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早逝的医学调查引出：诗人为何总是绝望？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翱翔的太阳/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也不驯服地走进那个良夜……”
　　　　　　　　——迪伦·托马斯《不要驯服地走进那个良夜》

　　诗人似乎被认为是一个绝望的族群，常常得到凄惨的结局：西尔维亚·普拉斯30岁的时候打开煤气自杀；哈特·克莱因32岁时从船上跳了下去；迪伦·托马斯39岁死于酗酒。至于国内，一代诗歌天才海子年仅25岁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顾城37岁自杀身亡。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诗人确实比其他类型的作家更易于早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这项对1987位死去作家的调查是在心理学家詹姆斯·C·考夫曼指导下进行的。总体上，诗人的平均寿命是62.2岁，而散文类作家的平均寿命是67.9岁；剧作家平均寿命是63.4岁，小说家是66岁。而美国诗人与散文作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前者平均寿命是66.2岁，后者则达到平均72.7岁。

缪斯的代价

　　“人们常常觉得作家是一个命中注定有些悲惨的形象，倾向于早逝，现在这已经被研究所证实”，考夫曼在其不久前提交的研究报告《缪斯的代价：诗人易于早逝》中这样写道。考夫曼希望了解，是什么使得诗人的结局与他人不同——是更多的经济压力？还是精神压力？是缺乏社会承认？而这些区别是否和文化差异无关呢？

　　在一次访谈中他认为：“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如果你思考得很多，你便更易于沮丧，而诗人正是那种经常沉思的人。他们到达巅峰时期一般都很年轻，而且他们的写作是孤独的。”

　　基于他对创造力与死亡比率的研究，考夫曼试图说明，诗人易于早逝这一事实也许是由于诗歌的创造性活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一个主观的、感情化的领域经常是和精神上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的。和小说与非虚构性的散文写作相比，诗歌时常是更为内省和表现性的。这使他倾向于认为诗人中较高的早逝率与其较高的精神疾病发病率相关。而在诗人中，男性与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中的差异也比整体人口的差异要低，并且女性诗人似乎更易于短寿或早逝。

诗人群体的高自杀倾向

　　目前有大量研究都是关于不同职业中的死亡率，以及创造性与精神不稳定性间的联系。这一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是肯塔基大学退休教授阿诺德·M·路德维希。在他1995年的著作《伟大之代价：解析关于创造力与疯狂的争议》中，路德维希发现大约20%的杰出诗人曾试图自杀，而他所研究的所有职业的平均自杀率是4%，而美国一般人群的整体自杀率仅在1%左右。在他的研究中，诗人的平均寿命为59.6岁，而社会学者的寿命则平均为73.5岁，非虚构类作家的平均寿命夹在中间，为70.6岁，最低的则是音乐表演者，仅为57.2岁。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与其他职业相比，其结果也不容乐观。

　　1975年出版的一份对420位重要作家的研究，表明诗人平均比其他类型的作家要少活6年，而这一结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样的。在病理学上很难找到诗人没有涉及的方面——从酗酒、自杀、吸毒到抑郁，也许人们是在把诗歌作为一种进行自我精神治疗的手段。考夫曼认为，正是人们为了成为一个诗人所进行的努力，才导致像抑郁和酗酒这样的问题。

来自诗人的反应

　　并非所有人都对考夫曼的发现感兴趣。79岁的新罕布什尔州前桂冠诗人马克沁·库敏认为：“诗人自杀率还没有牙医高呢。”谈到自己的高寿，她说：“我并不抑郁。我只是相对孤独一些。我在30多岁时才开始写作，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很早就达到了顶峰……人们对于诗人的早逝似乎有种病态的色情式的迷恋，而我猜我自己并不适合这个模式。”

　　今年刚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诗人弗朗兹·怀特，曾一直与躁狂抑郁症、酗酒和毒瘾搏斗。他准备了一份专门针对考夫曼研究的声明：“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想过很多。因为在美国，你写的越差，你生存的机会就越多，所以诗人倾向于早死。我知道很多诗人都过着正常而多产的生活。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诗人确实受苦。作家确实受苦。我们的文化并不尊重诗人，这使诗人疯狂，但是一切最终都还是你自己决定的。”

　　诗人克里斯蒂安·维曼相信，诗人如果要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整个文化，这是个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维曼是美国最为重要的诗歌刊物《诗歌》的编辑。他认为，诗歌比其他形式更有一种心理上的紧迫感。如果你是一位散文作家，那你总有东西要写。如果你是一个诗人，写作的意愿常常不能得到满足，你总要面对一大堆什么也不能写、什么也不能干的死时间。

诗歌不利于健康？

　　考夫曼认为，诗人更孤独一些，剧作家和非虚构类作家有更多的社会工作要做。他引用了叶芝的观点，叶芝认为盖尔人的缪斯女神给那些她迫害的人以灵感，因而盖尔语的诗人都是早逝的。公元前4世纪，亚里斯多德曾问道：“为什么所有在哲学、诗歌或艺术领域的人都是忧郁的呢？”

　　不过，考夫曼说他不认为那些有抱负的诗人需要为此担心。虽然西尔维亚·普拉斯或安妮·萨克斯顿英年早逝是事实，不过也不必在诗歌课程开始的时候警告学生们诗歌也许不利于健康。心理学家詹姆斯·W·彭尼贝克甚至认为：“一个已经出版诗集的诗人比一个仍在摸索中的诗人更危险。不过要是他们不写诗的话，也许他们早就自杀了。”

　　即使考夫曼等人的研究结果能够普遍成立，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诗人，乃至所有的艺术家，也许一生都在致力于了解世界，了解人，解决自身和世界的关系，他们的一生是在创造的充实中度过的，这种充实并非没有代价。因为身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冲突的最敏感地带，诗人和艺术家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精神上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代价，以及由这些努力所取得的人类的文学、诗歌和艺术遗产，现在的人类又能算是什么呢？

　　考夫曼的角度，与诗人的角度，实际上是医学（科学）思维与诗歌（艺术）思维两种思想方式间的冲突。在所谓的数字化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也许会天真地认为，用科技和数字指标便能完美地表示人类的生活，他们想错了。没有诗人的努力，人类只能生活在精神的贫乏中，即使他们能活200岁，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