，及对中国文化与政治前途之根本认识，多有未能切当之处，实足生心害政，遂由张先生兼函在台之牟宗三徐复观二先生，征求同意，共同发表一文。后经徐牟二先生赞同，并书陈意见，由唐先生与张先生商后，在美草定初稿，再寄徐牟二先生修正。往复函商，遂成此文。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发表，故内容与语气，多为针对若干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之意见而说。但中文定稿后，因循数月，未及悖译。诸先生又欲转移西方人士之观念上之成见，亦非此一文之所能为功。最重要者仍为吾中国人之反求诸己，对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故决定先以中文交《民主评论》及《再生》二杂志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号同时发表。特此致谢。
目 录
1。前言 ─ 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 2。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 3。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4。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文化之不同。 5。中国文化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 6。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 7。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 8。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 9。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 10。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 11。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 12。我们对于世界学术思想之期望。
一、前言 ─ 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 在正式开始本宣言正文之前，我们要先说明，我们之联名发出此宣言，曾迭经考虑。首先，我们相信：如我们所说的是真理，则用一人的名义说出，与用数人的名义说出，其真理之价值毫无增减。其次，我们之思想，并非一切方面皆完全相同，而抱大体相同的中西人士，亦并不必仅我们数人。再其次，我们亦相信：一真正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之形成，主要有赖于人与人之思想之自然的互相影响后，而各自发出类似的思想。若只由少数已有某种思想的人，先以文字宣称其近于定型的思想，反易使此外的人感觉这些思想与自己并不相干，因而造成了这些思想在散布上的阻隔。但我们从另一方面想，我们至少在对中国文化之许多主张上是大体相同，并无形间成为我们的共信。固然成为一时少数人的共信的，不必即是真理，但真理亦至少必须以二人以上的共信为其客观的见证。如果我不将已成为我们所共信的主张说出，则我们主张中可成为真理的成份，不易为世人所共见。因此，亦将减轻了我们愿为真理向世人多方采证的愿望。至于抱有大体相同思想的中西人士，我们在此宣言上未能一一与之联络，则为节省书疏往返之繁。但我们绝不愿意这些思想只被称为我们几个人的思想。这是在此宣言正文之前，应当加以预先声明的。 在此宣言中，我们所要说的，是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其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期望。对于这些问题，虽然为我们数十年来所注意，亦为中国及世界无数专家学者政治家们所注意；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国遭遇此空前的大变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这些问题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及十年前的我们，与其他中国学者们，莫有经过同类的忧患，或是同一的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这许多问题，则恐怕不免为一片面的观点的限制，而产生无数的误解，因而不必能认识我们之所认识。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认识者，去掉一些世俗的虚文，先后结论上宣告世界，以求世界及中国人士之指教。我们之所以要把我们对自己国家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前途的看法，向世界宣告，是因为我们真切相信：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未断绝之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则这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将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和安顿；此不仅将招来全人类在现实上的共同祸害，而且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
