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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忆波澜 本刊编审吴学灿按语：这篇文章是一位年逾古希的老人写的。审稿时，读了一半多，还是看不出文章的主旨。一直读到最后，才明白老人的心意。为什么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呢？就是因为老人在时过几十年之后，还能根据当年的思想变化顺序描下来。文章中最使人感慨的是孟老师的遭遇。孟老师拥护共产党，浑身上下充满了革命激情，而且是多才多艺的才子。然而，这样的人，还是跌进了共产革命的刀山火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效法祖狄闻鸡起舞、师从班超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救国的青年军。 日本投降已经一年，父亲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奔波了几十年，最遗憾的是没有读书上学的命，无一技之长，就业很难。正好我考上萍乡县立中学，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小学同班毕业的同学中只有两人考上公立学校，另一位是卜梅生。他姐姐是福音教教会的专职人员，战后工作调动，把他带到武昌，考上了东湖中学。昔日无忧无虑的小学朋友为生计所迫，多数到商店、煤矿当学徒工，或者挑个担子做小贩。也有富家子弟考不上县中，花钱去读私立学校。 汉冶萍公司关闭之后，该公司在安源煤矿的全部办公设施和房地产都交给了我们中学，校园之大和建筑物之多在国内的中学里是罕见的。高中部在盛公祠，初中部在张公祠，两座楼为记念盛宣怀和张之洞而命名，甚为壮观。战后通货膨胀，大城市的老师叫苦连天，半年前固定的月工资到了学期末只够买几个鸡蛋。我们中学财力相对雄厚，给教员发实物，以稻谷折算工资，按每个老师的能力和声望确定。受学生崇拜和家长赞扬的王牌老师每学期可得到一百二十担谷子，吸引力很大，几位大学讲师级的教员也甘心栖身安源。我校教学质量扬名很远，每年可以保送高中毕业的前三名学生去唐山的北方交通大学，不需要入学考试。我能进入当地的最高学府，对父亲是很大的安慰。他留心邻居中高班学生和家长们的议论，对我校老师的来历和专长了如指掌。 我每天走读上学，见到姓王的小学同学站在校门口卖李子、酸梅或盐水泡的刀豆，买的人很少。看到他，我就想到家中并没有能力让我升学，只不过父母亲硬撑着。家里完整一点的衣服，一具旧挂钟，甚至连一包缝补用的针都卖掉了。眼看剩下的东西不多，全卖掉也换不了几斗米。父母的苦心和期待象无声的鞭子，使我经常有一种紧迫感，和邻居家的小孩慢慢地疏远了。街上敲锣打鼓定是有玩魔术或耍猴把戏的来此地表演，门外人声喧闹和急促的脚步声在对我召唤，我有时动摇，丢下功课去看热闹，回来又谴责自己。随着自制力不断增长，渐渐地能够抗拒那巨大的诱惑。有一次，我看到同学家墙上的条幅：“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据说是录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回家后把它抄在每本教科书的封面上，当座右铭。初一学英语，练习写二十六个字母的楷书和草书，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四个练习本。 然而，我毕究还是小孩，不能每时每刻读书。小地方没有电影，主要的大众娱乐就是皮影子戏。宽裕的家庭有老人生病，子女请郎中的同时往往向菩萨许愿，如果老人病愈，他们一定雇戏班子还愿，在空旷的地方连续唱十天或半个月的皮影子戏。这是镇上的盛事，儿童奔走相告，天没有黑就拿着凳子去占位子。前几年，母亲限制我夜间出去，怕大孩子打我。现在，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已经是初中生，读书人品味应当高一点，再和那些流着鼻涕、乱喊乱叫的顽童挤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何况我能看懂“薛仁贵征东”和“封神榜”之类的章回小说，影子戏每晚只能唱其中的一小段，简化了的故事情节已不新鲜，看过两遍也就腻味了。 我对影子戏失去了兴趣，又没有愿望和体力参加篮排球运动，枯燥和沈闷之中得知高中部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韶风社”，定期举行演奏会。初中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赶上了他们首次的演奏会，见到师生课余献艺，真是别有洞天。