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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第 一 謗 書 李 宗 仁 回 憶 錄 批 判 黎望樹
編者按：中國大陸學者黎望樹教授剛剛完成的這部著述，是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歷史反思的又一個重要碩果。它對被《李宗仁回憶錄》一書所竄改的民國歷史、污辱的歷史領袖、和刻意要顛倒黑白地予以或貶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駁駁的事實，也就是揭開塵封之後的歷史真實，進行了重新的指證；在對「是誰捍衛了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誰才是中國艱難共和歷程的中流底柱？又是誰才真正地領導了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和誰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國家民族的罪人？」等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事實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於該文涉及到大中華民國政界和海外學界的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學者專家，所以，本刊一方面全文發表「批判」一文，一方面歡迎「反批判」，祇要是有事實有根據的反駁，本刊都會予以刊載，以利於展開對大中華民國歷史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識，為在全中國範圍內推倒歷史謊言、推動中國現代歷史反思運動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作出我們平凡但卻是應有的貢獻。
正文：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六十萬言《李宗仁回憶錄》，其最早版本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推出的，海外版則是香港南粵出版社――中共官營的三聯書店附屬機構――推出的。李氏口授本書的主旨「是想乘機寫一部控訴書，或鳴冤白謗書」(注1)。大陸版印行於一九八○年，正是葉劍英所說的「迫害兩億人，致死兩千萬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就有71%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和「反黨份子」，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幹被立案審查的約佔75%(還不包括挨批挨鬥者)；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的76%、中央軍委主席的86%、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70%、國務院副總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各省市黨委書記的75%，都受到殘酷迫害。綿延十年的武鬥使國民經濟遭受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幣(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國基建總投資才六千億元)，工農業生產瀕臨崩潰的邊緣，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開始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之類的嚴肅課題。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空軍最先進的米格十九機長範園焱毅然駕機投奔自由，降落於台南空軍基地。而一般民眾偷聽《美國之音》與《自由中國之聲》廣播者已逾億。為了收拾人心、挽狂瀾於既倒，中共新當權派軟硬兼施，意欲抵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億萬同胞的感召力，軟的一手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和平統一方針，不再提「解放台灣」的口號；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夢》等詆譭中華民國領袖的謗書，其中《李宗仁回憶錄》正是起了一般小說、傳記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過氣政客的自傳，和他在自傳中對蔣介石喋喋不休的誣罵，更以一貫的強制性宣傳，來強迫大陸讀者接受李氏的偏頗和偽善言辭，進而迫使大陸人民放棄對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冀望。 李傳的海外版印行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時，大陸民眾已經經歷了鎮壓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和「嚴打」等政治運動，城鄉間瀰漫著對共產主義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機，各級官吏普遍貪污腐化，人民普遍喪失理想，目光短淺，追求物質享受，崇尚「一切向錢看」，因精神空虛而行為失檢，道德水準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軍機師接連發生了吳榮根、孫天勤、王學成、蕭天潤、陳寶忠等駕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轟五機、米格十九等投奔台灣的事件，台灣方面則揭櫫「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口號。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傳，藉李宗仁這個退職總統之口，渲染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獨裁、政治腐化」，企圖重新鼓吹「祗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李宗仁回憶錄》究竟賣了多少本？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存恭先生親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剛在台演講時，示意引言人說銷行一百萬本，陳氏認為「無論如何，至少銷行了數十萬本」(3)。 中國大陸經歷了腥風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祇剩下八齣「革命樣板戲」，文學作品祇印風派作家浩然的《艷陽天》與《金光大道》，在百花凋零、一潭死水之際，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諢厚書，講的盡是聞所未聞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時洛陽紙貴；就以大陸兩千多個縣68.78萬家學校來計，售出幾十萬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作為一件統戰工具，李宗仁是名利雙收的。奇怪的是，在號稱「復興基地」的台灣，由於長期戒嚴所形成的壓抑、逆反情緒作崇，復經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憶錄》也創下不俗的銷售記錄，例如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一等秘書、駐荷蘭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開宣稱「看了(此書)我一直對李宗仁有份好感，這是教科書及社會宣傳中諸多的捧蔣介石的文牘所不能比的」，這位簡任官未讀完全書就斷言「寫的是真的，讀來合情合理，較易取信於人……讓人看了愛不釋手，看了讓人對中國近代史有大致的瞭解……」(4)一般來說，在台灣，讀書甚少、對近代史涉獵不深的人，對此書會頂禮膜拜視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實學、博覽群書的歷史學家則不約而同認為中共傾銷《李傳》，祇是「為詆譭我領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襯托出李宗仁的偏激與無知」。(5) 陳存恭論文發表於十八年前，當時大陸上許多檔案資料尚未解密，故四萬餘言的論文偏重於抗戰爆發前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對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針見血的評價，云「李宗仁回憶錄每對國民革命軍的領導者蔣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擊，謂其用權術、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誇『忠厚坦誠』，然而從李、黃在廣西崛起的過程，即可發現他們多次動用權術。李氏為了整飭軍紀，在沒有充份證據下處死一名罪不至於死的士兵，祇因此士兵是李的同鄉，拿來殺雞儆猴，這是他承認自己用權術的一次。在政治立場和戰略計劃方面，他表面上曾服從過粵軍陳炯明，嗣即服從再起的陸榮廷，他誘勸陸放過黃紹竑而北上與沈鴻英爭桂林，他欺騙從南寧來訪的林俊廷，最後聯合不得人望的沈鴻英偷襲南寧，再聯合粵軍討沈鴻英，這些都不能不說是詐術的運用。至於黃紹竑部，先接受沈鴻英號令而移軍於梧州附近，趁沈軍失利而奪取梧州，再以鴻門宴擒殺馮葆初，偷襲同屬大本營的陳天太，亦無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詐術的運用。」(6) 在李宗仁縱橫捭闔的廿世紀上半葉，割據中國南北的大小軍閥何止六、七十人，為何李氏得天獨厚要勞動哥倫比亞大學派遣專人耗時七年去製作口述歷史？那是因為他在國難深重的年代當了四百零一天中華民國代總統(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離職脫離崗位)，然而李傳僅以8.9%的篇幅記述這位大總統的「政績」，即使加上副總統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僅佔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噓自己護國、護法、統一廣西、北伐、抗戰等等功績佔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攝總統職之前，國軍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打了幾場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萬忠勇官兵殺身成仁，但在李宗仁執政一年中，共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江南幾無激烈戰事。這就是李宗仁諱言那一年經歷的根本原因。
唐德剛說李宗仁是「忠誠厚道的前輩」「溫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從李宗仁口授的這部回憶錄中可知，李宗仁是一個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諸如，他嘵嘵不休反覆強調「他(蔣介石)要我出來，不過暫作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佈置，佈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劃，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時日延長，美國政府可能改變對華態度而大量助我……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在蔣先生幕後控制之下，守江謀和的計劃無法實施。結果，開門揖盜，天塹長江，一夕而失。凡此種種，均係蔣先生有意出此，讓我早日垮台」「共軍之所以能席捲江南，奄有全國，並非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能使我軍一敗塗地，實因蔣先生自毀長城開門揖盜之所致。此次江南之敗，似非由於他指揮低能之所致，細研全局，我深覺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灶，運用美援，建立一個小朝廷，以終餘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誇耀的――「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坐擁半壁河山」――「我當時的心境是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辱」(9)呢？從四十八年後公開的絕密檔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過劉仲容(總統府外事局專員)轉告中共駐滬負責情報聯絡工作的吳克堅，說明他已派人去武漢，要白崇禧將武漢讓給中共，並聯合湖南省主席程潛一同動作反蔣。若程潛不肯聯合，則白可向長沙進攻；如程潛同意聯合，則桂系軍隊可以放心配合中共軍隊進攻南京」(10)。蔣介石下野後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11) 李宗仁生前萬萬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的機要部門為了「創收」，竟把「大內檔案」輯印成書，把他見不得人的卑劣勾當與鬼蜮伎倆全部抖了出來。在口授自傳稿時，李猶振振有詞云：「上海公眾組織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組成一個人民代表團坐飛機往北平，華中剿匪總部參議劉仲華和立法委員(按；此處李氏故意不提黃啟漢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經我同意，後來報界傳這兩人是我私人代表，並非事實」(12)。又說「外傳黃紹竑飛漢去港是銜我之命，全非事實」(13)然而黃啟漢在回憶錄中坦承啟身前夕「我到南京見李宗仁，晚上他約我和劉仲華在他房間談話，他說，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黨取得聯繫，他已經叫空軍派定了一架飛機，明天就把我和劉仲華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劉仲華(有廿六年中共黨齡)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表示求和誠意」，這是第一次，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飛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義安排搭乘國軍空軍最後一架撤離北平的飛機回南京。
「到南京後，我立即去見李宗仁，向他匯報在北平見到葉劍英以及談話的詳細內容。李很高興，說總算很快就搭上了關係」。隨上海和平代表團北上是第二次，那時劉仲華奉令暫留北平，二月十三日專機北上時攜去劉仲華的妻子及三個兒女，行前兩天「李宗仁來到上海，和我在霞飛路黃紹竑家談話，要我帶給毛澤東一封信，並要口頭轉達六點意見：(1)希望能實現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5)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為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李宗仁要我把這幾條意見用筆記下來，再三囑咐務必轉達無誤。李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我……我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電報密碼本全部交給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王拓轉交到李克農處，由李指定一個電台為我收發和翻譯李宗仁和我來往的電報……代表團南返時，我叫劉仲華向李宗仁謊稱我已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個電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繼續擔任聯絡工作。四月三日，周恩來在六國飯店單獨接見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系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蔣軍攻擊，祇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的話，他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流露一絲微笑，認為對八項原則(包括第一條懲辦戰犯)為談判基礎的問題，完全可以接受。接著，他叫人找秘書黃雪，當面交代起草電稿打給毛澤東，再次表示誠懇求和」。(14)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會議時未在《國內和平協議》上簽字，是迫於全體與會者均不同意。事實上當時南京衛戍部隊全係黃埔系軍隊，桂系全無行動自由。李、白私下與共方密使往來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將曾公開宣稱：「如李代總統要舉行所謂的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開會！」又說「如李代總統要向共黨投降，安全的責任我們是不能負擔的」(16)。這些堅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覓不到投共的間隙。 蔣介石是否「自毀長城，開門揖盜」讓共軍席捲江南呢？請看周宏濤回憶：「閻錫山組閣之前，先到台灣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指示：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財金分為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上海、青島等沿海重要港口，對內外正式宣佈為作戰地帶，陸海空交通實施封鎖。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中央應劃區督導與輔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員會方面，東區、西區各設分會，東在台灣，西在重慶。以及肅清政府統治區域內黨政軍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縱隊」，「江靜輪駛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及段軍長自甬縣坐機帆船來見，蔣介石對防務方面指示頗多，以求保住浙東」「(十一月九日)蔣介石決定趕赴重慶，堅守大陸最後一片國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聲不斷，黃少谷數次請蔣介石離渝，但蔣介石認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堅持要在重慶留到最後一刻……飛機離地的一刻，已可見得有共軍持槍向我們射擊」「(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隨蔣介石飛往舟山群島，這趟秘密行程極為危險，有遭中共軍機襲擊的可能」(17)。周宏濤追隨蔣介石左右十五年，歷任侍從秘書、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等要職，在中華民國最動盪的時期，他在蔣介石身邊親眼見證了蔣介石的榮耀與苦楚。基於侍從室人員守分守密的紀律約束，他從未論述過中樞機密，直至他臨終前幾個月，深感應該為歷史留下見證，才口述了這部回憶錄，其內容主要取材於幾十年的日記，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從上述記載可見，在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陸部份江山，並非李宗仁所說他於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棄大陸。此後閻錫山確實遵照指示，全力保衛華南並且下令封鎖淪陷區的港口，派空軍轟炸各個港口，多艘不顧禁令停靠的外籍輪船因此受損；在外交戰線，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蘇案，終於獲得通過。這一切盡皆彰明昭著記於史冊，絕非一部私人口授傳記所能抹煞的。
