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诗不过是语言构成的既定事实，其显现的最基本的语符层面涵括了所有的关于诗的经验认识。理解诗毋宁是在圆识辨析语言；在语言构成的最细微的体现特征之上，爬梳观照出相应的言语活动的价值表现属性。我从未敢自诩对杨炼的诗作持有多么高深的见解，只不过是在对其诡谲、华诞、富丽的语言构成特性的长期直观中，获取了一定的解读经验。对杨炼一个诗句语言构成的分析，因而只是将我的解读经验给予忠实的描述。
我即将分析的对象取自于杨炼《诺日朗·日潮》的第一句。这个句子为：“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
句子构型特征·韵律感·言语活动的质的规定性
这个句子是对一种客观存在态势的外在摹写；既便简化为“高原焚”如此简洁轻快的呈示方式，其逻辑语意的摹写性仍可以完整地表述出来；然而，杨炼或曰言语主体却编织了繁复的方式：修饰成份叠加、句子主体部分强调，状语后置等。纯粹摹写性的逻辑语意表述显然不是这个句子被书写的目的。语言构成所付出的“繁复”努力，或许正是这次言语活动发生的意义所在，为此我只能做出如下的“解释”。多重修饰成份的叠加扩展了逻辑语意表述的时间长度，使得语符组合能在一个绵延的时间维度上强化语意表述的语气，从而烘托出一重舒缓邈远的语意生成背景。这种生成背景非但有力地衬现语意的体现特征，而且还为语意设置了一种谐衡安全的体现环境。句子的主体部分被强调，是因为它由一个短语形式所承担；而这个短语是以“如”的喻词连接表白着它的语言构成特征，于是语符“如”的能指功能就提到了议事日程。状语后置使得介词“于”与谓语动词的依附关系得以增强，否则它的能指功能发挥就没有更为实在的意义，因为语符“于”作为一个虚词，只能在和实词的结合中间接地体现着它的语言构成作用。虽然“于”和“海滨”互相组合，共同承担了句子的状语部分，但因其间阻隔了双重语符，“于”的能指功能发挥就不可能在和“海滨”的结合中得以充分的表现，状语后置因此为介词“于”找到了一次能指功能发挥的机会；与谓语动词“焚烧”恰切相邻，充实着其能指表现的功能属性。句子繁复的构型方式或许暗示出上述的种种考虑。在这个句子中，“如”、“虎”、“于”、“物”持有相同的韵母，为此，我们能否这么认为，正是由于韵母“u”的选择，这个句子的内在节奏方才能充分地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贯穿于整个句子的那种天然性的语气因此浑然融合。“高原如”与“焚烧于”洽然相对，“猛虎”与“万物”迢递耸峙，舒缓邈远的语意生成背景于是有机地烘托浮现。同时因为韵母“u”的凑泊呼应，为语符组合提供了一种内在和谐的驱动力，那种浑然一体的语气因而是在一种谐衡的节奏关系中自为鼓荡，翩翩奏鸣，袅袅回响。“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六个音节相互咬啮追逐，撞击敲打，舒缓的语气从而在跌宕起伏的波动过程中急促化，渗透出一种强烈的亲和力。
这个句子就是在这么一种语言的能指关系上享有了其构型的大致外观。因为一种韵律感从中自然地感发而出，无懈而击，是在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的渲染蛊动下，感发出一种急促化的韵律感。
韵律感的生成体现了这次言语活动某种质的规定性，而这显然不能由普通语言学的通讯性质所说明。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句子并非为了某种逻辑语意的完整表述。这种质的规定性概莫能外，揭示的是其言语活动之所以被操持的价值属性。然而在所有言语活动的门类中，唯有诗对那种韵律感的生成持有强烈的创造性要隶，所以我们观照的语言构成作用是在诗的本体范畴中显现发生。就分析的对象而言，这个句子为此拥有了诗的本体形式规范特征。