两盏煤气灯把大礼堂照得非常亮，观众全体站着看，场内非常安静。独唱“海韵”和“上山”博得热烈掌声，在校园里普及了赵元任的作品。“再见吧，香港”音调悲切，激起听众的爱国热情。器乐合奏表演的是广东音乐，如“饿马摇铃”和“雨打芭蕉”等，给同学带来美感和对岭南风光的向往。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孟文渊老师表演的节目。 孟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国学基础雄厚。他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对白话文运用自如。而他在同学和校友中的威望来自他的新思想和他的爱国热忱。1943-44 年间国民政府号召学生参军，计划在美国帮助下训练一支有文化的精锐部队，从缅甸和云南出发配合盟军反攻，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国土。他效法汉朝的班超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青年军。在他的带动下，萍乡中学的许多高班学生也穿上了军装。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听见哥哥那一辈的高中学生在议论，对孟老师肃然起敬，班超式的人物居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这是后方的一件大事，镇上的人有口皆碑。文具店卖日历，在底版上都印了悲壮的对联：
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本投降后，一部分青年军开赴东北打内战，其余的复员回到学校。孟老师重执教鞭，服务家乡。生活的经验充实了他讲课的内容，更加受到学生爱戴。他远离内战的烽火，心系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师生界限分明的传统社会里，老师参加学生的演出已经是破例。选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内容，更需要胆量。他用朗诵的形式介绍电影“夜半歌声”的故事，接着独唱主题歌，别具一格。观众绝大多数没有看过电影，个别人听说过“夜半歌声”的故事，也只是大慨的情节。孟老师在上海沦陷之前看过两次，相隔十多年，叙述起来栩栩如生，好象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演员宋丹平少年英俊，很有才华，正在和一位纯洁而执著的少女热恋之中，一个豪门恶少雇流氓泼撒硝酸毁了他的面容，夺走了他的情人，断送了他演艺的生涯。他逃离闹市，躲在一栋废弃的楼台顶层，与蜘蛛、萤火虫和老鼠为邻，在凄风苦雨的时刻，他独伴孤灯。每到夜深人静，荒野里隐约传来他悲愤的歌声。 孟老师平日讲课时的那种激情，在银白色的灯光下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对宋丹平的遭遇感同身受，透过剧情向听众倾诉了这人世间的不平。当他唱到“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许多女学生哭了。她门看完演出后，互相补充对方没有记住的那部分内容，把歌词和简谱抄在笔记本上，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 “我要学那刑余的史臣，尽写出人间的不平。”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孟老师成了我们的歌星，使学校的音乐老师黯然失色。 初一第二学期，张有椿老师从陕西蓝田师范学校毕业，来教我们的国文，取代了上学期那位仇视白话文的老古董。在张老师生病的那个星期，孟老师代课，出了一道作文题“睡狮”，要我们第二天上课时交卷。班上同学多数人只会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惜积弱百年，常遭西方列强欺侮，就象一头睡着的狮子。他们老调重弹，千篇一律，早在孟老师意料之中。令他惊讶的是，我把题目改为“醒来吧，睡狮！”文章指陈时弊，痛恨人们自私麻木，颇为慷慨激昂。因为我课后常到图书馆看报纸和期刊，其中有大量发牢骚、骂政府的文章，对中学生鼓动性很大。小孩子记性好，天天读同类的文章也就学会了整套的句子组合，一股脑写到作文当中去。孟、张两位老师都很兴奋，用红纸把我这篇稚气十足的作文抄成大字报，贴在走廊上。从此班上的同学叫我“醒狮”，一直叫到初中毕业。 一些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张公祠称王称霸，欺负低班同学。