李宗仁口授自傳時稱：「說我們桂系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又說亥敬電「祇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埋怨京滬港新聞界「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18)事實上，就在他的《回憶錄》裏，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閻錫山赴滬向蔣提出六條方案，作為他離桂飛穗主政的先決條件，其中第六條係「希望蔣先生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19)，無異自摑巴掌。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張發奎檔案微卷中有一份標明「極機密」的文件，係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張發奎飛桂林時與李宗仁、甘介侯、韋永成等會談兩次的記錄，最後訂定甲乙兩案，甲案要蔣出洋，乙案要蔣交權。前者六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指蔣)表示一明確的態度，務使其將全部資本交出，包括政權、軍權、財權及一切金銀、外匯、物資、軍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國」。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與白崇禧、居正、閻錫山等在桂林夜談的《談話記錄》，不僅要索取全部權力，而且要求蔣介石「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這份密件油印僅數份，寄交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一份、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兩份、派專機送蔣介石一份，可以視為對蔣介石的一紙通牒。(20)對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說：「同老蔣攤牌，本來就是我的一貫主張。」(21) 李宗仁的親信、國民黨中常委程思遠則有如下回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漢，白崇禧對我說，不久以前，梅貽琦、晏陽初、盧作孚聯袂從寧、滬經漢口入川，根據他們反映，寧滬和談空氣高漲，盼武漢方面有所行動。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機關首腦邀來漢口，共同發起一項呼籲和平的運動，目的在逼蔣下台。」(22)
時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陳存恭教授訪問時坦言「我認為李代總統指揮不靈，提議總統復職。我再徵求李意見，李同意了。我們打電報給總統，派吳忠信專機去見總統，總統答應了，到重慶來了。總統到重慶時，李不同我講，竟飛昆明去了。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祿薰心，避不見總統。我曾打電報要他回來，他回電說視察未完，不肯到重慶來，此事就擱淺了，而大陸軍事逆境，終於無法挽回」(24)。
李宗仁說「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25)。這也是欺人之談。解密檔案顯示，白崇禧在通電逼宮後十九天便「派黃紹竑從武漢乘專機秘密飛香港，將他致李濟深信函託民革駐港負責人黃琪翔轉予中共駐港負責人潘漢年轉達毛澤東，講白崇禧『反蔣早具決心』，請中共中央轉知中共華中局與白達成軍事諒解，並商定以後共同作戰計劃。黃對潘說『白已決心和平，與蔣系已成敵對，但桂系軍力在華中祇及蔣系的三份之一，程潛雖可聯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無成功的可能。』蔣介石下野後一週，白派代表李書城往鄭州見共方中原野戰軍負責人，基本同意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祇是感到宣佈戰犯太多，他本人不應包括在內。他仍願意聯合共軍對蔣系作戰，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編他的軍隊，並能讓他參加聯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二野劉、鄧並告陳毅：我們決定聯合李、白反對蔣黨，決定要白讓出花園口以北地區……如守軍南撤，則不要攻擊或追擊……待東北(四野)主力到達後，再通知白崇禧連同漢口、漢陽等地一齊有秩序地讓給我們。四月十日白崇禧電共方稱安慶桂軍撤退暫有困難，請中共暫留該地勿攻，以待和平解決云云。是日中共中央電劉伯承、張際春、李達並告總前委，令前線停止對安慶的攻擊，彼此暫維現狀。」(26)從後來白崇禧不戰而退的記錄來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指示喪師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會戰前力主白崇禧統一指揮黃淮平原戰區，反對分割成華中、華東兩個剿匪總部，這也是他過高地估計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國軍在華北節節取勝時，白崇禧調動華中剿總十二個整編師加上保安團隊共計卅多萬人馬，在大別山清剿共軍三個多月，卻不曾見到一個連以上的共軍，但是所有通往大別山區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黃泛區的共軍破壞得寸步難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會戰的第一炮還未打響，而鄂北的重鎮老河口、襄陽、樊城卻接連被共軍攻佔，坐鎮襄陽的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一再呼救，無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編第七師的行軍速度卻比烏龜都慢，以致於襄陽城破時康澤被共軍陳賡部生擒，導致襄陽北面的南陽、新野陷於孤立。同時也使共軍在渡長江前就能早早地進佔荊門，進而控制宜昌；更使後來國軍西撤的退路被共軍先期佈置好了障礙與封鎖線。總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華中剿總轄下平漢線上所發生的敗績，要比津浦線上所發生的敗績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陽失陷後，孤立了四個月的華中剿總副司令張軫竟獻城投共。白崇禧接獲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密電，命令將張及師以上軍官扣押解送廣州審訊，白氏卻故意放縱張軫乘隙逃離武昌，讓他拉走三個師兩萬餘人叛逃。此舉打亂了華中剿總保衛武漢的部署。而華中先敗的惡果或多或少影響了徐蚌會戰的失利(27)。據白的副手、華中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宋希濂回憶，黃維兵團被圍困在雙堆集時，中樞急調宋部第二十、廿八軍從鄂西北開往武漢待船東下增援，白崇禧則下令運輸司令部不准運兵。國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讓第二十軍調走，但又竭力阻撓第二軍東下，還派警衛團將輪船看守起來，顧祝同、蔣介石的電話都被他頂回去，且命令第二軍返回沙市。結果，黃維部十多萬人與杜聿明所率兩個兵團全部被殲。宋希濂認為，抗戰勝利後李、白力主戡亂、反對和談，是為了讓中央軍與共軍打得精疲力竭，兩敗俱傷，桂系便可從中取利；不讓張淦兵團與宋希濂兵團東下解圍，就是希望中央僅剩的主力部隊在徐蚌地區被消滅，到那時蔣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在回憶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蔣介石獻三策，其上策係把白崇禧在武漢控制著的十幾個軍調到徐州戰場，來一個主力作戰，定能打垮共軍，可惜白氏按兵不動，結果是全軍覆沒，而白崇禧也沒有保住武漢。(29) 回顧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這個華中軍政長官也是有愧職守的。據華中戰區一位汽車兵團主管回憶：「桂林為廣西省會，又為白長官之故鄉；且白長官所統率的部隊，除黃杰兵團外，其餘如夏威兵團、張淦兵團，都是廣西系統的基幹部隊，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長官能有所作為，在湘桂線上能與共軍來一場大決戰，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豈知白將軍徒有小諸葛之虛名，雖擁有數十萬大軍，卻始終舉棋不定，毫無作為。在駐節桂林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的準備，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極的整備，故於共軍攻佔廣西全州時，又匆匆從桂林向柳州撤退，處處居被動挨打狀態。當時白長官對許多配屬的部隊似乎採取不聞不問的作風，不但撤退時得不到命令，連他的企圖也搞不清楚，因之，我們這些汽車部隊、通訊部隊、工兵部隊、炮兵部隊、憲兵部隊等部隊長祇好憑自己個人的關係，與長官公署的有關幕僚單位主動協調聯絡，而決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長官公署向南寧撤退前並未通知下屬單位就撤除了電訊總機，倉猝出發，但見「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故車行甚緩，駛到遷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面車輛長龍估計達二千五百輛之多，延綿數公里。碼頭上僅有渡船兩艘，每次祇能裝載大卡車兩輛過江，一次來回需時十分鐘，每天最多裝運二百輛，我們兵團的車輛要輪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輪半個月。我於失望之餘感慨萬千，深覺高級將領們平時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綢繆，既欲撤退，為何連後方交通幹線的渡橋也不預先搭建呢？像遷江這樣僅有幾十公尺寬的江面，搭一座可載汽車通行的便橋，乃是輕而易舉的事，假若預作準備，至少可以爭取十天時間……本兵團的汽車陸續渡過四百五十輛，尚有七十輛停在岸邊待渡時，共軍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僅二三千公尺，步槍槍聲已清晰可聞。在此危急情勢下，祇得決定將未及過渡的車輛澆灌汽油予以焚毀，頓時濃煙蔽天，未過渡的部隊爭先搶渡，幸渡口尚有一條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橋可以通行。我於放火燒車之後，跟著後衛部隊剛步過橋頭，便橋即被擠斷了，以後許多駕駛兵及部隊便紛紛游水過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敵後了」「到南寧才知長官公署已於昨日全部遠飛海南島，連一個指揮所也沒有留置。於是幾十萬大軍沒有指揮中樞，猶如群龍之無首，祇能各自逃生。距南寧三公里又相隔一流江水，江邊亦早已擺著長龍，與遷江渡口一樣祇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軍逼近南寧，城郭的飛機已開始破壞，遙見火光衝天，我兵團車輛已過江的僅三十餘輛。無可奈何之下，祇好率已過江的車輛向欽州方向前進，但車行數十公里後，前面又橫隔一條小江，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槍聲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裏，等槍聲停息回來，才知剛才放槍的是廣西土共，已把車上的所有物資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決定將所有車輛都棄置於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聞遠處槍炮聲，於是又急行軍飛奔，同行百餘人大都被衝散，下午三時將到達離欽州不遠的小董鎮時，我身邊祇剩下一名營長和兩位排長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裝扮難民入鎮……」(30)一個汽車兵團在短短半個月就損失全部五百多輛美製卡車，人員祇剩下四員，由此可以想見白崇禧幾十萬大軍覆滅的慘況，這一切都能歸咎於蔣介石嗎？
李宗仁的所謂「厲精圖治」又怎麼回事呢？據一位參與密勿的桂系高官回憶，「在每次『御前會議』之時，他更顯得十分萎靡，任由與會人員說來說去，他祇有呆在那發楞！有時勉強抖擻一下精神，插進幾句話，也常不得要領，有時甚至走到旁邊沙發上躺一會，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後問大家究竟有什麼決定？」「最令人不解者則是政府播遷到廣州之後，軍費的開支還是按照正規官兵五百五十萬員額計算，許多部隊早已整個潰散，但空額番號猶存，聯勤總部照常向國庫支領糧餉。後經財政部與聯勤總部多次會商，才算減少了五十萬名額，仍按官兵五百萬員發付。這一舉措曠古未聞，且破了歷朝軍隊中『吃空子』的紀錄。這麼多的糧餉究竟去了哪裏？大部份進了少數人的私囊。經手人員從國庫的前門把一箱箱剛印好的金圓券抬出來時，若非馬上在路邊換成美鈔銀元，便是抬進小銀行、錢莊，變成金條。中共特別收買了一大批人專做這一類政治找換生意，使金融更見混亂，金圓券貶值更為迅速。還有一種舞弊弄錢的方法是，經理人員與糧商勾結開設糧店供應軍糧，僅購進少數食米作為籌碼，用大卡車由前門裝進軍營，再於夜間從後門悄悄運返糧店，這間糧店便變成了聚寶盆，因而財源滾滾。即使上峰派員清查也是徒然。更駭人聽聞的是中共直接或透過土匪向軍械庫購買槍彈，大批固所歡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結果國軍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斷流到共軍手中。那時有幾處軍械庫的爆炸，就是管庫人員消滅證據最毒的手段。有人將這些事情向李宗仁報告，照例他總是那麼狠狠地咒罵幾句，結果也祇有深深嘆一口氣，表示絕望。他對人說，不是他不想幹，而是沒人替他去徹底執行命令。」為什麼令行不止呢？「士兵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一張軍氈之外別無長物。一日兩餐，飯是砂石鼠糞加上碎米，下飯之物祇有連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面盆盛了一盆醬油水，加上兩片菜葉一把辣椒」(31)，用這樣的軍隊，焉能有效「防堵」共軍？ 左傳有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宮前曾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稱國府處於當日的窘境，是由於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於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引用李宗仁這位中國軍政大員的自供，把中國代議政制的失敗完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與蔣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馬歇爾偏袒中共而貽誤戡亂戰事所應負的巨大責任。這本白皮書對中國局勢的影響是立桿見影的，不單美國眾議院否決了對華援助款，導致美援就此中斷，最令人沮喪的是國軍將領固守廣州的決心也為之動搖。(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黃、深文周納，以損人開始，而以害己告終。 上述事實足證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對他那洋洋灑灑六十萬言的口述自傳自可見微知著、洞燭其奸。例如李氏把桂系治理二十年的廣西吹噓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行政效率為全國各省之冠、教育與經建齊頭並進，全省一片新興氣象云云。事實真相又如何呢？
