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书的快乐

王晓华

我一度是个高傲的哲学动物，曾花数年时间写作一本叫做《个体哲学》的书。由于我在写作伊始就力图让它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那段时间我只与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对话，一般学者的书我几乎从来不看。虽然这本书现在尚未出版，但它的存在使我感到内在的充实，使我有权力俯视那些比我名气大得多的人。这就是我致力于撕书事业的隐秘前提。

在中国搞哲学有两大痛苦：其一是开会时满眼皆是严肃的雄性动物，满耳全是发霉了的陈词滥调，身心俱受摧残；其二是总有不会思考只会写作的哲学动物赠送自己的大作，所赠之书大部分是文化垃圾，其内容无非是用拙劣的方式将很多汉字组合在一起，而被赠者又不好意思拒绝，不但要把垃圾照单全收，还要赞美对方一番。待赠书者心满意足地离开，如何处理这些书就成了难题。直接扔掉吧，怕被人看见，放到书架上则即玷污了目光，又对不起海德格尔和尼采这些大思想家（那时我的书架是专门供奉伟人书籍的）。我的解决方案是撕。按理说，撕这些书是清洁文化的正义事业，应该理直气壮才对，但实际上我每次撕书都是鬼鬼祟祟的，地点也很不雅——基本上是旧式公寓的老式公厕。我装作如厕的样子，见四周无人之后，便关上厕所的门，集中精力撕书。因为时刻担心会有人来，所以，撕书的方式不可能优雅，而祇能是快速而粗暴的。看到这些道貌岸然的书变成了碎片，我的意识开始快乐地流动：“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吧，变成青草和野菜，为人类和其它生命做点贡献，哈哈哈！”当最后一片纸被水冲走时，我的快乐体验达到了高潮。如果我当时的状态恰巧被某位心理学家看见，他一定会用施虐／受虐之类的词汇对我进行分析。当然，这仅仅是个假设——我的工作始终隐秘而有效率，我是我的行动的唯一目击者和见证人，我在独自从事一项古怪而神圣的事业，我在被过渡的快乐淹没时变得崇高。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我当时的行动是正义的，并且深深怀念曾经作为文化卫士而存在的我。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很多愤怒的眼睛：“你就是这样对待我所送的书吗？”实际上，我的撕书时代早已随着我的哲学时代的终结而终结了。我知道我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命运的教诲使我变得谦卑而平和，我对待赠书的态度已经差不多完全改变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别人所赠的书都被整齐地放在书架的某一层，像兄弟姐妹似地和平共处。虽然这是书籍泛滥的年代，我在所赠之书中尚未发现可以使我仰望和颤栗的杰作，但我依然时常阅读它们，体验到宽容的快乐。那个撕书的我已经死去，撕书的快乐也仅仅是我记忆深处的火焰。这也许是成熟的标志，更可能是死亡的一种形式：那个高傲的撕书者与他曾经有过的圣洁心境已经死去——他被一本本没有名字的大书撕碎，时间正把他的碎片冲进历史深处，将它们埋葬在永远不会长出青草和野菜的遗忘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