他们称三年级的学生为“老爷”，二年级的为“学生”，一年级的为“坨股（饭团）”。一九四八年，我已熬到了“学生”的地位，再过半年就要跻身老爷的行列。新年后上课，最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孟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并且正式教我们的国文课。我坐在前排，端详他的一举一动。他比一般南方人个子高，五官端正，加上很淡的眉毛，一副严肃而又善良的长相。他穿一件长袍，文质彬彬，很象照片上民国初年的文人。第一堂课的头二十分钟，他没有打开书本，而是在黑板上抄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爆竹声中除旧夕， 这首诗刊登在一九四八元月号的“中学生” 杂志上，作者是该杂志姓夏的主编。 孟老师讲解这首诗的时候，力图唤起同学们的忧患意识。联系结尾两句，他介绍了晋朝祖狄和刘琨闻鸡起舞的典故，鼓励我们效法历史上的悖人，在艰难岁月里互相砥砺，练就本领，立志报国。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也不知道怎样报国，只觉得年青人应当有朝气，以祖狄和刘琨为榜样，珍惜青春的时光。 孟老师热爱苏联的文学，醉心“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在教育部颁发的课本外，他自己刻蜡纸，油印补充教材。如鲁迅的七言律诗“自嘲”，矛盾的散文“白杨礼赞”，林觉民给妻子陈意映的绝笔书等传世佳作，我都是在这段时间内读到的。他的学识，激情和表达能力溶为一体，听他的课实为一种享受。 高中学生组织了各种读书社，以扩展文化视野，他们请化学老师讲原子弹常识，物理老师介绍雷达原理，文学方面常由孟老师主讲。每次见到他专题演讲的海报，我都走二里地到校本部去赶场，从不缺席。他介绍的作家从屈原、鲁迅到高尔基，他分析的作品从“子夜”到“静静的顿河”，场场爆满，许多人在门口和窗外伸着脖子听。 日子过得很快，四九年春季已是我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也迁到县城的新校址。我挑着行李，离开安源，开始住校过集体生活。浙赣铁路沿着萍乡城南，绕到城西，在那里有两座铁桥横跨萍实河及一条支流，进入火车站。我们的教室楼在西郊汪公潭的山丘上，离铁桥的直线距离只有二百多米，火车的汽笛和过桥的隆隆声常使我的视线离开黑板，转移到窗外，河水、行人、铁桥，以及车站的扬旗和信号灯尽收眼底。 华北和中原的会战已经结束，国民政府败局已定。三月开始，从东向西的军车一天比一天多，车箱里挤满了士兵，军官和少数家眷，平板车上载着涂有保护色的坦克和罩着帆布的大炮，显然是从上海一带撤向湖南和广州。 我们不知道大局的变化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因循多年习俗，象上一届毕业班学生那样度过最后一个学期，每人省点钱到照相馆去照张象，再买一本或大或小的题词本。象片印得不多，只和亲近的同学交换。题词本很厚，前面几页留给班主任和有好感的老师题词，后面几十页则挨个请班上同学留言，以作记念。多数同学不善于辞令，只好相互抄袭，找些陈词滥调应付，最常见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更有牵强附会的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壮士兮守四方。”老师态度严肃，一般要求将本子留下，第二天去拿，以便有时间斟酌，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写点有意义的话。 我买了一本比较讲究的题词本，有缎子覆盖的硬封面。我在孟老师的办公室门外喊了声“报告”，听到他回应“进来”，便翻开空白的首页，走进去请他题词。他正襟危坐，拿起毛笔，取下铜套，在砚台里理顺了羊毫，挥笔而就：
年青人不要做沼池中的死水， 使我惊讶的是他已经有词在胸，可以不假思索。我深为感动，向他鞠了一躬，退出时随手带上了门。我站在走廊上等墨水晾干，琢磨这两句话的意义。他知道我想学理工，志在当工程师或科学家，而他的题词婉转地否定了我这平凡的人生目标，鼓励我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 四月下旬，解放军主力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红旗插到了国民政府总统府的屋顶上。湖南省的陈明仁将军和省长程潜宣布起义，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狼狈不堪，向广东和台湾仓皇逃窜。