二○○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裝三千五百萬言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其中第十八輯選載了李、白舊屬七十六人所撰回憶錄六十八篇，無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連篇鬼話。國防部保密局廣西站玉林組組長潘澄清在《側記廣西兩件貪污案》(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專員歐仰羲勾結米商走私大米一百萬斤，事被梧州專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獲，於是梁、歐同流合污，將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專署官兵瓜分淨盡。這種無法無天、強奪民財的行逕，因歐仰羲與省府主席黃旭初是同學拜把關係，黃氏非但不予追究，還調升歐為廣西田糧處長要職。共軍入邕前，歐仰羲挾帶公款黃金數千兩乘飛機逃亡香港。玉林專員羅活販賣鴉片，儲藏於玉林城內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煙處處長陳偉民派查緝官兵十餘人前往搜查。羅活聞訊命令參謀主任陳國名率兩連保安隊趕至，在所有制高點與交通要道都架起機關槍。陳偉民的後台是李宗仁，羅活的死黨是白崇禧，結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兩煙土被羅活運走，羅活從少將升任中將。廣西桂林市市長韋瑞霖所撰《新桂系在廣西大開煙賭》(34)一文中披露，大陸淪陷前，新桂系頭目大開煙賭加緊搜刮。黃旭初乘機設立禁煙督辦公署，並在大小城鎮設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黃旭初、韋雲淞的親友，名義上禁煙，實際是開煙縱煙，鼓勵農民種植鴉片，強迫徵購徵稅，每斤煙土收購價五元大洋，運至外省與港澳可賺十幾倍，一年內銷售煙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為一九四九年後黃旭初、韋雲淞、民政廳廳長李新俊等人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銷。一九四九年夏，黃旭初還示意財政廳廳長韋贄唐以徵收娛樂捐名義開賭，南寧、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賭捐三萬大洋，小縣也有三千元，開賭五個月收入不菲。韋贄唐還把廣西財庫的金銀外幣攜至香港私吞，黃旭初對他無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對方抓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桂北縱隊參謀長陽光宇所撰《新桂系崩在武漢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圓券急劇貶值的機會，以私人名義向中央銀行透支幾千億金圓券，用以兌換黃金，三個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圓券歸還，從中套取了大量黃金。據金圓券的推手、當年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王雲五回憶，金圓券發行後「共約收到美金四——五億元之間……當時上海收兌者均送中央；平津、廣州各(上繳)一部份；武漢，則為當地軍人扣留，並未解繳。」(36)白崇禧日後赴台盡情淫樂、耗卅五萬元褻玩民社黨主席傅榮之妻，還服食春藥同西門町易怡整型醫院一名張姓妙齡護士玩「援交」遊戲以至脫陽而死(37)，靠的都是這類民脂民膏。李、白還以籌餉為名，提取武漢、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紗、直貢呢、汽油、酒精運往廣西換取黃金。僅華中剿總經理委員會主任唐紀一人就攜黃金三千兩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系各軍的軍需處長向中央領得軍餉後，都要到剿總經理委員會集中辦公，由唐紀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轉發各部隊。名義上是截留充足公積金，實際上進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誇耀白崇禧清廉，是惡人互相抬轎。李宗仁本人將國庫公帑數百萬大洋偷至美國，迄今未予歸還。(38)像這樣對下級官兵敲骨吸髓的軍閥，能指望廣大士兵為他倆拼死作戰嗎？
從敵方檔案看，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於一九三九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蔣介石「聽任敵人蠶食」「一味拖延」，然他無視以下鐵的事實：九•一八以後四個多月的淞滬抗戰，斃敵近萬，迫使日寇三易主帥；一九三三年三月長城抗戰、一九三五年的內蒙百靈廟大捷，都是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的。李宗仁屢次以《塘沽協定》、《淞滬停戰協定》來羞辱蔣介石，卻不論及當年中日雙方力量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為驚人：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枝，但國軍每師祇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協定與淞滬停戰協定的屈辱，換來了八年的時間，使中國練成十個師的精兵，組建了一支小型空軍，儲備了應付突襲的彈藥軍火。就以上述力量，國軍在八•一三滬戰、南京保衛戰、武漢空戰同日寇硬拼，斃傷日軍近卅萬。據日軍防衛廳發表的戰史叢書，八年內日軍損失四十多萬人，其中半數以上是抗戰頭兩年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軍第十八聯隊共傷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補人員)，而該單位定額僅三千五百人。
早在卅年代初期，蔣介石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次長賀耀祖加快國防建設，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國各地已築成機關槍掩體、小炮掩體、觀察所、掩蔽部等各類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個。 一九三四年在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指示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出入口的封鎖，還陸續下令建築武漢、青島、濟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將航空署改為航空委員會，提出「航空救國」的口號，購買飛機、興建飛機製造廠、建設機場、實施防空訓練。這一切表明蔣介石以勾踐臥薪嚐膽精神激勵自己，進行抗戰準備，同時建設西南基地，對外廣交朋友聯絡盟國。這些都為後來的抗戰勝利打下了基礎。 「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兇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祇能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祇有經過煉獄般的磨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儘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都是無可厚非的。抗戰初期失陷的地區還遠遠大於早些時候準備在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讓，也說明了這一點。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斧沉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41) 九•一八後中國政府對強敵暫時的妥協，包含了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蔣介石一邊呼籲全國忍耐，一邊暗中制訂了抗戰到底的戰略目標——調精兵第五軍至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調十三軍入綏遠收復百靈廟、調關麟徵部參加長城抗戰，還計劃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肅清綏遠敵軍，進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不幸西安事變將整個計劃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而延緩或停頓，卻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時間表。西安事變之前，鑑於濟南慘案之痛，中樞曾有訓練卅六個師的計劃，冀以此新軍作為抗日基本力量。當時訓練計劃由德國顧問協助進行，裝備彈藥也向德國採購。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的軍隊祇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份未運回，甚至連預備囤積起來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祇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假如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五年，徵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到那時才開始全面抗戰，斷不至於損失公私財產一千多億美元(一九三七年幣值)、十億畝土地破壞六億畝、沿海地區工業全部毀滅。
備戰工作未曾就緒便輕易開戰的後果是：抗戰頭兩年陸軍精銳犧牲殆盡，雛型的空軍損失逾半，海軍艦艇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沉以封閉長江。是故每次戰役國軍損失都兩三倍於日軍。長城抗戰時，國軍士兵往往沒見到敵軍的影蹤，就整排整連地葬送於日軍凜冽的炮火之中，就這樣，蔣介石還是派兵入熱河與日寇決一死戰。承德失守後，他急電宋哲元、萬福麟部反攻，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全部投入戰場，行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抱必死的決心，不許貪生退卻。馬當要塞失守前，檢閱守軍的德籍顧問即有報告云：「機槍迫擊炮全係廢鐵，步槍堪用者不及半數」。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曾親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步兵團，全團祇有輕機槍四挺(應配備一百餘挺)，每挺僅配備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內即射完。但這個團仍向日軍攻擊，激戰五晝夜後全團一千五百人戰死六百負傷五百，剩餘四百人奉命退卻。在某些戰場，國軍陣亡人數是日軍的二十多倍。據日軍大本營一名大佐估計，國軍總數一度低至九十萬人，以後全賴吸收各地保安團隊以及徵調農民，故素質每況愈下，即使後期維持兵員三百萬也祇擁有步槍一百萬枝，即以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來說，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噸也全賴美援空運，而那時大後方全年產鋼僅一萬三千噸。(42)衡陽巷戰時，國軍是用舊式的刀矛來對抗日寇的機槍大炮，事緣苦戰兩三年後，庫存彈藥耗盡。一九四○年六月法國維希政府封閉滇越鐵路，七月英國封閉滇緬公路，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九月法國讓六萬日軍假道越北進攻滇桂，德意簽訂同盟，蘇日互不侵犯，造成歐陸各國均支持日本而僅中國孤軍抗日的窘境。那時美國運廢鐵支持日本的軍火工業，然而國軍有錢買不到武器，買到了又運不回來，真正奉行不抵抗主義的正是現實勢利的美英法蘇等國。在長沙會戰、衡陽之戰中，國軍官兵士氣高昂，可是當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施放毒氣彈時，即使國軍士兵個個勇如「蘭保」都無濟於事。敵軍若非使用糜爛性毒氣，絕不可能強渡耒河。戰後，在衡陽地區撿拾的國軍頭骨達五萬餘顆，這還能說蔣介石「消極不抵抗」嗎？
在當時的高級將領中，親日賣國者的確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的禍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違反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決議(不准以政治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名義，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職，還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編遣會議通過決議：非得編遣委員會命令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白崇禧則在河北陰謀響應，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離津，秘密乘一日輪南下。然中央對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待該日輪抵滬時將白逮捕；如該日輪拒絕搜查，則令海軍炮艦將其擊沉。這一消息為白之舊部、上海市市長張定璠所悉，乃將此事洩漏予餘妻郭德潔。她遂商諸桂系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同人，同往日本輪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輪，在吳淞口外以信號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換上此一日輪逕駛香港。王君則乘白氏的輪回滬」(43)。 日本帝國此一富有遠見的政治投資自然是收到實效的。據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鍾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萬言《陳濟棠》一書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軍部便通過親日派的蕭振瀛、王乃昌與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聯繫。一九三一年陳濟棠聯桂反蔣後，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原田等來往，日本駐廣州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經常出入位於廣州東山馬棚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寧見白崇禧。而後，雙方接觸日益頻繁。」連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都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都是後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要角」(44)。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學習飛行技術和購買軍火，也聘請日本軍官前來廣西軍官學校、民團幹部學校、航空學校等軍事教育機構出任教官、助教和顧問等。：「陳濟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樣向日本購買軍火和接觸官員，還派中校以上軍官多人和廣州警務人員多名，分別到日本、台灣進行軍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華北以牽制蔣介石兵力，使他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本則可輕易佔據黃河以此。據李宗仁的參謀長張任民回憶，李宗仁當時默認了日本這一陰謀，土肥原因此從廣州到了廣西，並在與白崇禧商妥協議後，滿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積極準備以『抗日救國』為名的反蔣軍事行動。『六•一』事變後，陳濟棠又請來一百多名日本軍官，住在廣州新亞酒店和沙面某旅館，請他們分赴東江、北江地區和廣州天河機場視察軍事，還擬派他們出任廣東陸海空三軍顧問，以協助指揮反蔣戰爭，甚至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軍進佔華北、騷擾閩南，藉以牽制南京政府。顯然，西南的抗日反蔣運動之『抗日』是假，反蔣是真。為了推翻中央，他們甚至不惜『聯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駐華領事館武官喜多誠一少將對報界談話中，都居然承認桂省軍隊內有日本教練，也不否認對桂出售軍火……因此可以說，正是日本人的支持與慫恿，增強了陳濟棠他們的反蔣勇氣，其至敢於在自己的旗幟上塗寫『抗日』的字樣。」(45)
廣東省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年推出的《李潔之文存》也證實了兩廣軍閥勾結日寇背叛國家的卑劣行逕。李文提及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結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軍部曾派日輪兩艘滿載軍火、飛機駛入黃埔交給桂系接收；廣東軍閥陳濟棠則於翌年接受日本軍部贈給的村田槍、毛瑟槍一千枝，子彈二十萬發，還有幾門山炮。凡此都說明，李、白、陳與日本軍閥勾結由來已久，所謂「抗日救國」云乎哉，實係掩耳盜鈴。李潔之還揭露，一九三六年陳濟棠叛亂前，先派其兄陳維周與日本駐穗領事聯絡，經日方表示支持後，才揭櫫「反蔣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陳以「抗日」名義公開發動叛亂後，陳濟棠禮聘日本軍官百人分派到陸海軍充任顧問，其中卅人飭由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派員帶領到天河、白雲兩機場視察設備情況，引起空軍官兵極大憤慨，遂種下了日後黃光銳率部起義歸順中央的因由。(46)
李宗仁除了渲染「陳濟棠聯絡廣西發動請纓北上抗日」(48)，還製造了蔣介石對胡漢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監禁」的讕言，進而抨擊蔣介石「獨裁，目無綱紀。」(49) 從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保藏的胡漢民晚年往來未刊函電可知，九•一八事變後，胡漢民曾廣泛聯絡各方力量，秘密組織「新國民黨」，積極謀劃以軍事行動推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卅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兩廣事變等，背後都與胡漢民有關(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發展馮玉祥加入新國民黨，並提供經費一百萬。馮部吉鴻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東，胡漢民即以廣東後援會名義撥給方部軍費五萬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孫殿英欲西進會同西北軍與紅軍摧毀回教馬家軍，胡氏即電妻兄、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撥付廿萬元。閩變發動之前，李濟深派其弟濟汶持函會晤胡漢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時響應，共同討賊，并對閩中各事隨時加以指導」，可見卅年代地方軍閥反叛中央的行逕，胡漢民無役不與，且都是核心人物。閩變失敗後，日方不斷派人到香港聯絡胡漢民，表示願意提供武器、金錢以支持胡漢民當總統。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派唐寶鍔赴粵，表示願意提供軍械並借款五千萬元供粵方出兵「討伐」中央政府(51)，祇因胡漢民死得太快，他沒有親眼見到兩廣軍閥「討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屬意的閩變頭目陳銘樞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後十九天，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那確實是拿日本人的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逕。 一九三一年胡漢民在湯山被軟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為他反對製憲、反對還政於民、反對指定與圈選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長身份多方阻撓與刁難重要法案的審議，以致妨礙了中國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但其直接原因與內幕秘辛是外界並不知曉的。 「原來那時當局和德國擬定密約，條約中有兩大條款： 第一、用德國教官訓練中國徒手兵二百萬。 第二、德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條約所限，不能製軍火，乃供給機器及技術人員在中國製造槍炮，製成後兩國分配應用。 此項盟約，照例要中國政府五院院長簽署始能生效。遂先徵立法院長胡漢民意見，哪知胡不同意，當局恐事洩 ，立將胡軟禁湯山。