语象·原型意象·语象的自为运动
构成这个句子的语言拥有其自足的价值体系。具体的语符一旦进入这种语言的规范之中，则以语象的形式体现着这次言语活动发生的价值属性。
每个语符都具有相应的所指意义，出于通讯交流的需要，这个意义因而在普通语言学中遭致相对明确的界定；这就是说，意义与其指称之物即物象是在抽象关系上愈加显豁了其明晰简要准确的质的规定性，对物象共相属性的质的概括，至于其殊相的形式显现特性即表象，由于业已涵括在物象的质的共相属性的统辖中，于是为那重抽象的对应关系所扬弃。界定为此是认识的界定，否则滞留于对物象混沌表象感知水平之上，语言表达于是举步维艰。诗的创造性的言语活劫，并非出于那种认知交流的需要，恰恰相反它正是为了表现诗之于物象的那重表象的个性化的独特感知，因此在其共相属性的质的概括前提下，还原钩沉再现其殊相的运动方式，以期投映出诗之于物象的神游相契的情感化感知。诗的言语活动因而以语象的个性强化确立了其最为基本的语言构成单位，有别于普泛的言语活动之于语符对其所指意义的质的规定。语符的能指与所指的抽象统一关系由此解体蜕化，重新开始了其艰难的“统一”，因而是选择与确立的过程。
既然个性化的言语活动发生源于不同的价值创造需要，那么这个句子所能显现的语象则为具体的，其具体属性又是什么呢？
我们业已明确，那个句子其实是对一种客观存在态势的摹写，既为摹写，所以是在旁观的角度对一外在事实进行充分的观照，如是的观照性质取决于言语主体对其感知对象所采取的感知态度和方式。那种外在事实既可以为主体亲身体验，也可以游离于主体的经验意识之外，然而这个句子所体现的外在事实却是纯粹的，其间丝毫没有主体身世沉沦之慨，举手投足之迹，于是，它所对应的语象单元只能是以原型意象的投射方式将之确立。这是因为：所谓的原型意象乃为集体无意识的形象化显现，在普泛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象之上积淀了，浓郁深厚的文化心理内容，它活跃于种族的记忆之中，并且往往独立于个体的经验意识之外，显现出某种泛化的经验意识特征。对它的青睐，无疑出于对类的共同命运的忧患沉思，经由个性化的知性改造，从而衬托出一副外在事实被摹写的图景。
然而个性化的知性改造，不外乎是对一种能动的潜意识全息透视的结果，是在“倏然之际，思接千古”的一种跳跃性的把握方式，于是句子所呈现的语象单元乃由一种会意式的语象自为运动特征所建构。
语象的自为运动为此表征着这种语言构成的一般属性。
由于原型意象所拥有的自我原质意味显豁明瞭，不言自明，语象组合因而省却了许多没有必要的多重中介转换环节，直接勾连，相互涵括，在诸种集体无意识相互渗透之际，一副古老而又鲜活的经验图景从容地绘制而出。“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是以横向直接关涉的事实揭示了其多重修饰成份叠加的实质，其结果统辖于“海滨”的形象感兀立突现。“海滨”这个语象因此摆脱了其原初指谓的那种狭仄淡漠的物象特征，是以变异了的流丽特征充实着这次语言构成的作用：首先其涵括的范围无限延广，是在“万物”赖以寄栖的辽阔疆域遭衬出它的限界，其次是拥有了的实质充盈活泼，“激流暴跳”对“万物”的修饰表明这个疆域生机盎然，富有活力。“高原如猛虎”则采用的是纵向间接嵌合，“高原”体现的是静态观照的特征，“猛虎”则被把握的是跃发的动态特征，语象所持有的这种动、静意味，在一个喻词“如”的比照关系中，动静互补，句子的主体部分所赋有的能动发生意义因而增强，具体地冰，“高原”在”如猛虎”的喻义参予嵌入的喻示性关系中，掩盖了其静态的所指意味，从而以一种勃发的动态特征充分自如地与“焚烧”语象相组合，否却了“焚烧”这个语象业已凝止、抽象化了的所指意味，辩证地实现着对“高原焚烧”这种客观存在态势的切实摹写：非外在的现象描述，而是其内在实质的生动表现。