解放军还在几百里以外，县政府的唯一武装力量是自卫队，有一百多人。队长姓胡，二十二年前他才十五岁，尝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滋味，此时见势不妙，已只身逃走。队员自动解散，回家种田。五月初，县长也跑了。学校五月三日放假，比往年几乎提前了三个月。我们没有期末考试，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领文凭，一切都免了。初中毕业标志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我的初中毕业正逢改朝换代和两个时代的分隔，其历史意义超过一纸文凭。 国民党在我们县的统治已名存实亡，全县变成了军事和政治的真空。然而，长达五个月的暑假里，方圆几十里内没有杀人越货的新闻，老幼尊卑的礼仪如旧，传统的社会没有随着政府的崩溃而解体。湘东和赣西向来是一个自然的农业经济地区，经历过日军长期封锁而存活下来，偏安之中老百姓习惯了俭朴的生活，安贫认命，没有人鼓动和组织是不会闹事的。 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县里的社会贤达和学界名人筹组了一个“应变委员会”，维持局势的安定和政权的过渡。全县唯一的官办报纸“群报”停刊了，委员会在县政府衙门外的东墙上用手写的大字报发布新闻，采用中性词句，解放军每占领一个城市，大字报就说该城市“易手”，不用共产党的“解放”，也不用国民党的“沦陷”。 恩格斯说过“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为了迎接这个节日，孟老师和左派学生在离城不远的农村小学里练习扭秧歌，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那天，他们载歌载舞走在队伍的前头，表现了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和欢迎。战士们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队伍中响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工人、农民、市民和学生在革命的旗帜下组织起来，有着喊不完的口号，学不完的新名词，还有开不完的会。百姓一反千年的个体旧习，有领导地忙碌，集体表达盛大节日里应有的欢腾。 大军过后，党的宣传团体前来占领思想阵地。郭兰英演唱的“翻身道情”把陕北的民风带到了江西，“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第一句就足以激发听众对剥削制度的仇恨。解放军某部的文工团巡回到萍乡，演出革命歌剧“白毛女”，全城轰动。县政府和各个学校的围墙上，几十年来写着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被横幅标语覆盖。“看！旧社会怎样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怎样把鬼变成人。”触目惊心的海报，新颖的题材和动听的音乐吸引着城里城外的年轻人，许多人没有票，只能在剧场外兴叹。 最后的一幕，翻身的农民在打谷场上开斗争大会，清算恶霸地主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两个坏蛋跪在地上，由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控诉他们的罪行，群情激愤。当喜儿披着白发来到现场，以高亢持久的曲调哭诉她的悲惨遭遇，台上的群众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喊打的声音连成一片。靠近乐池右端的观众振臂高呼“打倒恶霸地主！”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几个农民爬上台去，抓住扮黄世仁的演员就打，阶级仇恨充满了整个剧院。口号声中，黄世仁和穆仁智被押到后台，幕后响起了模拟的枪声，复仇的子弹结束了恶霸地主及其帮凶的性命。八路军和贫下中农尽情歌舞，解放区的人民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演员谢幕的时候我挤到了前排，仔细端详那几位看戏入神，错把演员当作地主的农民。我大吃一惊，孟老师也在其中。根据外地的经验，他和几位高三同学装扮了愤怒的观众，加强了演出的宣传效应。 四九年以前，苏联的小说和诗歌早已引起孟老师对革命的憧憬，此时他已身在壮阔的波澜之中。