為免此事攻敗垂成，總望胡回心轉意，當局擬派一個與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後來點將點到了劉紀文。那知劉見到胡以後，胡便將中德秘約和盤託出，詳告與劉，並且叫劉將此中秘密，轉告黨國要人，從速在西南另組政府；並派劉紀文、陳友仁赴日本見首相犬養毅，要其出兵東北。以為如此一來，坐鎮北平的張學良，勢必回師東北，援救家鄉；而馮閻之二、三集團軍，無張學良監視，即可直搗南京。同時兩廣一、四集團軍，即由衡陽進攻武漢，實行推倒南京政府。 當局知道此項陰謀，乃先為預備，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陽，看見馮(玉祥)閻(錫山)毫無動靜，亦即回師。西南政府見計劃不行，再請日首相犬養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憤；那知被日本少壯派反對，要實行田中奏摺計劃。犬養要維持撤兵信用，雙方堅持不下，遂被少壯派刺殺。 後來胡以中央派赴歐洲考察名義出國，民廿四年返國，中央迭電胡要其回寧。當胡到香港的時候，陳濟棠即親自赴港，迎胡到粵，不惜卑辭厚禮，請胡主持西南軍政大計，一切當俯首聽命。胡不能過卻，那知到粵以後，陳一切均陽奉陰違，中央雖迭電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陳某更以胡游說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挾，說如胡赴京即公佈此一秘密。胡進退失據，抑鬱憤惋，終致腦沖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黃旭初也證實了胡漢民乞求日本帝國援助來顛覆中央政府的陰謀，一九五三年黃氏在日本走訪七十歲的日本經濟復興協會會長十河信二氏時，這位抗戰前奉日本特務機關之命在北平出任興中公司社長的老牌特務承認：「胡漢民先生在廣州西南政務委員會期間，曾親擬《中日合作安定東亞意見書》，自己簽名後，交我攜歸日本報告當局。其時岡田首相甚表贊同，而藏相高橋是清則表反對。其理由為：若借款五千萬予中國，幫助華北與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難得歸還，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傳中一再吹噓他轄下五戰區「情報的迅速正確，抗戰初期可說是獨一無二」，自詡「大公無私，量材器使」，還借蔣介石之口讚他自己「居然能指揮雜牌部隊」，借龐炳勛之口說他自己「德威兩重」，又說「一般訪客對我的大膽和鎮定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猶稱「我在台兒莊打了一個舉世聞名的勝仗……使長期抗戰重露一線曙光」……(54)真是貪天之功為己有，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李談他「親自指揮全線出擊」贏得抗戰以來這一空前勝利，卻隻字不提究竟是誰的熱血鑄就了這一光榮勝利。倒是日軍大本營的戰史記錄表明，在李宗仁蜷縮於危城徐州、坐以待斃時，「中國唯一的鐵軍」——盧漢所率的滇軍第六十軍急行軍從武漢增援徐州，解了李將軍之圍，據盧漢回憶：「我軍在昆明出發時原有十二個團，官兵共四萬餘人，經此(禹王山)戰役，傷亡已過大半，僅剩二萬餘人，中上級軍官傷亡亦大，計旅長陣亡一人，負傷一人；團長陣亡四人，負傷三人。經過整編，僅餘五個團(55)」。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軍守徐州掩護魯南兵團撤退，叫已血戰廿七天犧牲慘重的六十軍固守隴海、津浦東西南北四面鐵路俱已切斷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離徐州，扔下了六十軍，既無反攻佈置，又無友軍協助，祇是讓盧漢守不住徐州就打遊擊。盧漢極為氣忿，最後經孫連仲同意才隨大部隊後撤。
滇軍的德式裝備是當時中國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無能指揮，命機械化部隊去搶攻禹王山，以致喪失機動能力，造成不應有的慘重傷亡，讓雲南人民用血汗換來的最新式武器丟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危時，唐繼堯通電就任副元帥，自滇、黔兩省派三路大軍假道廣西前往廣州視事，其前鋒龍雲部與李宗仁的桂軍曾有一場惡戰，事隔十三年，盧漢不念夙仇，十萬火急趕到台兒莊救李，但李宗仁以怨報德，竟將盧漢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凜冽炮火來消滅滇軍，致使龍雲和盧漢怒不可遏，種下了一九四九年冬盧漢投共、拆李宗仁台腳的因由，此是後事。李宗仁信口開河，是謂軍閥本性。然而唐德剛自稱「用可靠的史籍、檔案和當時的報章雜誌的記載考據出確信不疑的歷史背景」(56)，實際上卻連蔣介石在三次特電嘉獎慰問六十軍的電報中，以及蔣在給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嘉獎電中，曾一再稱他們「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不以傷亡慘重稍形氣餒，不惟使台兒莊固若磐石，抑且使抗戰大局轉危為安」等統統一筆抹煞，對六十軍的赫赫功勛三緘其口，真是有虧史德！ 李宗仁非但貪功冒功，還要誣陷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屬。他說湯恩伯軍團「祇消極地掩護友軍退卻和遲滯敵人的南進而已」，「三令五申之後，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逡巡不進。最後，我訓誡湯軍團長說，如再不聽軍令，致誤戎機，當照韓復渠的前例嚴辦，湯軍團才全師南下，然此時台兒莊的守軍已傷亡殆盡。」(57)中共官營的電影公司根據李宗仁這番讕言，拍了一部《血戰台兒莊》，其旁白云：「湯恩伯軍團長在台兒莊戰危時，一個團的兵力都不願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實力。」為此，在台兒莊戰役任國軍第九十二師五五二團團長的李以劻(後官至一二一軍中將軍長)根據抗戰日記撰文直斥其謬曰：「查二十軍團所指揮的八十五軍、五十二軍和獨立一一○師張軫部，傷亡近萬，東與阪垣五師團昄本旅團作戰，西與磯谷師團的瀨谷旅團作戰，腹背受敵兩面作戰，而湯恩伯最後為了顧全大局，終以全力向西側擊進攻台兒莊之敵而迫使敵軍潰退，致使台兒莊大戰勝利。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建立主功，湯軍團協攻之功是不可沒的；說湯軍團長避戰是不公平的。湯恩伯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在國軍中是一員戰將，他在南口大戰中立過殊勛，所率的十三軍是能徵慣戰的部隊。」李宗仁卻說：「臨沂、滕縣兩役都是台兒莊大捷前最光輝的序幕戰。但是這兩項艱苦的血戰卻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視的『雜牌部隊』打出來的。這些『雜牌部隊』在其他場合往往畏縮不前，但是到了五戰區卻一個個都成了生龍活虎」，藉吹噓雜牌部隊而炫耀自己，電影《血戰台兒莊》也照單全收，李以劻則抨擊該影片「還有一個偏見，認為臨沂之戰是地方雜牌系軍隊打的，台兒莊之役也是地方系主力打的，顯示了中央系軍隊作戰不力，這一說法及觀念也不公正。地方系善守，中央系善攻，各有優缺。台兒莊大戰兩系軍隊傷亡均慘重，能說中央軍戰力差嗎？如此說法對不起傷亡官兵，也是對不起戰士英魂的。」(58)
李宗仁在共軍渡江前早萌叛志，祇因京滬杭警衛總司令湯恩伯將軍監視嚴密，使其無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傳時對湯將軍傾倒大批誣衊不實之詞，說湯徵調民工、視民命如草芥、屢打敗仗、暴戾嗜殺等等，進而指責蔣介石將「國人皆曰可殺者」倚為心腹。中共百般醜化湯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圍剿湯將軍指揮八十九師等喋血驛前，鏖兵白水、貫橋五晝夜，掃穴犁庭，使共軍全線崩潰，屍骨積山，流血成河，彭德懷僅以身免，被共軍盤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復，朱、毛被迫奪路西竄。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陝，進犯山西，湯將軍指揮三個師在晉東南渡河，直拊敵背，連破共軍於大寧，逼其逃回陝北。湯又率十三軍渡河追擊，綏德、瓦窯堡連戰皆捷，打得共軍僅剩五千殘部，後因奉命增援傅作義部收復百靈廟，致使剿共軍事功虧一簣。湯自中原大戰光復歸德嶄露頭角，敉平閩變時是底定福州的先鋒。抗戰初期由綏東挺進南口，迎頭堵擊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戰十晝夜，終以劣勢裝備、少數兵力，摧折強寇的西進兇燄，殺傷敵軍近萬，這是華北抗戰爆發後第一次大戰役。中共與李宗仁恣意攻擊湯恩伯失守鄭州、許昌，那是日軍以廿萬精銳猛攻，湯氏步步設防，節節抵抗，不分晝夜連續十數日與士兵一起行軍作戰，終於阻敵於盧氏、魯山一帶，戰後日軍戰史也不得不承認，此役本欲消滅湯集團主力，其結果則完全失敗。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學生，設立戰區中學，供應全部衣食，慰勞傷患遺屬，還組織軍眷勞動，縫製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戰後期光復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載於史冊。戡亂後期，大陸民心士氣動搖，然湯氏於國家危疑震撼之際力排眾議，在滬寧豎起堅決鮮明的反共旗幟，並設立短期軍幹訓練班；在北起吳淞、南至虹橋的廿多公里戰線上修築了鋼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個，半永久性掩體碉堡一萬多座，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以及由東北、徐蚌戰場潰退南下的殘部抵禦共軍八個軍的圍攻，取得了擊斃共軍七千六百多人、傷兩萬四千六百人之戰績(59)。俟搶運重要物資金錢的任務順利完成，才從容佈置撤退，以七萬噸船舶將八萬大軍運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師在金門古寧頭大敗共軍，更為復興基地奠定了半個多世紀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醫，連醫藥費都要到處張羅，死後幾乎無以為殮，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與中共對他的共同誹謗。
中共切齒痛恨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人，因這三員勇將始終忠於黨國，從不動搖。於是，李宗仁鸚鵡學舌，也強聒不捨。譬如他一再重復陳誠「將收復區的偽軍及有功抗日的游擊隊一律解散，於是共軍乘虛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萬偽軍，林彪乃乘機延攬，廣大的東北原野遂為共軍所有」。(60)事實上，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達成的《雙十會談協定》要求政府整編全國軍隊，政治協商會議又規定全國軍隊從三百五十四個師縮編為六十個師，整編工作由軍調處執行部監督。由於馬歇爾偏袒中共，共軍乘機擴充成九十萬人，而國軍則被裁撤七十多萬人，在美方壓力下，中樞絕無財力收編東北的四、五十萬偽滿軍隊。當時國家處境艱危，凡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應苛責蔣介石與陳誠。何況，東北偽滿軍隊並非一律解散的。據王鐵漢將軍稱：「日本投降時，偽滿軍隊共二十四個師，一半投共；後來中央改變政策，其餘十二個師乃歸國軍收編，終以中央派副師長、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個師投共，所剩由中央軍分散收編」。(61)據曾任軍委會政治部副官組組長、國防部軍官總隊少將總隊長的劉志回憶，「當時東北情勢，混亂的程度遠非局外人所可想像，即使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因素來說，對這批數量龐大而又極度複雜的偽軍，如果要陳誠斷然決定加以收編的話，那是辦不到的事」。(62)查陳誠係保定軍校炮科畢業，早年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連連長，隨國父出徵西江時，親冒矢石，胸部中彈。後來兩次東徵皆身先士卒，克復梅縣、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龍潭大戰時，他扶病攻佔外圍據點，剿共時率十八軍用坑道戰術解贛州之圍，擊潰朱、毛、彭圍城部眾十餘萬，後連破匪巢瑞金、寧都、會昌等地；抗戰初期主持淞滬作戰，率第十五集團軍緊守陣地，苦撐三個月，粉碎日寇三個月亡華之迷夢。凡此種種，均證明陳誠絕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倖進之徒。 李宗仁還說，四平街會戰後「林彪敗退，白崇禧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結果乃聯銜電蔣請示，不意所得覆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仗，他也寧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對「暫緩追擊」令的認識竟不如他的世姪、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號令三軍的統帥，祇不過一介文人，但他在五萬言歷史隨筆中坦言「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蔣於五月廿五日給宋子文的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瀋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廿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追擊」「蔣於十月毅然下令進軍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了對國軍的美援八個月」「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令。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馬歇爾「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而實際上馬歇爾所為，盡皆長共軍志氣而滅國軍威風。對於李宗仁前述言論，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頗，論述細節也有錯誤的地方」。(64) 曾任東北行營交通處長、哈爾濱警備司令的金典戎則毫不諱言「那時的東北情況，和後來韓戰的情勢完全相同，即軍事上的行動必須完全受政治上的控制」。(65)
當時李宗仁撂挑失職，胡命令屬下五個軍集中成都平原決戰，另派一個師空運西昌作保衛後方準備。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設防佈陣，四面叛軍與共軍幾同虎豹財狼，分別纏戰與伏擊，此時五個軍各自為戰，通訊設施多被破壞，無法一一取得聯絡。鄧錫侯又勾結共方密謀劫持蔣介石，幸胡早已空運兩個師擔任成都城防，以六萬官兵抵抗圍攻成都之六十萬共軍，旋轉進西昌組織西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堅守西康四個月，至彈盡糧絕傷亡殆盡才於一九五○年三月杪乘飛機撤台，堪稱無愧於黨國，絕不是什麼「一槍未發便土崩瓦解」。事實上胡宗南與彭德懷在陝西打了若干次硬仗，是互有勝負的，胡部與馬家軍曾合力包圍咸陽，大有奪回西安之勢。共軍西進時，屢次向秦嶺山脈胡宗南防線仰攻，盡皆損失慘重。此時馬家軍與胡部因被共軍分途迎擊，彼此失卻聯繫，國軍空軍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馬都陷於孤軍苦戰的窘境，絕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應的問題。後來共軍廿萬人圍攻馬步芳守蘭州的六、七萬疲兵，蘭州失守乃是大勢所趨。 胡宗南是一員勇將。黃埔學生軍第一次東徵時，他在團長何應欽麾下任機槍連排長，棉湖一役攜兩挺機槍奮勇佔領陳炯明軍後方高地，封鎖陳軍主力退路，使之潰不成軍；第二次東徵時，他率第六連衝上河婆最高山橫峰的敵陣，一舉殲滅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屍橫遍野。事後蔣介石利用繳獲武器編成三個師，成為北伐的基本部隊，自此胡宗南嶄露頭角，深為蔣介石所倚重。北伐時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團擔任攻堅先鋒，每戰必克。抗戰時大敗日軍於靈寶，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進犯貴陽、西南告急時，蔣介石曾抽調胡部兩個軍空運貴陽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脅，所以胡宗南是黃埔學生中唯一在去台灣前就獲上將銜的將領。李宗仁在他死後多年猶出言誹謗，實在於心有愧！