总之，无论横向直接关涉，抑或纵向的间接嵌合，这次言语活动都以会意式的透视力表征出主语主体之于那重景观的自在把握，尽管属于外在的既定的显现事实，但却发自于经验意识的一重内在改造。所以，言语主体拥有的不是一种纪实性的身世感伤，抑或家国之痛，而是一种业已观照了的个性化的理性忧患，质言之其所欲表现的自我，乃为自在的超脱，在对普泛的经验意识的知性分析中肯定着某种永恒无限的制约因素。
经由会意式的语言构成，对于那种永恒无限的制约因素的知性分析内容为此显现而出。句子所以也就持有一重深层的叙写内容，在那种摹写性的逻辑语意显现层面上兀自峻立。
形而上情感·情态体验意味·涵蕴
然而，所谓的语言构成作用，不过是一种物化的事实。对相应的意识内容的物化，语言的能指关系因而体现。就这次言语活动的属性而言，被物化的意识乃为情感化的意识。假若对这种情感缺乏认识和理解，这种言语活动被操持则为虚妄。既然相应的物化事实（语符层面）业已体现，那么所谓的情感从而溶解于其间。不论其虚妄如何，我还是要通过认识到的语言能指现象，规范出被溶解的情感特征。
如果说，上节对语象把握还是就其构成过程进行分析观照的，那么此时继续对之把握，则是在其构成结果的体现方式上进行的。因为所谓的情感是由语符层面的确立形态终结了其被抒发的使命。
由于原型意象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类化积淀的一重形象化显现，所以它所持存的所指意味不过是一种观念化了的形式意味。当它提升为语象，进入“情境”化的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象所持有的那重观念化的形式意味便促使着自我蜕替为一种无概念的形式被人青睐，因此，在这样的语象之间发生着的会意式的张力运动，也可以认为是“概念”所进行的自我运动即思辨。因为所谓的概念是对其直接指谓的物象最终意识的抽象，它所持有的自我内容特征所以是认识的“结果性呈示”的一种意识特质。而会意式的语象自为运动之所以发生，只是由于这种运动方式摒弃了“思辨”赖以运转的多重中介转换项的承递作用，径直率性地在运动发生的两极即“概念”之间进行结果性的描述。为此组合而成的语象单元渗透着一种浓郁的认知因素，也就是说，在对普泛可以体味察觉到的经验意识进行了一次知性的辨析，从而抽绎出某种确定性的可供参考的意识特质；这种意识特质由于是以普泛的经验意识而非具体的个性化的情境关系为其抽绎、思辨、考究的对象，所以其生成特征乃为认知性的。
如果将句子的自组织结构视作其被书写的主体的才情心理结构的某种异质同构的事实，那么我只能做出如下解释。所谓的具体的个性化的情境关系指的是主体能够切实休验过的某种纪实性关系。在这种纪实性关系中所能生成的意识特质既便是认知性的，但也是自然感发，极其痛恶那种思辨演译的生成方式。但这个句子体现的是另一种方式，是在“元概念”其间投诸了知性的分析力，那种“元概念”作为其被辨析的对象属性，除了表明这种过程所能产生的意识特征必然是认知的，而且还深刻地揭示着：言语主体莫非激于对外在的经验意识的理性把握冲动，否则他不会采用如此的解构方式显现着他之于对象的感知。既便拥有了这种感知，也不受制于具体的情境规范，为某次业已界临的感知过程而抑郁悲伤或者欣喜异常。对象既然设定，冲动则相应体现，属于人的一种情感活动。但因这个对象是被设定的，这种冲动为此属于强制性的，在虚拟的情感境界中体验着某种自由创造的辛酸苦辣，因而是对永恒与无限沉缅所获得的一种心理变化的态势。这次言语活动与其说是渲泄着一种自发的情感，毋宁认为是构造着一种情态，但这已是物化后的事实了，前述所把握到的那重韵律感其实正是对这种情感渲泄的意义的体现，因为那种韵律感发自一种外在的推动而产生的，即在语言构成的那种镂空雕饰的作用中自为产生。