正象当年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一样，他热情地迎接共产党和解放军，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走上街头宣传党的政策，登上舞台纵情歌唱。 职业歌手刘文干来到我校当音乐老师，整个校园都增添了艺术的气氛。他是福建音专声乐系毕业的，曾在南京电台专职独唱，因逃避战事而回到萍乡的丈人家，暂时屈居在中学里。孟老师悖慕他的歌喉，更希望他能发挥专长。革命的胜利使孟老师变得年青，精神焕发，他利用自己在教师和学生中的影响，竭力倡导和组织“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他从我们高中部的同学中挑选了合唱队员，动员初中音乐老师去拼凑乐队，刘老师负责指挥，兼朗诵和男高音独唱。学校里有一批因为内战而随父母南逃的学生，他从其中发掘到女高音独唱的人才。最后，孟老师自己登场，扮演对口曲当中的张老三。经过三个月的排练，一个矿区的中学居然演出了如此庞大的节目，并且形成了一枝土生土长的文艺宣传力量。 我参加了合唱队，每天和孟老师见面，关系应当比过去更为亲近。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一种失望，大概是因为我对政治宣传尚未消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没有象他期待的那样迸发热情。 革命不再是优美的诗句或令人神往的情节，已经从理想和宣言变成了血的现实。只看赣西的历史就知道，革命的成败是以杀多少人或多少人被杀而记载的。现在是胜利者向失败者算总帐和加倍讨还旧债的时候了。在巩固政权的第一个浪潮中，国民党留下的两位高中军训教官就被枪毙了，许多年后，学习了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才懂得新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做。 土地改革的波涛随即冲进了学校，四九年前买田置地的老师难过此关。一天早上，我沿着河边小路去学校，见到初中时教我们化学的宋砥之老师迎面走来，十一月的天气，只穿着单衣和草鞋。他被五花大绑，后面有一个农民牵着绳子。因为宋老师秃顶，姓吴的同学笑他二十四根头发梳西式头，班上的人都觉得很俏皮。此时我想到宋老师前面的刑罚，觉得姓吴的同学有点缺德。宋老师再也没有回来，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初中教英语的胡老师解放后就失去了工作，他满脸胡须，戴近视眼镜，加上他因脾气倔而闹过些笑话，同学们还念叨着他。班上和他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人回家过年，见到他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站在簸谷的风车前面，农民对他泼冷水、鼓风，这是当地“打浮财”的方法之一。 孟老师没有土地，本人没有太大的麻烦。他把老爸给他的金银首饰和狐皮袍子等值钱的东西上交给农会，表示对土地改革的支持。为了宣传党的土改政策，他鼓动刘老师组织和排练“土改大合唱”，演出地点选在县文化宫也就是过去的孔庙，教育了许多市民。接着又动员全校的人力和物力排演歌剧“赤夜河”。“赤夜河”的情节和“白毛女”大同小异，地主压榨农民，强奸贫农的女儿，女儿的未婚夫怀着满腔仇恨参加了八路军，最后赢得家乡的解放，严惩地主老财，为无产阶级报仇雪恨。 朝鲜战争爆发后，孟老师又急于帮助学生和市民提高警惕，巩固红色江山。他和刘老师协同努力，排演了童话歌剧“幸福山”。幸福山象征自由幸福的祖国，豺狼虎豹代表凶恶的阶级敌人，狐狸则是狡猾的敌人。老猎人带着大刚和小刚拼搏，消灭了全部野兽，少女们头戴鲜花，轻歌曼舞，庆祝胜利。三十年后成了戏剧家的锺杰英比我高一班，他演老猎人。唱词最多的是大刚和小刚，两位保卫幸福的主力。刘老师选我演小刚，我不敢担当。孟老师对我做工作，告诉我“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革命的热情是首要的，演唱的技术是次要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警惕性。在两位老师鼓舞下，我勉为其难，总算没有出差错。剧尾有大刚和小刚的一段二重唱：“幸福山在万山之中，山外有山岗外有岗。山里的虎狼全打尽，山外的野兽还猖狂。钢枪紧紧地握手中，永保幸福万年长。”经过多次排练和演出，我已深入角色，手握道具枪，似乎看到了幸福山外，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在朝鲜猖獗，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盘踞在台湾岛上。 