另兩位名將胡璉、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蔣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團西撤鄂西，扼守贛南之胡璉軍南撤汕頭，置戰區司令長官之命令於不顧……結果等於開門揖盜，共軍遂得乘虛而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事實是，共軍林彪部率眾南下沿粵漢鐵路進逼廣東時，胡璉將軍曾親往廣州向國防部請纓保衛廣州，還作了在大庾、宜章間隘道掩襲林彪後部之作戰計劃，然而國防部因十二兵團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參加保衛廣州之戰。(67)後來胡璉以十二兵團主力肅請閩西、粵東土共與叛軍，集結潮汕地區，還擴編了一個第十九軍，不久就投入金門古寧頭之戰，為保衛復興基地台灣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李宗仁的前述論調也的確矇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竅。元老外交家顧維鈞博士一九七○年到香港專門拜訪了閻錫山內閣的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上將，問道：「據傳委員長命令宋希濂將軍率部撤離防線，從而破壞了阻止共軍向廣州挺進的最後屏障，使得當時的總司令白崇禧大為不滿」。張將軍毫不猶豫地解答了這一問題：「長沙——廈門——汕頭——潮州這道防線之所以失守以及隨後廣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於程潛將軍投向了共產黨。他是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隊的總司令。他投共後，部署在這條防線上的白崇禧將軍所部湖南部隊紛紛跟著投共，防線左翼因而崩潰。並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將軍統轄下的委員長嫡系部隊不可能再守住剩餘的防線」。(68)張發奎會晤顧維鈞時對蔣介石作了十分嚴厲的抨擊，但在所謂「破壞屏障」問題上，並未對蔣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說：「宋希濂部十餘萬人彈械充足……竟不聽命令，擅自將全軍撤至鄂川邊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69)實際上，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揮的六個軍，除陳克非的第二軍較有戰鬥力外，大多殘破不堪，或者是新編成的，戰鬥力脆弱。當時白崇禧的算盤是保有兩廣地盤，等待美援到來；然而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是以保衛四川為核心的，從李宗仁治下兩廣的亂象(70)估計兩廣難保，唯保有西南地區，將來才能與台灣及沿海島嶼相配合發動反攻。蔣介石認為西南地區形勢險要，物產豐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見關麟徵、宋希濂時就指示宋希濂從湘西退守鄂西一帶山地，司令部設在恩施為宜，因那裏有機場，陳明仁兵團將來退到芷江、阮陵一帶可以協同鞏固川東門口。從後來戰事發展來看，蔣介石的戰略眼光比李、白偏安兩廣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譴責陳明仁的叛變，卻責怪蔣介石，那是無理取鬧。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趙援為一二四軍軍長，擅自拉走隊伍，對士氣影響不小。鄂西係山地，糧食產量有限，就地徵發已到羅掘俱窮境地，深秋天氣寒冷，士兵穿著軍衣，吃不飽，穿不暖，自然也影響士氣。到「兩航」叛變發生，空運能力驟減，恩施機場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將屍位素餐、一無所能，就連外交官顧維鈞都看不順眼：「顧大使仍以蔣先生的意旨為依歸，對我虛與委蛇，來往電報完全漫無邊際，不得要領」「我派甘介侯來美的最初動機，是由於駐美大使顧維鈞玩忽法統。顧大使當初對政府完全採敷衍態度，一切活動完全受命於蔣先生。」 這顯然是賊喊捉賊。據顧維鈞回憶，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國政府採購代表團代理團長韓上校向他報告：「當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國陸軍部朋友給他看了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武官發來的電報，稱『李總統要求此後全部軍援物資暫停發運，至內閣改組後為止』」，而中國駐美大使館對這樣的大事竟一無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同意李宗仁代總統的要求。裝載軍援物資的塞米諾爾號輪船不再駛往台北，而將開回關島待命。其他物資的發運都暫時中止」。(71)究竟誰在「玩忽法統」、甚至出賣國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嗎？李宗仁透過司徒雷登直接要求華府停止對華軍援，嗷嗷待哺的前線官兵又透過國防部與行政院呼籲美國增加軍援與經援，駐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後卻要負責補救。然而顧大使並未放棄自己的職責，他竭力遊說艾奇遜向中國撥款五千萬美元以抑制通漲，他安排甘介侯會見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以及魏德邁，拜訪國防部長約翰遜求援，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等等。顧維鈞對李宗仁有精闢的評論：「鑑於他擔任代總統是為了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而今和談失敗，共軍已橫渡長江，他已沒有理由作為政府的首腦而存在。至於說到權力，實際上，他絲毫也沒有掌握過任何實權。」(72)
鮮為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與九月九日，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為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鄧華、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鄧光明、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連續發動上黨、邯鄲戰役，為席捲全國奠定了基礎。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李宗仁不譴責美國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反而責怪中央不對高樹勛「論功行賞」，堪稱全無心肝。(74)
黃伯韜戰死，李宗仁又有文章做：「黃伯韜突圍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邱清泉的抗命是蔣先生授意的。」(76) 邱清泉擅打硬仗，戡亂時於蘇皖魯豫地區，歷大小數十戰，所向披靡，尤能以少數兵力擊潰五六倍的共軍。鉅野之戰，以兩個師擊潰劉伯承七個縱隊；魯西金鄉之戰，以不足一師之眾擊潰陳毅六個縱隊。所以共軍聞悉邱兵團兼程東下，先由陳毅派四個縱隊趕往碾莊與徐州之間之大廟、鼓山附近，佔領群山地帶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逸待勞等候邱兵團，阻止邱黃兩兵團會師碾莊。同時，劉伯承派出主力，越過津浦路，與陳毅部遙相呼應，佯裝進攻徐州機場，讓邱兵團不敢輕易東進，俾使包圍碾莊的陳毅部得以從容部署，先解決黃伯韜兵團。雙方在群山地區展開一場拉鋸戰難解難分之際，正是黃伯韜兵團彈盡援絕之時。共軍消滅黃兵團後，不欲與邱兵團硬拼，乃自動後撤。此時徐州南部之劉伯承部又集結主力沿津浦線西側進窺徐州。於是，撲了個空的邱清泉又奉命向南迎擊共軍。事後，共方故意謠傳「邱清泉見死不救」，旨在擾亂國軍軍心。平心而論，邱清泉勇則勇矣，然以一個兵團十二萬人對付陳毅劉伯承近五十萬精兵，談何容易！苛責邱清泉的人忽略了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的責任。當邱清泉在碭山奉命援黃時，黃兵團已被圍三日了，陳毅便利用這三日兩夜的充份時間把阻援部隊配備在鼓山以西縱深數十里的崇山峻嶺地帶，完成了陣地構築，使邱兵團的救援行動完全成了仰攻與攻堅的陣地戰。倘剿總的命令早發兩日，邱兵團絕不致於耗四晝夜浴血奮戰才攻到鼓山。再者，劉伯承幾個縱隊的調動，徐州剿總竟毫無情報，聽任邱兵團腹背受敵，也不調動徐州的李彌、孫元良兵團出援，坐觀戰局日益惡化，劉峙的顢頇無能、遲疑不為，貽誤了戎機，乃是徐蚌會戰國軍失敗的最大癥結。(77)
「原屬西北系之×××將軍易幟為中共改編」，這又是李宗仁、唐德剛故弄玄虛。中共的編輯老爺考證此×××係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78)。其實騎兵第九軍軍長馬呈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廿四日攜眷由南疆出境的，隴東兵團中將總指揮馬繼援是八月卅一日離開西寧的，他臨行給旅以上軍官寫了九封密信，要求部屬「再等機會，不要使我家鄉變為戰場，不要使我父老飢寒逃難……決定叫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騎上自己的馬，帶上自己的槍，把重武器完全毀壞，各自回家。回家後將槍與彈藥埋藏起來。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種種破壞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變為民間的便衣戰士。」據共方的統計，西北地區國軍陶峙岳、馬家回軍等共有20.56萬人「起義」，但韓戰爆發後，陝甘青寧新五省有十三萬人反水，加上隨牧的民眾共二十二萬多人。共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出動14.4萬官兵，耗費六個春秋才殲滅了這四百七十股義軍計12.9萬人，共軍第十六師副師長羅少偉、寧夏軍區副參謀長曹動之等四千三百多官兵陣亡。(79)這就是所謂馬家軍易幟的真相。 李宗仁的另一怪論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雲南等省，中共卻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80)言外之意，是蔣介石養癰遺患。 事實上，雲南是共方滲透最深的省份。抗戰期間龍雲榮任陸軍總司令、昆明行營主任，卻暗中勾結中共在五華山滇黔綏靖公署內設立電台與延安保持直接聯繫，中共南方局專派華岡赴滇洽談。龍氏為割據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統軍警，使之不能進駐昆明，且故意藉左傾知識份子力量牽制中央，乃將昆明變成反抗中央的輿論陣地，還對中共外圍組織「民盟」的反政府活動出錢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戰勝利後，中央下令解除龍雲在雲南所有職務，他懷恨在心，乃透過各種渠道示意在東北戡亂的滇軍將領潘朔端、黃子華、曾澤生相繼投共，又讓繼他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將在錦州被俘洗腦後遣回雲南的張秉昌等廿八名軍官安插於省保安司令部侍機譁變。盧漢按共方指示，給中共「邊縱」朱家璧送去步槍五百多支、機槍三十挺、子彈數萬發。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盧漢還親筆寫了決心書託中共密使米一痕經香港飛北平送交周恩來要求共軍迅速入滇，內外夾擊中央軍李彌、餘程萬部。十二月九日盧漢率部在昆明宣佈投共，並扣押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第廿六軍軍長餘程萬，還指揮滇軍第九十三軍與共軍陳賡部、朱家璧「邊縱」合圍國軍，使國府經營雲南為反攻基地的宏圖功虧一簣。盧漢還將國防部、聯勤總部剛飛抵昆明的各級軍官，自上將魏益三以下三千多人一網打盡，這一致命打擊把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連潛伏都失去希望。(81)
李氏說中共無法滲透山東，簡直在說夢話。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魯西特委與魯西北特委就發展了四千五百名黨員，基層組織從縣、區滲透到鄉、村；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共山東軍區主力部隊發展到廿七萬人，民兵七十一萬人，攻佔了四十八座城市。(82) 說中共無法滲透四川，更屬語無倫次。勝利後嚴重打擊政府威信的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就發生在四川重慶。一九四七年中共地下黨發動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遊行迫使全省二分之一以上的學校停課。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川東臨時工委就在四川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武裝暴動，華鎣山遊擊隊的事跡還被寫成小說《紅岩》賣了三千萬冊，其作者羅廣斌竟是國軍駐川的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 李宗仁的歪曲事實，還表現在對中共暴政的美化與頌揚，以作為日後投靠的資本。他侈言：「雖然共產黨現政權是有點蠻幹，但中華民族至少是有十年沒有內戰了」。(83)他遠隔重洋享用民脂民膏之際，竟對中國大陸億萬同胞所受的深重苦難充耳不聞。英國一九八九年版的《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第203頁《大屠殺》條目下記載著以下血淋淋的數字： 「人類有史以來最怵目驚心的殺戮發生在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有兩千六百三十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喪生。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蘇聯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六百七十萬人被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則有一千三百三十萬人被殺。 「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處死117.6萬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處死一百五十萬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五○至一九五三)，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按：係指國軍遊擊戰士)』。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華民國行政院宣佈，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至少有三千九百九十四萬人被中共政權處死，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中共已經承認的文革十年殺害兩千萬民眾的數字。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發表的華克報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到那時，有三千二百二十五萬至六千一百七十萬人死於中共屠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法國費加羅雜誌宣告，中共已殺死六千三百七十八萬四千名無辜百姓。」 堅尼斯世界紀錄是當代最具權威水準的國際統計年鑑，她擁有數以千計的專職調查人員，她的觸角遍佈全球每一個角落。該書每年再版，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法律、教育、軍事各個領域中廣泛蒐集最新資料，經核實後作出修訂。可悲的是，以上慘痛的紀錄自一九七○年版堅尼斯世界紀錄問世以來，逾三份之一世紀始終未被糾正、修訂或者打破。中共也從未對此血腥紀錄表示異議。上述數字尚未包括八十年代以來歷次「嚴打」運動、天安門六•四屠殺以及數以千萬計的殺嬰、殺胎兒紀錄。李宗仁不能抹煞的事實是：中共用坦克、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並不是兩支軍隊的交戰，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政權曾經殺害過上億的子民，也沒有一個政權能如此做盡壞事又說盡好話，乃至統戰它昔日的死敵來為自己歌功頌德。
「舉世最大的飢饉發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國大陸，那三年間餓死了三千萬人。」據一九八四年春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三年災荒餓死了兩千七百萬人。但據一九八○年中共高級黨校廿九省市黨委書記讀書班成員估算，餓死人口數字為五至六千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暴君如尼祿、希特勒、秦始皇、隋煬帝都未造就過的暴政。 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幹盜竊一萬四千四百億人民幣的公帑順利運往外國；有一萬七千名中小官員和六萬六千名暴發戶將九萬四千億人民幣套匯移至外國。(84)李宗仁倘若泉下有知，一定會自嘆弗如！ 李宗仁咬牙切齒說「蔣先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捕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按：應係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85)上述人等究竟都是何方神聖呢？史量才以《申報》財力接濟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一九三三年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後，曾陰謀組織上海獨立運動，欲以抗日為名，將上海脫離中華民國政府而自成偏安局面，自然為國法所不容。楊永泰是因向日本軍方出賣中國軍事機密，事洩後被軍統制裁身亡的。(86)張宗昌死於被他枉殺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鄭金聲之子鄭繼成的復仇子彈。整個槍擊案由韓復渠與石友三策劃，旨在收編張的山東殘部。孫傳芳死於被他枉殺的兗州鎮守使施從濱之女施劍翹的復仇子彈。唐紹儀有成立「軍政府」反叛中央的前科，抗戰爆發後密晤日酋土肥原證據確鑿被軍統人員制裁而死。李公樸、聞一多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擅自派人槍殺的，此事與蔣介石毫不相干。鄧演達一九三一年八月與陳銘樞、楊杏佛在滬密謀軍事叛亂，商定由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指揮十九路軍停止剿共，將部隊從吉安往泰和趨贛州入廣東，與廣東部隊合作在南方建立叛亂基地，並商定由鄧去江西陳誠十八軍駐地臨川、清江一帶發動叛亂，首先攻取南昌，同時發動武漢、西安、華北方面楊虎城、馮玉祥等一齊響應，推翻南京國民政府。事洩後被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捕殺。至於賴世璜，是被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以「反叛」罪槍殺的。(87)據王天培手下第十軍中將參軍孟紹濂回憶：「王天培第十軍以久憊之師獨當張宗昌、孫傳芳聯軍，力盡援絕潰退，李宗仁在徐州坐視不救，不派第七軍支援。是何應欽以擅自退卻的罪名扣押王天培。張靜江、吳稚暉恐王在南京不安全，遂要求蔣介石安置別處，蔣令移押杭州。不料蔣赴日不久，何應欽密令杭州保安機關秘密殺王。何殺王係報私仇，因王天培在貴州曾驅逐王文華，使何應欽失怙」。(88)蔣介石復職後，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明令昭雪，旋經軍事委員會議決，照陸軍上將陣亡例給恤廿年。可見前述：「借端槍斃」說，都是李宗仁睜眼說瞎話。