二、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 中国学术文化之成为世界学术研究的对象，被称为所谓中国学或汉学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而中国之成为一问题，亦已为百年来之中国人士及世界人士所注意。但是究竟中国学术文化之精神的中心在那里？其发展之方向如何？中国今日文化问题之症结何在？顺着中国学术文化精神之中心，以再向前发展之道路如何？则百年来之中国人，或有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处，此姑不论。而世界人士之了解中国与其学术文化，亦有因其出发之动机不同，而限于片面的观点，此观点便阻碍其作更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认识。此有三者可说。由此三者，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并未能真被世界人士所认识，而获得其在世界上应得的地位。 （一） 中国学术文化之介绍入西方，最初是三百年前耶稣会士的功绩。耶稣会士之到中国，其动机是传教。为传教而输入西方宗教教义，及若干科学知识技术到中国。再回欧洲即将中国的经籍，及当时之宋明理学一些思想，介绍至西方。当然他们这些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都是极大的。但是亦正因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学术思想之注目点，一方是在中国诗书中言及上帝及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而一方则对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极力加以反对。 此种反对之著作，可以利玛窦之天主实义，孙璋之性理真诠作代表。他们回到欧洲，介绍宋明儒思想，只是报导性质，并不能得其要点。故不免将宋明儒思想，只作一般西方当时之理性主义、自然主义、以至唯物主义思想看。故当时介绍至欧洲之宋明思想，恒被欧洲之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引为同调。照我们所了解，宋明儒之思想，实与当时西方康德以下之理想主义哲学更为接近。但是西方之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引宋明儒为同调。此正由耶稣会士之根本动机是在中国传教，其在中国之思想战线，乃在援六经及孔子之教，以反宋明儒、反佛老，故他们对宋明儒思想之介绍，不是顺着中国文化自身之发展，去加以了解，而只是立足于传教的立场之上。 （二） 近百年来，世界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乃由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国门户逐渐洞开而再引起。此时西方人士研究中国文化之动机，实来自对运入西方，及在中国发现之中国文物之好奇心。例如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所发现之文物所引起之所谓敦煌学之类。由此动机而研究中国美术考古，研究中国之西北地理，中国之边疆史、西域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以及辽金元史，研究古代金石甲骨之文字，以及中国之方言、中国文字与语言之特性等，皆由此一动机一串相连。对此诸方面之学问，数十年来中国及欧洲之汉学家，各有其不朽之贡献。但是我们同时亦不能否认，西方人从中国文物所引起之好奇心，及到处走发现、收买、搬运中国文物，以作研究材料之兴趣，并不是直接注目于中国这个活的民族之文化生命、文化精神之来源与发展之路向的。此种兴趣，与西方学者，要考证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而到处去发现、收买、搬运此诸文明之遗物之兴趣，在本质上并无分别。而中国清学之方向，原是重文物材料之考证。直到民国，所谓新文化运动时整理国故之风，亦是以清代之治学方法为标准。中西学风，在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上，两相凑泊，而此类之汉学研究，即宛成为世界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之正宗。 （三） 至最近一二十年之世界对中国文化学术之研究，则又似发展出一新方向，此即对于中国近代史之兴趣。此种兴趣，可谓由中日战争及中国大陆之赤化所引起。在中日战争中，西方顾问及外交界人士之来中国者，今日即多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领导人物。此种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动机，其初乃由西方人士与中国政治社会之现实的接触，及对中国政治与国际局势之现实的关系之注意而引起。此种现实的动机，与上述由对文物之好奇心，而作对文物之纯学术的研究之动机，正成一对反。而此种动机，亦似较易引起人去注意活的中华民族之诸问题。但由现实政治之观点，去研究中国历史者，乃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之观点。当前之现实政治在变化之中，如研究者对现实政治之态度，亦各不一致，而时在变化之中。如研究者之动机，仅由接触何种之现实政治而引起，则其所拟定之问题，所注目之事实，所用以解释事实之假设，所导向之结论，皆不免为其个人接触某种现实政治时之个人之感情，及其对某种现实政治之主观的态度所决定。此皆易使其陷于个人及一时一地之偏见。欲去此弊，则必须顺中国文化历史之次序，由古至今，由源至流，由因至果之逐渐发展之方向，更须把握中国文化之本质，及其在历史中所经之曲折，乃能了解中国近代史之意义，及中国文化历史之未来与前途。由此以研究近代史，则研究者必须先超越其个人对现实政治之主观态度，并须常想到其在现实政治中所接触之事实，或只为偶然不重要之事实，或只为在未来历史中即将改变之事实，或系由中国文化所遇之曲折而发生之事实。由是而其所拟定之问题，当注目之事实，及用以解释事实之假设，与导向之结论，皆须由其对中国文化历史之整个发展方向之认识，以为决定。然因世界汉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兴趣，本多由其对中国政治社会之现实的接触，及对中国政治与国际局势之现实关系之注意而起，则上述之偏弊，成为在实际上最难除去者。我们以上所说，并无意否认根据任何动机，以从事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史者所作之努力，在客观上之价值。此客观价值亦尽可超出于其最初研究时之主观动机之外。而研究者在其研究过程中，亦可不断然改变其原来之主观动机。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此诸主观动机，在事实上常使研究者只取一片面的观点去研究中国之学术文化，而在事实上亦已产生不少对于中国学术文化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误解。故我们不能不提出另一种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动机与态度，同时把我们本此动机与态度去研究所已得的关于中国学术文化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论，在大端上加以指出，以恳求世界人士的注意。
三、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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