一九五一年春节前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小学教职员工中进行，教我班世界历史的周胤之老师首当其冲。为了局势的稳定过渡，他担任我校解放后第一任的校长，已经完成使命。问题是他参加过国民党的复兴社，只有揭露他才能发动群众。我校的教职员和周老师相处多年，一时打不破情面，对他的追查比较温和，运动开始并不激烈。领导小组为了掀起斗争高潮，进一步发动年青教师，并且让学生中的青年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重新搭配力量，火力变得很猛。初中教地理课的女老师姓范，是从南下工作团转来的，她因参加革命而辍学，政治上还是个“群众”，有点两头落空。她为了入党，急于火线亮相，成为斗争会上的急先锋，敢打敢冲。同时，我们高二的黎大哥站了出来，成为领导骨干。他原是铁路工人，身材魁梧，比我们大十多岁，四九年以前因地下工作需要混在附近一个私立中学念初中。解放后，他从暗处走到阳光下，成为我们中学的精神领袖。在黎大哥和姓范的女将带领下，老师们为了自保，群起怒吼。周老师性情刚烈，向来律己很严，独善其身，没有受过此等委屈。他经不起轮番审讯和拍桌打椅地追问，从楼顶跳到山坡下，一死了之。 周胤之老师自杀的消息传来，我有点内疚。有一次他讲课，说日本人善于模仿但缺乏创造性，我打断他的话，批评他“没有把日本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剥削阶级区别开来”，他表示虚心接受我的意见。由于黎大哥和班上的积极分子多次指责我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太重，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在课堂提问中搞阶级分析，无非是刁难老师，向班上的政治领导表白自己，欺负了弱者。另一方面，我又原谅自己，“天地君亲师位”已废，听党团组织的话是时代的要求。周老师皮肤黝黑，戴副近视眼镜，当时没有世界史的课本，他从英文书摘录教材写讲稿，给我们印象很深。他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讲起，只上过几堂课就消失了，我一直为他惋惜。他身体硕壮，精力充沛，在正常环境里能多活很多年。后来，他的两个女儿都参了军，并且嫁给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镇反的头号目标消失了，斗争的锋芒立即转向孟老师，他参加青年军的那段历史成为我校的重大敌情，继续发动群众的好材料。他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气概参加青年军为的是打日本，保家卫国。日本投降后，他已被遣散回到学校，留在青年军的人被国民党派到东北去打共产党。一个笼统的历史责任落到了他个人头上，把他定为反共罪人。按镇反的规定，国民党连长以上的军官，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够得上反革命。他这位曾有过少校教官头衔的人在劫难逃了。多年的同事在斗争会上突然变脸，姓范的女将阵阵尖叫，逼他交待。他对土改的积极支持，此时也变成了反动派退却时施放的烟雾弹，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一位久经风霜的老教员私下劝他要想得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受点委曲，低低头也就过去了。”他却坚持“士可杀不可辱”之类过了时的概念，步上了周老师的后尘。 他从教室楼的四楼爬到房顶的老虎窗，再往下跳。当他滚到屋檐边的那一瞬间，求生的欲望战胜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他抓住白铁皮的水槽，最后还是落到地上。他双腿折断，牙齿全部磕掉，但他还没有死。班上一位同学见他在那里蠕动和呻吟，含着满口鲜血，反复咕咙三个字，好象是“可恼火”。校医赶到现场后听懂了，说孟老师要求打一种止痛针。同学中几位落后分子去医院看过他，孟老师对他们说“有的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大概是指那位从南下工作团转来的范老师。书生无用，自杀已是彻底失败，到死亡的边缘说点气话，动不了运动积极分子的一根毫毛。 五二年秋天，我去武汉上大学。一位姓王的女生还念师生之情，打听到孟老师住在城隍庙附近，约我一道去看他。她比我低一班，参加过“幸福山”的演出，后来上医学院，当了医生。没有她的提议，我一个人还没有如此胆量。城隍庙当时已是县纸浆公司的仓库，孟老师住的破屋子靠着庙的西墙，搭了个斜屋顶。