李宗仁口口聲聲指責蔣介石「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然他自己又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李宗仁以「企圖在桂軍開赴前線抗日之際陰謀奪取廣西的政權」罪名，將他的心腹重臣、特務頭子王公度及其親信謝蒼生、區渭文、韋幹、陶寶垣、崔真吾等槍決，便暴露了桂系特務機關之殘害百姓、魚肉人民遠甚於中央系的調統人員。 自一九三○年桂系反抗中央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王公度一直是李、白的紅人，是獵人的功狗。一九三○年李、白集團成立秘密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一九三二年改組為「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一九三四年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都是李、白用來團結內部、對抗中央的秘密核心組織，旨在取代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在前期，王公度任書記，後期任組織訓練委員會主任、政治委員會委員。同志會的外圍組織是王公度組織的「青年軍人讀書進德會」，入會者須向李、白畫像舉手宣誓「絕對服從領袖(指李、白)，嚴守秘密」，加入者祇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一九三一年王公度接任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處長，兼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省黨部常委、中央軍校一分校(南寧)政訓處長、國民黨廣西黨政研究所訓育主任等等，連兒童機構都不放過，廣西童軍訓練所成立時要兼任教育長。白崇禧在廣西推行的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徵)政策，創始人就是王公度。不論軍校、黨政研究所、童訓所和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的學生，都要組織同學會、通訊社。這些組織都由王公度及其親信掌控，以執行情報蒐集任務；李、白所設特務組織「樂群社」也任命王公度任常務理事。王公度被殺，原因之一是他為了蒐集中央政府情報，竟同日本特務勾結，東窗事發後使李、白都感到尷尬；原因之二是王公度在桂系部隊中搞秘密組織，惹得黃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等對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他於死地。由此可見李宗仁麾下特務活動的猖獗。李宗仁殺王公度是殺「功狗」，目的在於討好桂系軍人兼向中央示好，藉以擺脫困境，更表明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然這已成為李宗仁的一塊心病。 據桂系一七○師師長、後來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許高陽遺孀黃紉秋回憶，她旅居美國新澤西州陪伴李宗仁夫婦打麻將的八年間，親耳聽到郭德潔同丈夫鬥嘴：「你一天到晚佩服共產黨，他們殺了你的弟兄與妹夫，你還要佩服他們。要回去，你回去，我是不回去的。」李說：「他們反對他(指毛)，自然挨殺呀！革命嘛！哪個不殺人呢？我也殺過人的呀！」黃寫道：「我一聽此句，忽想到王公度，即說：我不知你也會殺人的，那我要問你，王公度是不是你殺的呀？他聽時一呆，問：你認識王公度嗎？我說：你忘了嗎？我結婚時原是請你作證婚人的，但那天你要開會，才臨時改請王公度。我在南寧四年，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王的夫人對我非常同情，也是我僅有的朋友。後來我在南京聽到王被殺的消息，感到非常難過！我打聽他為什麼被殺？他們說：你殺他因為他是共產黨。但現在你自己又捧共產黨，那王公度豈不死得非常冤枉喲！他(指李宗仁)一時語塞半晌，始說：他是什麼共產黨？我問：不是共產黨，你為什麼要殺他呢？李說：他想造反呀！這我不知，也未聽別人說過。王死後，家產全被沒收，王夫人與兒女靠乞討度日……」(89)曾任白崇禧機要秘書的程思遠在其回憶錄中特地為王公度之死耗費了十二頁的篇幅，他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河濱度暑，有一天劉仲容問李宗仁：『當年德公為什麼殺王公度？』對此，李宗仁始終不吭一聲。看來他有難言之隱：因為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這一段時期，李宗仁長期留粵，廣西內部的事，他並不過問。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向黃旭初提出王公度的問題，他也莫明其妙。後來在王案進程中，黃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後低斟密酌、羅織罪名，竟使李無法保護王公度的生命，這一切，他怎麼能夠解釋呢？」(90)既然對自己的心腹、桂系排名第四的王公度都如此刻薄寡恩，那就不難理解他為何縱容桂軍搶掠強姦，甚至縱兵槍殺他的上司、廣西省省長馬君武的愛妾。(91)
當時中共在北平負責學運的職業學生費迪生與清華大學教授吳唅緊密配合，在大學校園鼓動學潮。治安當局依法拘捕費迪生後，張芸俊逕自找郭德潔說情，下令海甸警察分局放人，讓他繼續從事顛覆工作。(92)所以，當李宗仁說：「蔣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瀋陽，實犯兵家大忌……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將全部戰敗責任委諸衛立煌一個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幾遭槍決。直至蔣先生下野後，我才下令將衛立煌釋放」(93)時，人們就見怪不怪了。 查衛立煌長期與中共私通款曲，在戰區司令部窩藏、輸送了數百名中共特工。一九三八年冬，他秘密申請加入中共，由西安聯絡處紅軍總代表林伯渠指示：「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這樣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更大」。此後向共軍運送大量軍火器材、私下釋放共諜楊公素、孟用潛、趙壽山等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他赴東北就任剿匪總司令，先向蔣介石伸手要了五個軍的實力。可他到了瀋陽就一直按兵不動，按中共指示「利用時機，做有利於革命的事」。當時林彪部在東北收編土匪、偽軍、馬賊一百三十萬之眾，連續發動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遼陽、廿六日佔營口、三月十四日奪四平，衛立煌卻一直不予救援。為此，蔣介石兩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總是藉故推諉，拒絕執行國防部打通瀋陽向外交通線的計劃。八月廿五日國防部擬就撤出瀋陽兵力，瀋、長、錦協力作戰由大連、營口撤向關內之計劃，已由蔣介石批准執行，倘計劃成功，國軍卅萬精兵退入華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衛立煌處處刁難。當時瀋、錦、長三市補給全賴空投，而空投接濟數極有限，長春餓斃者逾十六萬人，衛仍無動於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堅拒出兵解錦州之圍。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萬眾猛攻錦州，衛遲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顯已無濟於事。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國軍喪師七萬人，第六兵團司令範漢傑被俘(按：時隔八年多，範漢傑在「戰犯管理所」猶餘恨未消，對李以劻大罵衛立煌是出賣東北給共軍的大功臣，錦洲之敗是衛氏按兵不救所造成。範漢傑被俘後囚禁於佳木斯監獄，受林彪酷刑虐待，與廖耀湘、盧濬泉等兵團司令一齊戴重鐐六年之久)。蔣介石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去瀋陽監督軍令時，衛召集高級軍官開會，引導眾將官反對出兵。十八日，蔣介石親臨瀋陽指揮戰事，但因戎機已誤，終未挽回頹勢，廿三日長春失守，十一月二日瀋陽陷落，衛搶先登機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動是為了拉一點隊伍，增加投共的資本，遂一手造成國軍精英卅萬人犧牲的慘局。有關衛立煌向共方拍密碼電報出賣機密軍事情報的細節，早由他的機要秘書、中共地下黨員趙榮聲著書(94)披露，連共產黨都承認衛立煌吃裏扒外，李宗仁還要聲嘶力竭為衛鳴冤叫屈。趙榮聲的回憶錄在大陸賣了十一萬本，當時在大陸當「客座教授」的唐德剛偏偏視而不見，不知他的學術良知何在？
李宗仁指鹿為馬的又一例是聲稱陳儀被捕法辦是「蔣先生每次下野總要殺一、二要員以洩其胸中的積憤」「欲加之罪」「蔣經國挾嫌報復」「表面上雖為湯恩伯所執行，背後實全由蔣先生指使」(95)。李宗仁萬萬想不到，他對唐德剛胡謅的「先被槍斃以滅口」的陳儀小同鄉、「閑散軍官」胡允恭比陳儀多活了幾十年，還與同時被陳儀派去煽惑湯恩伯的陳儀外甥丁名楠各撰一文――《陳儀在浙江準備反蔣紀實》和《一九四九年初陳儀策動湯恩伯起義的經過》在大陸報刊公開發表，還由台灣雜誌全文轉載。(96)丁名楠當時任陳儀的機要助理，他在文中坦承陳儀派他攜帶其親筆信和另紙開列的五項條件去上海面呈湯恩伯，五項包括釋放政治犯、停止修築工事、根據共方標準改編所屬部隊等。丁名楠在陳儀公館的客廳結識了曾任福建縣長的中共地下黨員胡允恭，胡還建議在五項上再加一條「開放長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軍過江」，丁又上樓請示，獲得了陳儀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丁名楠到上海蒲石路湯恩伯公館親自將信交到湯恩伯手，一週後再次奉陳儀命持親筆信去上海見湯，信中內容有二：一介紹胡允恭去見湯，二要湯委任丁為秘書。湯恩伯立即同意委任丁為秘書。丁回杭後，陳儀又叫丁送一封致李宗仁的「快郵代電」給湯恩伯看一下，內容主要是請求李宗仁調走浙贛路浙江境內沿線駐紮的國軍和停止在浙江徵兵。直至二月廿一日上午毛森率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人員到陳儀滬寓搜捕陳儀，他還乘隙示意在身邊的女兒陳文瑛通知丁名楠迅即躲避。胡允恭的文章則說，陳儀從陳銘樞口中知悉胡允恭係中共地下黨員後，即召見胡，經直接商談，訂立了幾條口頭協定，包括改編保安團隊為兩個乙種師援引解放軍渡江、釋放政治犯等。事後陳儀下令解散了毛森的五個戡亂大隊，還將該隊扣捕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開釋。一九四九年一月胡允恭探悉湯恩伯態度有變，立即停止會晤湯，故避過了軍警追捕。 倘若不是經濟開放熱潮迫使中共公開文史資料，那麼李宗仁的「謗言」及唐德剛的「整理」恐怕至今仍要使蔣介石在黃泉之下蒙冤不白！孔祥熙家屬的文膽李龍鑣對此作了以下評論：「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認為蔣槍斃陳儀也是不合理的事之一，這恐怕全世界祇有他一個人作如是觀。陳儀自己尚且心裏有數，自認必死無疑。事緣陳儀寫信給他的義子湯恩伯，要他乘蔣去上海巡視時，把蔣扣起來，戴罪立功。按照陳儀的計劃，老蔣的生命一定難保。這一步致命毒棋，無論換了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會採取同樣步驟，無餘地可言，這是最起碼的常識。蔣若不殺陳儀，是沒有第二條路可選擇，等於直接鼓勵其他部下挾持上官作為投靠晉身之階。此風可助長乎？這樣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賣主求榮，實難得有人同情。」(97)
李宗仁另一同惡相濟行逕是為大貪污犯毛邦初喊冤叫屈。他在回憶錄中說：「政府即派員到美京空軍購料辦事處查帳，結果並無(毛)帳目不清的跡象，而對周將空軍款項以私人名義存放香港銀號事，竟亦置之不問。毛氏認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齡以毛邦初係蔣先生元配毛氏的內姪，故心存忌妒，遂慫恿蔣先生將毛邦初撤職，並勒令將當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該款既屬渠私人名義所有，並無公款佐證，拒不接受……」(98) 從蔣介石機要室主任周宏濤日記可知，事實完全相反，毛案的起因係毛邦初向蔣介石檢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採購軍機與航空用油有弊，又將四十萬美元公款自美匯到香港私人戶頭。經查明，周至柔採購軍機報價比毛邦初報價更低，而空軍存於香港的歷年結餘軍費並未動用過，且早已列入空軍財監會的帳上有案可稽。蔣介石乃召毛邦初回國述職，並下令結束空軍駐美辦事處。然毛邦初在美國生活糜爛，挪用公款幾百萬美元存到瑞士的私人銀行戶頭，另外買了兩百萬可兌現的美國不記名國庫券，因畏罪而抗命拒辦移交，且透過美國專欄作家皮爾遜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抨擊中華民國政府，以致影響了美國援華法案的順利通過。一九五一年九月廿八日，周宏濤奉命與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查良鑑、總統侍從武官夏功權等一行五人飛美對毛邦初提起民事訴訟，經查次長對中國銀行查帳發現，戰後毛邦初在美國任職六年期間大肆揮霍，花光了五百八十萬美元辦公費，還超支卅八萬美元，又挪用公款同一個華僑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開設了一家商店，另外在美國西岸開了一家商行。十一月十四日，國府所聘律師入稟華盛頓地方法院，十日後美國各報均刊登李宗仁致法院函件，宣稱他才是合法總統，毛邦初職務由他任命，蔣介石所代表的政府所提訴訟無效。十二月六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李宗仁訪問記，他說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將會返台主政。十二月十日地院裁定毛邦初敗訴。周宏濤返國前，毛邦初又派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駕車追撞周氏座車。毛氏眼看美國法院不可能支持他，遂在全案未審結前攜款逃亡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國法院判決國府有權向毛邦初索還六百卅六萬餘美元。(99) 負責外交折衝的駐美大使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以一章(十八頁)的篇幅澄清了毛邦初案。他說，經過六年在美國、瑞士、墨西哥三國法院提起訴訟，耗費巨萬(光是在美國就聘了四家律師行)，陸續追回了約五百萬美元，最後毛氏留下廿萬元維持生活，同政府達成和解。(100) 毛邦初在中華民國最需要美援之時惡人先告狀，直接影響到前線軍事。明顯一例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共軍連續攻擊國軍駐守的浙閩沿海小島時，守軍暫處劣勢，但空軍油料購買遇阻，使得空軍無法經常起飛支援。而李宗仁為了他個人爭名奪利，不惜損害國家利益，把風雨飄搖中的中華民國，在喪失大陸後辛苦重建的形象幾乎破壞殆盡，故其人格是極為卑鄙無恥的。
李宗仁的血口噴人、無中生有，特別表現在對蔣介石人格的恣意誣衊，他說蔣「對共軍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共軍入湘之後，中央軍本可南下截擊，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當共我兩軍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時，中央追兵卻在湘中一帶作壁上觀」。他還大肆吹噓白崇禧指揮桂軍在桂北邊境以寡敵眾，使得「共軍狼狽潰竄，伏屍遍野，死傷萬餘人，被俘七千餘人，造成抗戰前剿共戰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脹了必會爆炸，廣西版與香港版的「李傳」都用腳註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彌天大謊： 「據當時參與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的周游同志稱：一九三四年農歷九月，共產黨中央及紅軍長徵的主力部隊，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過灌陽、恭城、全州、興安、資源、龍勝、三江等縣的邊界而進入貴州，用了約十天時間。 「桂系的最高指揮官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軍緊跟著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 「當時我是廣西桂系『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宣傳科少校處員』。處長是潘宜之，科長是李文釗。我們率領一個電影隊到興安，隊長是黃學禮。那時紅軍已經過了興安、華江，越過老山界，進入資源的潯源鄉(今兩水公社)，向龍勝、三江去了。 「在興安縣城外收容了由各處送來的一些跟隨紅軍長徵時掉了隊的男女老幼，其中還有背孩子的婦女，總共約有一百二、三十人。這些人，都由電影隊作為紅軍俘虜攝了影，上了鏡頭。 「另外，華江千家寺燒了十多間房子，這是桂系尾隨紅軍部隊的第七軍因不慎失火燒的，我帶著電影隊長黃學禮去把殘餘的煙火及頹牆斷瓦等儘量上了鏡頭。後來這些都做了製造《七千俘虜》電影的鏡頭材料。隨後，李文釗就率領電影隊回南寧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紀錄片。其中俘虜的鏡頭，是由民團扮演的，戰利品的鏡頭，也全是假的。時至今日，除我之外，現在在南寧的，還有當時電影隊員蒙惠坤(現在南寧冶礦廠)、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證明。」(102)
白崇禧的「小諸葛」外號，祇是李宗仁大吹法螺。六十萬言的李宗仁回憶錄，諱言桂南會戰，因為「桂南係第四戰區作戰區域，這場戰事當歸戰區長官指揮才合理。不料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建議由行營直接指揮，設指揮所於遷江縣。一九三九年年底，調集兩廣地區四個軍、中央系三個軍加入會戰，在崑崙關附近作戰兼旬之後，中央才電令四戰區長官張發奎於一九四○年一月上旬至遷江協同指揮。張到達時戰事已失敗，行營指揮所擬好撤退命令要張簽署，並負指揮錯誤的責任。蔣介石不久即召開柳州會議整頓紀律，將白崇禧降一級，張被記大過。張發奎對此事很不滿意。一九四二年張招待我與區壽年等晚餐，席間大罵白崇禧亂指揮，破壞指揮系統，招致大敗(南寧失陷)。他說，在四戰區作戰序列另行設一個指揮機構，越級指揮，古往今來世界戰史上是無前例的。當時他心情十分激動。」(103)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軍使用六個師團、十二萬兵力進攻長沙，長江上的日艦也向岳陽集中支援。戰前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身份到株州要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部隊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區，將長沙以北含洞庭湖各縣完全放棄。薛岳堅主固守長沙及湘北。白氏曰，長期抗戰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應作過早決戰，而應保存實力，爭取長期時間，更不可爭功邀功，徒逞血氣之勇。且湘北及長沙地形，利於攻而不宜守，因此種種，應執行命令，且戰且退，放棄長沙以北，固守長沙東南地區。薛將軍至此勃然大怒，指責白氏「第一不明抗戰國策，枉為副參謀總長。抗戰則必抗必戰，乃能爭取長期勝利；第二責白氏不讀兵書，不讀地圖，不知長沙與湘北地形山嶽湖沼，錯綜複雜，可戰可守。今湘北工事堅固，民心士氣旺盛，湘北道路已徹底破壞，敵我武器逐漸相等，敵為驕兵，我為哀兵，我黨政軍民同仇敵愾，正反敗為勝、千載一時良機。若依你妙計，將九戰區長官部及湖南省政府撤往邵陽，你之用意祇是叫我們為廣西看守門戶，請問如何看守？廣西有多少兵源、糧源？保有湘北，即保有湖南湘西，亦即保存了廣西。今太湖鄱陽湖已失，僅餘洞庭湖，如洞庭不守，何以足食足兵？如果湖南不守，兩廣湖北川黔亦難固守，請問你參的是什麼謀？是否準備做亡國大夫？」陳誠見白氏無辭以答窘態畢露，乃轉圜問曰「伯陵兄，你自信有勝算嗎？」薛曰：「有。我已向委座及夫人保證，如不能固守長沙，決自殺以謝委員長，自殺以謝天下」。其後續談作戰方案，需要何項支援。白氏默無一言，陳誠乃飭開車而去。薛將軍遂以重兵設伏於長岳公路兩側佈一袋形陣地，而以小部隊誘敵深入後，予以伏擊側擊、夾擊、追擊戰術，獲得殺、傷日軍四萬餘人之輝煌戰果。日軍敗退後，白崇禧乃飭人先行通知衡陽新聞界及紳商領袖人物，乘夜車由桂林趕至衡陽發佈戰勝消息，大街小巷，鞭炮祝捷，報章以大字標題盛讚白崇禧之「豐功偉績」，「指揮若定」云云(104)。由此可見李、白人格之卑污。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我任北平行營主任三年，實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呢！」(105)據金典戎回憶：「李宗仁在外貌上雖顯得一派忠厚，但他的權力慾和領袖慾卻特別強盛。北平行營表面上指揮第十一(孫連仲)、第十二(傅作義)兩個戰區，實際上不能過問受降事宜，也不能直接指揮軍隊，所以行營和戰區長官部權力上的爭奪戰集中在北平的敵偽產業、接收下來的物資以及一切生財有道的工廠企業。為此，李宗仁刻意架空忠厚老實的孫連仲，另組一個敵偽產業調查委員會，將對敵偽產業具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掌握在行營手上。北平是有名的住宅區，又是僅次於南京的軍政中心，敵偽要人的住宅很多，經調查檢舉被查封的房產與物資不下千餘起。這些被凍結的東西，想啟封解凍，就要靠法幣與金條」(106)，如此這般，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李宗仁在北平行轅(營)三年，能擷取故宮寶物十大箱了。