这个句子所渗透的一种浓郁的认知因素因而是一种情态体验意味。当这种情态体验意味得以充分叙写揭示，这次言语活动得以发生的目的从而充分地体现而出。只是由于它是在语义生成的构造性关系中所以显现，这种情态体验意味因此乃为涵蕴的，在对普泛经验意识摹写过程中涵蕴持存。而普泛的经验意识之所以要摹写，一方面因为它是作为言语主体被观照的对象实体，另一方面则由于它还不得不充当构造情态的刺激反应的客体。观照和构造无疑要求摹写，否则语象运动的会意式透视就无从发挥功用，摹写因而是对言语主体业已把握的经验意识的外在的客观的描述，在语义生成的这重涵蕴关系中，这次言语活动所能表现的情感属性从而被确定，这种情感实属形而上的。
情感触发的对象是以普泛的经验意识为表征，表达这种情感的需要又不是发自具体情境关系的支配，而是导向于某种永恒无限因素的辨析诘难，情感得以渲泄的流程则渗透着浓郁的观照性质，如是种种统辖而成的情感只能是对某种精神气质的弘扬，某种认知因素把握了的欣喜，沉缅于普泛经验意识因而是最高的和谐境界的无节制的冲动，是在形而上的水平上某种情态的质的规定性的充分体现，从而被言语主体所持存，言语活动所表现的这种情感，乃为形而上的情感。
情感与其物化的语言的对应关系·空间质感的拥有·语言的能指与所指
言语主体所表现的而非渲泄的情感属于形而上的，其天然的结构形态因而是思辨型的，这一点已给予了大致的分析，需要申明的是，其结构功能呈现的方式乃为解析性的。而表现这种情感的物化语言是由原型意象所标举，会意式的语象组合方式与其解析性的结构功能异质同构。情感与其物化语言达成了一重对应构成关系。
韵律感的自发滋育及情态体验意味的涵蕴叙写，其实就是在这重关系背景中体现出语言的能指、所指关系。如果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在其构成作用中最终未能统一，那么这次言语活动发生的价值则值得怀疑。既然语言的能指所指关系是在那重对应构成背景下自为显现，因此其统一的属性仍由那重对应构成关系所确立。
但是这种统一属性业已超出了诗的本体规范，是由另一范畴的价值标准所界定。这个标准因而非“美”莫属。可所谓的美究竟缘何而体现出其质的规定性呢？于是：一一在情感与其物化语言对应构成背景下，语象会意式的组合方式提供了一种意识解析的结果性图式，丛聚于其间的情感为此挥发出其所能抽绎的内容特质，在这种“物”“我”双向建构过程中，结果性图式与抽绎的内容特质充分整合，烘托为一种“意义”生成的格式塔背景，亦即某种空间质感被拓造而出。这种空间是一种智慧的空间，表象着某种集体无意识或曰普泛的经验意识业已概括了的特征，是在抑郁悲戚认知辨析力作用下，透视出一个硕大如朋的先验的思辨型结构功能某种能动充实的诗意张力运动，非时间性的委婉流转事实，从而渗透出基于形而上因素的沉思颖悟。所以感发的是某种生命冲动的意味，因而也是对急欲把握生命自我的理性精神崇仰昭示。占有了这种空间，所以也就拥有了对现实、历史、文化多重复合了的经验事实的深刻辨析力，总之它容纳了人置于宇宙和人生的诸种理性感伤因素。所谓的美由是显现。那种情态体验意味不过是对这种空间质感的抽象说明，确切地说，它应当称作为审美意蕴。
既然审美意蕴是由韵律感自发滋育以情态体验意味共时整合，从而升华，漫溢，语言的能指、所指关系的统一属性则以这种审美意蕴所表征。至此，这个句子彻底诗意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