他没有床，被褥铺在一层稻草上，坛坛罐罐全放在墙脚，家徒四壁，一看就知道他是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的。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显然腿已残废，站不起来。他妻子正在为他熬草药，旁边站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他脸庞变形已长短易位，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看不清他有什么表情。我们安慰了师母几句，向孟老师告别。姓王的女生说孟老师向我们点了头，但是我没有看出来，至少是他的动作不明显。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孟老师，听说他伤势好转后被送到县的监狱，不到半年就死在里面。 许多老师认为孟老师不应当死，因为当地政府没有打算要他死。解放后，军训教官被杀，初中的化学老师和英语老师被农民专政，学校的童子军教官和训导主任都失去了工作。孟老师还保持了教学的职位，说明当局区别对待，还要用他。镇反运动中整他是为了巩固政权，拍桌打椅可以提高师生的觉悟。他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即使在监狱里关几年也会放他的。 孟老师不应当死，因为“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太陈旧。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证明士可杀更可辱，在革命队伍里不应当有个人的尊严。挨整和整人是革命前进的推动力，是革命者基本的生活方式。数学老师汤增光为人忠实可靠，解放后被同事推选接管学校后勤总务。只因有钱财经手，在“三反”运动中成为我校的“老虎”。他坐在一个空教室的中央，接受二十四小时的审问，夜间不能睡觉。白天有初中十三、四岁的女孩分批轮班， 围着他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死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汤老师没有孟老师那样敏感，也就没有孟老师那样脆弱。他接受侮辱，活过来了，和新旧两代人共同见识乌托邦的实践和破灭。一九九九年，国内的同学回萍乡参加中学校庆，还见到汤老师，八十老翁依然眼明身健。 我到武汉大学入学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那里的中学校友津津乐道徐懋庸责令教授们在体育馆罚跪的场面。他戴着左翼作家联盟秘书长的光环，以无产阶级的权威统治了珞珈山。讲台前沿跪了一排教授，大杀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威风。五五年肃反轮到徐懋庸本人挨整，他自认革命有功，挨整后 不服气，写小品文发牢骚，五七年成了钦定的右派，发落到天津郊区劳动。他没有寻短见，而是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混日子，文革中被当作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批斗，继续苟且偷生。 孟老师不应当死，因为老天爷还没有绝他的后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姐夫在国务院某部当党委办公室主任，只是处级干部，他在北京款待老家来的干部，略施小计就改变了丈人的阶级成分，从地主变成了团结对象。文革中，孟老师的妹夫官拜南京和广州两大军区的司令员，从收音机里常听到他妹妹也去飞机场接送外宾。每次听到她的名字就有一个念头袭来，如果孟老师还活着，他妹夫完全有能力庇护他，军区司令员可比处长大多了。 孟老师的弟弟孟文涛是位作曲家，戴眼镜，性格沈静，四七年代替我们音乐老师上过几堂课，给我们讲了一点乐理，教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后来从报上得知，他在解放军文艺学院任教。当时我不理解那首民歌妙在何处，甚至觉得有点怪。时间久了，才慢慢体会其中意境。这首歌伴随了我一生，从东海岸唱到西海岸，回味无穷。每当我唱到“为什么这人世生活象毒蛇似的咬人痛，……”就会想到教唱的老师和他不幸的哥哥。 事隔五十四年，我初中毕业的题词本早已失落，粉红笺上孟老师的柳体墨迹仍在闪耀。
年轻人不要做沼池中的死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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