在研究李、白的罪惡一生時，人們發現戡亂戰事期間長期在國防部執掌作戰機要的劉斐、郭汝瑰、韓練成盡皆李、白扶植重用的共諜。劉斐是白崇禧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回國後由白崇禧破格提拔官至軍令部次長，「在一九四六年國共戰爭爆發後，為章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報，存心作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107)郭汝瑰受白崇禧賞識，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遷，由國防部第五廳廳長而第三廳(作戰)廳長而徐州陸總參謀長，在四年戡亂戰事中，他與共諜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提供了歷次會戰的絕密軍情，幫共產黨打敗幾百萬精銳國軍。韓練成在萊蕪戰役中，以軍長身份故意將四十六、七十三軍引入共軍口袋，導致這兩個軍覆滅。事後他又和白崇禧唱和，指責陳誠指揮無能，致使陳氏由參謀總長降為東北地區的指揮官。一九四九年行政院把張治中等五人求和代表團名單交李宗仁批准時，李特意加上劉斐的名字(108)。另據黃紉秋證明，郭德潔對李宗仁的部屬和武官最欣賞者就是劉斐。(109)這就不難明白，幾百萬國軍怎樣兵敗如山倒了。從李宗仁口述的回憶錄中，人們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歌頌軍閥，包庇叛逆的：對土匪出身的舊桂系軍閥陸榮廷，讚為「無大過可言，治績比蔣先生頗有足多者」；對助紂為虐、協助陳逆炯明率軍圍攻總統府逐走孫中山、與革命軍鏖戰四年數度攻打革命大本營廣州且充任北洋政府所委潮梅護軍使、粵軍總指揮、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的叛徒林虎，則譽為「勇敢善戰，磊落光明，廉潔自守，用人不疑，影響我一生做人處事實至巨大」；祇因李宗仁本人在林虎部下任過中尉排長。林虎的反覆無常、離經叛道，也確實對李宗仁叛變投共有所啟發與影響。後來，當共軍逼近陪都重慶、李宗仁專機飛昆明時，他每晚都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談至深宵。其時，盧漢雖建議由二人聯名發電誘蔣介石赴昆明，趁機扣押蔣介石施以凌遲酷刑，李宗仁祇為擔心盧漢會把他自己也一併捉起來獻給中共邀功，才婉拒了。(110) 最不可思議的是李宗仁將賦性桀驁、狂妄自大的美國人史迪威吹捧為「赫赫的戰將」(111)可是翻遍這本六十萬言厚書，未見李宗仁說出史迪威有何「赫赫戰功」。此人畢業於軍校後，曾充任美國根據辛丑和約而派駐天津的佔領軍之語言教官，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曾任駐津美軍第十五步兵團營長，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羅斯福將這位生平從未打過一仗的史迪威介紹給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的參謀長，是一大失策。由於史迪威的指揮失誤，擁有優勢裝備的英軍被日軍包圍於仁安羌，要勞動國軍第卅八師前往救援，英軍脫險後他又置數萬國軍於不顧，擅自離隊入印度，致使國軍最精銳的部隊不能回援危急的豫湘桂戰場，為了幫助史迪威報仇雪恥卻陷身印緬叢林，而我們自己因兵員不足損失了廿多萬平方公里國土、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三十多個機場，犧牲了裝備窳劣的近六十萬軍隊，使六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遭到燒殺擄掠。在中國抗戰最艱困的日子，他將原在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轟炸機隊全部調埃及助英作戰，且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國航空公司的兩架運輸機轉交給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五百架飛機之作戰計劃、中印空運每日保住五千噸數量之承諾；在豫中會戰吃緊時，蔣介石電史氏借用五百噸汽油與停泊在成都機場的二百架驅逐機，史氏悍然拒借。最令人髮指的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曾五次壓迫、三次要挾中國政府，以停撥援華物資相威脅，逼我遠徵軍出擊，令他成為叢林英雄。當華東戰事最危急之際，他以租借物資分配人之身份，對已運至昆明可供華東戰場使用之物資拒絕放行。日軍逼近桂林時，中國遠徵軍在怒江前線與日軍惡戰，蔣介石欲調部份遠徵軍回援黔桂，史氏竟親飛桂林自毀美軍機場，甚至要將美援武器直接援助共軍。像這樣一個危害中國人民整體利益的跋扈洋人，祇有中共崇敬他，可李宗仁偏偏要吹捧他，豈不是與全體中國人民為敵嗎？
李宗仁論及沈鴻英時，稱其「機警狡詐，反覆無常，早為粵桂人士所不齒」；論及劉震寰則稱之為「反骨仔」。(112)這可以說是「夫子自道」。據劉仲容回憶，早在西安事變前，李宗仁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白接張、楊電報，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商量要事，劉遂於事變前五日到達。事變發生後，劉以廣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開活動。中央軍進駐西安後，劉仲容秘密赴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並答應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團赴廣西見李、白。此後，張雲逸到廣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戰爆發後，劉仲容代表李、白長駐延安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劉離延安時，毛澤東親函介紹劉給在武漢的周恩來，為中共軍委會情報科做地下工作。劉仲容在白崇禧身邊十四年，官至國防部參議。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澤東乞和，向毛周匯報長達七小時。此人兩次北上，來去安全，均係李宗仁向毛澤東擔保。 從李氏自述知，他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就決定赴美治病，但十二月五日才辦妥簽證，美國駐華代辦師樞安則坦率對外交部北美司長陳岱礎說「李代總統出國時，美國方面並不歡迎，後因他是出國治病，也就未便拒絕。」據周宏濤記錄，李宗仁抵香港後態度數變，起初解釋赴港的理由是與蔣介石之間政見不合及蔣介石即將復職，隨後於十一月廿四日再致蔣介石一函，堅稱要赴美治療胃疾。廿七日晚上白崇禧致電蔣介石，稱李宗仁「決心解除代總統職務請鈞座復總統職」。次日李宗仁得悉美國終於准許他赴美，態度又變卦了，他以親筆函致蔣介石，稱「在私為根治舊疾、在公則實欲藉此爭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財政上之極度困難」，連他的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也對此種行逕極為憤慨，強調不能以國家名器做任何人在國外的護身符。(113) 在競選副總統的日子裏，李宗仁以公帑招待近三千名國大代表，讓他們免費在五、六家飯店、酒家大吃大喝，一日三宴外加娛樂活動。(114)然而流亡美國後，失去了國庫這棵搖錢樹，他就不能繼續揮金如土了，「起初帶著一大堆隨員，光是食、住、行三樣就夠頭疼了。為了曇花一現的風光付出的代價不但得不償失，且很快就產生坐吃山空的煩惱了，這才開始節流，遣散隨員，搬到較紐約生活程度低的新澤西州，花三萬美元買了一棟小平房」。郭德潔素以吝嗇見稱，「每週煮一鍋飯，一碗菜，且是一成不變的碎肉炒青豆，放進冰箱就解決一星期的民生問題」「兩個兒子，一是嫡出，一是抱養，兩個兒子都因愛母而仇父。在李最凄涼最需要親情安慰的歲月，他獲得的是冷冰冰的反應。僅憑此點，美國對他確係毫無留戀的地方。在大陸至少還有些親朋故舊可閑話桑麻，共敘家常，這也是吸引他回國的原因之一吧！一個在政治舞台上轟轟烈烈數十年的人物，突然變得有國難投無家可歸，被迫生活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寸步難行的環境中，既無家室溫暖，也無天倫之樂，終日看報面壁，面壁看報，度過形同幽禁長達十六年的歲月，暮年他的心情苦悶豈是局外人所能體會？」(115)
「因久處高位，對世俗人情也日漸生疏，故在投資方面很容易受騙，先是玩股票被一廣東華僑蝕了一大筆，後又投資一位開旅館的廣東人，無端端蝕了五萬美元。可見他很容易受騙。他由反共、親共到投共的轉變也是如此，他看的報章雜誌是清一色的左傾刊物，最糟糕的是他對那些一面之詞照單全收從不置疑，故不知不覺地自動洗腦。他讀了太多的中共宣傳品，走火入魔地單相思」。這是他投共原因之二。 「劉仲容告訴我，李宗仁回國是他奉周恩來之命暗中策劃的，因程思遠在港生活困難，寫信向他求援，他寄了一筆錢給程，要他回國看看，並介紹程見周恩來。幾次會見之後，周要劉先給李宗仁二十萬美金現鈔，設法交到李手，不要經過銀行與外人。周說：我們知道李宗仁是在美國熬不下去了才想回國的，故先給他一筆生活費。」(116)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國致函香港的程思遠起草《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號。同年五月他讓程思遠秘密北上，向中共表達了他想歸國的願望，然中共懷疑他還想回去發展第三勢力搞局，故此事延宕了十年之久。李在北平行轅時，曾向故宮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內書畫作裝飾，當選總統後未予歸還，一九四九年冬攜去美國。據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擔負與李宗仁日常聯繫並陪他外出參觀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坤披露，李宗仁「曾將自己收藏的一部份書畫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十一萬美金購買的。但其實不少是贗品，按當時的價格，頂多值三千美金。毛澤東得知這件事，答應給他十二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要十一萬，就給他十二萬』李宗仁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認為歡迎李宗仁歸來的時機已經成熟。周總理特意囑咐事先向台灣當局打招呼，證明我方僅視李宗仁為愛國人士(按：不視作談判對手)以免引起誤會」。接著，程思遠赴瑞士蘇黎士向李宗仁提出「四不過五關」條件，即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庭關、社會關、生活關。李宗仁全部同意，中共才安排他回歸。宋坤對四不的解釋是「如果不擺脫美國的關係，出現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響，是要惹出麻煩的。鑑於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面在中美關係上做什麼事情；李宗仁是蔣的政敵，如果由李宗仁來插手台灣問題，必然要導致海峽兩岸關係的複雜化，正如周總理所說，已經告訴了台灣當局，我們不會利用李德鄰反蔣，所以李宗仁歸國後不能插手台灣問題；就第三勢力的問題來說，李宗仁曾經熱心於此，在這上面花費過不少精力。後來他組織第三勢力的活動失敗了，既然是要歸國定居，理所當然要徹底斷絕這種念頭，不能再搞第三勢力、走什麼第三條道路了。」(117) 郭德潔去香港晤程思遠與收錢，還找了個算命的，對方說她是正宮娘娘的八字呢！「算命的說，李宗仁要東山再起呢，說不定蔣介石想開了，或者毛澤東上了西天，當然是李宗仁重登寶座呀！」甚至窗台上盆景開花她也說是鐵樹開花，幻想她能得回那失去的天堂！ 李宗仁回歸的爆發點，是那年郭德潔查出罹患癌症，她不捨得在美國動用私蓄支付昂貴的醫療費，而期望能倚靠大陸高幹的特殊醫療待遇而出現奇跡。還有一種對外解嘲的說法是「要拯救他的部下和親友。自他回歸後許多部下和親友都獲平反而找到了好工作」。 然而不巧的是，他投共後正值文革動亂，他在抄家潮中度過了三年半心驚肉跳的歲月。郭德潔死後，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稱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的負責人，奉中情局派遣赴中國大陸與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聯絡，以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此案牽涉高幹甚多，成為文革十年的大型冤案之一。至於李宗仁本人，則是被共方用慢性毒藥毒死的。(118)據劉仲容說，李一回大陸，劉與他寸步不離。劉的任務是每天要記下李的言論及所見的客人，故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李宗仁夫婦回大陸，僅享受了短暫的風光，卻成全了程思遠的富貴榮華。(119)
據宋坤回憶，他陪同李宗仁拜謁廖仲愷墓時，李曾大罵：「老蔣是流氓，先殺廖先生打擊左派，後來又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提及蔣介石「發動三月廿日中山艦事變」。(120)關於刺廖案主犯張國楨、梁士鋒、楊錦龍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審判長本係周恩來。破案經過是，張國楨等人在廣州大塘李福林私宅舉行顛覆國民政府的會議，廖被刺身亡後，李福林怕東窗事發，於是出面自首。這樣一個早已水落石出的舊案還要翻出來諉過蔣介石，真係顛倒是非。 至於中山艦事件，近年公佈的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陳公博、張國燾等人回憶錄、季方報告、黃珍吾報告、歐陽鍾報告、陳孚木回憶錄等等顯示，蔣介石根本沒有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過調艦命令，矯蔣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幕後主使人是西山會議派、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孫文主義學會這三方面，而歐陽鍾的後台則是其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是「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一面唆使姪兒矯令，一面向蔣介石謊報李之龍謀叛，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蔣介石查出事涉歐陽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歐被處死。事發時，蔣介石在日記表明，他以為係汪精衛擺佈與陷害，欲讓李之龍出動中山艦綁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後，蔣、汪之隙已成，且綿延十一年。」(121)其間蔣、汪時分時合，最後導致汪氏投敵叛國。弄清史實、撥雲見日的《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曾被中共黨史與理論權威胡喬木讚為「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意謂此文作者楊天石在歷史研究領域撥亂反正，已證明「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曾發生過一起憲警衝突，荷槍實彈的憲兵殺死上海交通警七人、傷七人；無辜行人死四人，傷二人。這宗發生在繁華市中心金都大戲院的慘案激成全市警察大罷崗，整個上海交通樞紐宣告癱瘓，中共上海地下黨乘機煽動警察組團赴京請願，還編印《伸雪報》，擴大事態打擊政府威信。事值美國特使魏德邁到滬，影響極壞。蔣介石遂下令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等大批中央大員到滬查辦。軍法審判結果，因掌摑警察並首先開槍的罪魁禍首、憲兵排長李豫泰竟從寬發落，僅判徒刑二年，祇因他是李宗仁的姪兒；另槍決上等兵羅國新頂罪。警察方面兩名分局局長被撤職。(122) 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李宗仁確實做到以德報怨、仁至義盡。 李宗仁的人品究竟如何呢？據黃紉秋文章披露，李宗仁僑居紐澤西期間「來訪的客人不少，同一些同病相憐的失意官僚政客，一談就是幾小時，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員坐擁數十萬精銳而不堪一擊；蔣介石臨陣換將和遙控指揮，以致失敗；某人丟了東北，蔣居然不加追究……美國人眼光狹隘，缺乏遠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們竭力援華，怎會發生韓戰呢？這樣的談話多是與志同道合的人士，但若是李懷疑來人是親台或別有用心的，李的論調就變了，什麼我與蔣先生雖然政見不同，但私交毫無芥蒂，到底我倆為革命共同奮鬥幾十年，同甘苦共患難。大陸之失，我們都有責任，不能歸過於他一人……個人的榮辱不算什麼，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現在真感無官一身輕云云。可見李宗仁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政客，他說的話多數不能置信。 對於李宗仁的上半生，陳存恭教授有如下評價：「李宗仁對北伐後第一個大動亂難辭其咎，他隱瞞了許多要點，刻意將挑起戰禍的責任反而歸諸魯滌平及中央，未免荒誕。最不幸的是北伐後的秩序因此打破，此後兵連禍結，從十八年打到十九年。馮玉祥既與桂系先有勾結，勢非決戰不可，而閻錫山在眾多反叛份子慫恿鼓勵下動兵，這些地方軍系或為保持並擴大割據的地盤，或為爭奪中央的領導權力，先後叛變，形成北伐後的大動亂」。(123)唐德剛氏雖然阿諛逢承李宗仁「不是反反覆覆、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黨棍官僚或市儈小人」「算個德勝於才的君子」(124)，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椿國民黨黨軍自相砍殺的內戰，實導源於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漢事變。其後接踵而來的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實是武漢事變所觸發的連鎖作用，而李宗仁正是這事變的兩造之一——也可說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說是罪魁禍首。中華民國十八年如果沒有這一役討桂之戰，則後半世紀的中國，該又是另外一個局面了」 (125) 。李宗仁難逃歷史罪責罪責。
《李宗仁回憶錄》的撰寫，耗用了近六年光陰，唐德剛自稱是他此生「用功最深、費力最大、嘔心瀝血」之作，全書完稿於一九六四年，卻人為地延宕到一九八○年由中共在大陸首印，亦即在先總統蔣介石逝世五年後才拋出，所有李氏渲染描述的「廣州梅花村訓蔣的過失和罪惡」等等均已成為孤證，失去了當事人印證的機會。雖然唐德剛聲言已將李宗仁的聊天紀錄「用可靠的史籍、檔案和當時的報章雜誌所記載考據出確信不疑的歷史背景；再用烘雲托月的辦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無誤的部門烘托出來」(126)，但這部唐氏自詡「勢必永傳後世的民國信史」，卻大多數事件、情節不註明時間年月，這就為該傳主的歪纏、顛倒因果、巧言令舌打下了埋伏。 李傳英文版導言說，此書「是一位歷史製造者和一位歷史家的合著」(127)，唐德剛則自誇此書「勢必永傳後世」(128)，倒反而李宗仁說了一句「讓後世史學家去細細探討」。(129)然而讀者不難發覺，唐德剛的行文是有兩手準備的。他既說「全篇立說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為依歸，未參雜我個人半句褒貶之辭」(130)，又說「著述史料之蒐集、寫作計劃之擬訂，新式史學方法之運用與全部文稿之撰寫等等，則全是我一手包辦的」。(131)既說此書「是李氏一生各階段心路歷程底最忠實的報導」(132)，又說「他所說的大事，凡是與史實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133)；既說「盡可能保持他口述時桂林官話的原語氣……盡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裏古怪的樸素文體」(134)，又說「李宗仁的口述歷史，統計起來，大概祇有15%是他口述，85%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135)既自誇「這本書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業底最完備的紀錄」(136) 「是鮮有其匹、全始全終的一部當國者的自述」(137)，卻又稱：「老實說，這部書上所有的重要關節，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註腳的。」(138)其言之「反覆無理」，昭然若揭。 唐德剛在撰寫過程中也常常是顛三倒四，自我摑掌。譬如「據個人探索，我也認為逼宮之說有點過甚其辭」(139)，卻又斷言「李氏豈能無『彼可取而代也』之心」。(140)這種種顯示，自稱歷史學家的唐德剛氏所秉持的學術信條就是：首鼠兩端，左右逢源；正反論點兼蓄，因此一貫正確、永遠正確。這一種學術掮客的投機耍滑學風被他攜入大陸，灌輸到萬千少不更事的青年學子腦海中，誤人子弟已經整整一個時代。 然而，唐德剛的大作，祇會誤導一些讀書很少的、與世隔絕的年青人，以及毫無歷史常識的文化奸商(如成露茜之流)。像李宗仁回憶錄這樣的謗書儘管銷售一百多萬冊，但總有被人拆穿西洋鏡的一天。君不見大陸上新華書店的「毛選專柜」門可羅雀無人問津嗎？想當年毛選印行十億冊以上，不少家庭擁有七、八套之多，其中有官方強迫人民購買的，也有各單位作為職工福利饋贈的；然曾幾何時，四人幫倒台，工廠、學校、街道大掃除時紛紛將毛著成捆成捆裝上大卡車送去廢品回收站，如今要在普通民居找到一本毛著已是難上加難。《李宗仁回憶錄》從暢銷到被人們唾棄，當也可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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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原載唐著《史學與紅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頁一七四。 (2) 國防大學黨史教研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頁三三一。 (3) 陳存恭《從李宗仁回憶錄論新桂系與中央的關係》，載《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一輯，中華民國國史館編印，一九八六年六月版，頁二六八。 (4) 郭冠英《張學良口述史腰斬的經過》，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九卷第五期，頁六十七。 (5) 同(3)，頁二六七、二九○。 (6) 同(3)，頁二二四。 (7) 同(1)，頁一六四。 (8) 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頁六二三、六三○、六三三、六三九、六四七。 (9) 同(8)，頁六三五。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五冊，頁八三九，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版。 (11) 同注(10)，頁八四四。 (12) 同(8)，頁六○八。 (13) 同(8)，頁六○○。 (14) 黃啟漢《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載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七輯，一九八六年版，頁十--二十八。 (15) 劉仲容《白崇禧逼蔣下野前後》，載《新桂系紀實》下冊，頁一一七。廣西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一九九○年十月版。 (16) 朱振聲《湯恩伯與保衛大上海之戰》，香港《春秋》雜誌第三○八期，頁二六。 (17) 周宏濤 《蔣介石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二○○三年九月版，頁一一九、一三○、一五四、一五五、一八四。 (18) 同(8)，頁六二四、五九六。 (19) 同((8)，頁六三七。 (20) 《李宗仁的索權逐蔣計劃》，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頁四七八--四八六。 (21)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頁八六。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22) 同(15)，頁一一六，程思遠《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的經過》。 (23) 同(17)，頁四一四、八六、九二。 (24) 陳存恭訪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印，一九八四年五月，頁八七八。 (25) 同注(8)，頁六五五。 (26) 同注(10)，頁八三五--八八七。 (27) 東方綠《小諸葛白崇禧與華中之戰》，《春秋》雜誌第四○三期頁十二。 (28) 宋希濂《白崇禧怎樣逼退蔣介石》，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頁四十七。 (29) 《文強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三年一月版，頁二六一。 (30) 蟄翁《西南大撤退之際白崇禧竟毫無作為》，載《春秋》雜誌第四五四期，頁十三--十四。 (31) 政海清客《李宗仁代總統前後》，載《春秋》第卅六期，頁八。 (32) 同(17)，頁一三九--一四○。 (33)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十八輯。中國文史出版社，二○○二年版，頁二五九。 (34) 同(33)，頁二八二。 (35) 同(33)，頁二八四。 (36) 阮毅成《與王雲五先生談金圓券》，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頁二十。 (37)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台北獨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頁二三七--二四○。 (38) 據一位接近李宗仁與孔祥熙家族的香港商人李龍鑣披露，李宗仁攜往美國一百多萬美金，多數由其長子李幼鄰掌控，其中財政部長劉攻芸撥付三十萬美元、華中剿總公帑三十萬、廣西財政(存於香港銀行)二十萬、廣西鎢礦存款二十五萬、李宗仁宦囊十八萬、郭德潔私蓄八萬。他在北平行轅任上，擷取了故宮寶物十大箱，均存放於紐澤西州住宅的地庫，其中有不少是徐悲鴻的名畫。郭德潔親口對黃紉秋承認，李宗仁出國前，劉攻芸給了卅萬美元，為此，劉丟了官，還挨老蔣大罵一頓。又據黃啟漢文章披露，財政部要中央銀行撥給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大洋四百萬，由於央行沒有這麼多的現洋，其中一部份就以一萬五千兩黃金折價，派專機運去漢口給白。此事由央行業務局白懷民透露。一九六七年十月黃啟漢到北京最後一次見到李宗仁時，李親口證實確有其事，還說白曾託他問詢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有無辦法幫他把黃金運進香港。[ 同(14)，頁三九)。 (39) 同(8)，頁四四五、六七六。 (40)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頁一九七，中華書局出版。 (41) 華南師大歷史系左雙文教授《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特種外交委員會研究》，係二○○二年八月北京舉行的《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42)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二○九、二一七。廣西師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 (43) 同(8)，頁四○二。 (44) 同(8)，頁四四七。 (45) 鍾卓安《陳濟棠》，頁二○九--二一二，廣東省地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46) 《李潔之文存》，頁三○三。廣東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年九月版。 (47) 同(3)，頁二五○--二五一。 (48) 同(8)，頁四二五。 (49) 同(8)，頁四一七。 (50) 同(20)，頁五五八。 (51) 《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同注(20)，頁三○三--三四九。 (52) 陶然《胡漢民被困湯山內幕》，載《春秋》雜誌第六八七期，頁三三。 (53) 黃旭初《東遊見聞再記》，載《春秋》第三二○期，頁一六，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54) 同(8)，頁五○二、四八三、四七一、四九一、四九○。 (55) 盧漢《第六十軍赴徐州作戰記》，載《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二○○○年十二月版，頁一六五--一六八。 (56) 同(1)，頁一六八。 (57) 同(8)，頁四七八、四七九。 (58) 李以劻《親歷台兒莊大戰》，載《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四期，頁五二。 (59) 傷亡統計引自共軍上海警備區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會合編之《警備大上海》一書，頁九。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發行。 (60) 同(8)，頁五五六、五八九。 (61) 蔣緯國撰《歷史見證人的實錄》第三冊，頁一三一，台北青年日報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62) 士心《陳誠副總統二三事》，《春秋》第一八六期，頁十四--十五。 (63) 同(8)，頁五九○。 (64) 白先勇《父親的憾恨》，刊香港《素葉文學》第六十八期，頁四三、四七、四九。二○○○年十二月版。 (65) 金典戎《哈爾濱燈火在望》，刊《春秋》第六十九期，頁七。 (66) 同(8)，頁六四七。 (67) 王禹廷《胡璉評傳》，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頁一四五。 (68) 《顧維鈞回憶錄》，頁八九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69) 同(8)，頁六四二。 (70) 顧維鈞回憶錄也提到：「一個剛從台灣和廣州回來的人，把廣州描繪成一個放蕩墜落、道德敗壞的地方。那裏有一種絕望和醉生夢死的氣氛。據說人人都盼望三樣東西來幫助拯救中國：美國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戰或出現奇跡。但是他們自己卻不想工作，也不想戰鬥」。同(68)，頁八三○。 (71) 同(68)，頁八二七。 (72) 同(68)，頁八三○。 (73) 同(8)，頁五六三。 (74) 李龍鑣《延安巧妙利用美方的一次戰略空運》，刊《春秋》第八四○期，頁十一--十六。有關美國幫助共軍將高級將領空運到內戰前線之事，也可見《聶榮臻回憶錄》，頁五二六。 (75) 同(8)，頁五二二。 (76) 同(8)，頁五九四。 (77) 馬不羈《徐蚌會戰見聞錄》，刊《春秋》第一一一期，頁十六。 (78) 同(8)，頁六四七。 (79) 一野戰史辦公室《西北大剿匪》頁四、二七、四三○。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80) 同(8)，頁五四二。 (81) 同(33)，第十一輯，頁四九九，雲南綏靖公署高參劉文潮《雲南起義前後的見聞》。 (82) 田酉如《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頁六五○，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83) 同(8)，頁六二○。 (84) 《博訊網》二○○四年五月十四日報導。 (85) 同(8)，頁五四三。 (86) 事見魏肇權《楊永泰被刺之謎》，載北京《法制文學選刊》一九八六年七月號。 (87) 辛平編著《民國將領傳》，頁三一五。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 (88) 孟紹濂《王天培之死》，同(33)，第三輯，頁八五六。 (89) 黃紉秋《我所認識的郭德潔--兼談李宗仁在美國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陸前後》，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頁九三。 (90)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四--一一五，《王公度案內幕》，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 (91) 同(8)，頁九七、六五、八六、一一四。 (92) 金典戎《李宗仁主持北平行營時國共間諜鬥智紀實》，載《春秋》二○八期頁十五。 (93) 同(8)，頁五九二。 (94) 趙榮聲《回憶衛立煌》，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 (95) 同(8)，頁六二五。 (96) 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一期頁十六--二十。一九八八年元月出版。 (97) 李龍鑣《論孔祥熙為國理財為功為過？》，載《春秋》第九一九期，頁二十。 (98) 同(8)，頁六二二。 (99) 同(17)，頁三一三--三三五。 (100) 同(68)，一○○○--一○一七《毛邦初與周至柔之爭及這些問題對美國援華政策的影響》。 (101) 同(8)，頁六七六、四二七。 (102) 同(8)，頁四二八。 (103) 李以劻《記張發奎將軍在抗日戰場的軼事》，載《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一期，頁五四。 (104) 陳夢因《儒將薛岳百歲榮壽》，載《大成》第二五三期。 (105) 同(8)，頁五六九。 (106) 金典戎《李宗仁孫連仲鬥法記往》，載《春秋》一九五期，頁四。 (107) 程思遠撰《深切懷念劉為章先生》，載劉沉剛著《劉斐將軍傳》，民革團結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頁十三。 (108) 同(8)，頁六一五。 (109) 同(89)，刊《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三期，頁三三。 (110) 同(8)，頁六七五、五六、六六三。 (111) 同(8)，頁五三三。 (112) 同(8)，頁一二六、一二九。 (113) 同(8)，頁一九七--二○四。 (114) 同(70)，頁八四三。 (115) 黃紉秋《李宗仁回國投共前見聞》，載《傳記文學》八十二卷第二期，頁一四。 (116) 同(89)，頁九六。 (117) 宋坤《追憶李宗仁歸來》，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一四○輯《統戰史話》欄，文史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 (118) 同(1)，頁一九三。 (119) 同(89)，頁九六。 (120) 同(8)，頁二一一。 (121) 《中山艦事件之謎》，載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頁一○七--一二九。 (122) 柳和清《金都血案親歷記》載《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十二輯，頁二○八。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二○○一年十二月版。 (123) 同(3)，頁二四二。 (124) 同(8)，《序言》頁七、八。 (125) 同(8)，《序言》頁四。 (126) 同(1)，頁一六八。 (127) 同(1)，頁一五三。 (128) 同(8)，《序言》頁九。 (129) 同(8)，頁六三九。 (130) 同(8)，《序言》頁八。 (131) 同(1)，頁一五二。 (132) 同(8)， 《序言》頁一。 (133) 同(1)，頁一六八。 (134) 同(1)，頁一七一。 (135) 《文學與口述歷史》，同(1)，頁二五。 (136) 同(8)，《序言》，頁一。 (137) 同(1)，頁一五六。 (138) 同(1)，頁一七五。 (139) 同(1)，頁一四八。 (140) 同(8)，《序言》，頁六。 (141) 夏志清《諫友篇--兼評唐德剛《海外讀紅樓》》，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九卷第二期，頁四二--五三。 (142) 宋淇《未識其小，焉能說大？》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頁四九。 (143) 蘇雪林自費出版的文學評論集《猶太之吻》。 (144) 唐德剛《我犯罪了，並無解說》，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五期，頁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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