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五 木(<<诗歌月刊>>编辑 青年诗人)
回答者谭克修(青年诗人 <星星><诗歌月刊>2003年年度奖获得者 )

1、 祝贺你获得由《诗歌月刊》和《星星》诗刊两家主办的“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那么，你想说点什么？

按惯例先感谢主办单位、各位评委和各位“观众”。据最早的网络新闻（据说来自《新京报》），言之凿凿我是以最高票数得的另外一个奖项（已收到不少贺电了）。看来那位“有意栽花”的假新闻作者无意中帮我提高了这次的得奖概率。尽管我和其他参与或者未曾参与角逐的诗人一样，多会认为自己对“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当之无愧，但获奖者反而难以心安理得——多少得再花一点时间来面对自己或者别人的质疑。所以，要再次感谢那次假新闻的“预言”可能会阴差阳错地起到了部分抵消作用。

2、 简单说一说你的创作经历吧。

高中时（大约1987年）受到校园文学社（湖南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的影响开始试着写诗——这种分行文字很快让我欲罢不能。和多数“文学少年”一样，尽管我当时对诗歌的理解不得要领，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成绩。大学期间仍然过度沉迷于诗歌，关于诗歌写作的心得似乎要优于某些基础课程。直到大学毕业时我突然发现，在现实社会中，诗歌几乎不能带来任何实在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诗歌写作上也遇到了困境——过去那些永恒主题、忧郁情绪、对周边事物的形而上思考等等突然失效了。在毕业前夕写完组诗《落向西安的雪》后，有大约7、8年时间里不敢再轻易动笔，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职业中。一直到2002年底，当来自生活的压力已基本缓解，多年来远距离对诗歌的思考与这些年的生活经历突然一起合谋，促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见证》系列组诗：《海南六日游》、《某县城规划》《还乡日记》。大致如此吧。

3、 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呢，主要是西方诗人还是中国诗人？

不同阶段会受到不同诗人的影响。我可以列出一串我热爱的诗人的名字，却难以判定谁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西方诗人中，包括波德莱尔、叶芝、奥登、里尔克、弗罗斯特、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博尔赫斯、菲利浦·拉金、毕肖普、德里达·沃尔科特、切斯瓦夫·米沃什、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耶胡达·阿米亥等等。国内的诗人中更喜欢一些年代久远的名字，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等。这些诗人的可能影响主要会作用于我的诗歌视域、诗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某些情境、意趣问题。
而对我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离我最近的“第三代诗人”们，可能会包括海子、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韩东、于坚、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柏桦等名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影响与其说是一张发扬或传承，还不如说是一种警醒与提示。打个比方，坚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好像更喜欢用显微镜观察世界——他们刻意观察的往往是建筑物的某个细部，如檐口、门、窗等，甚至是檐口的花纹、门上的把手、窗户的插销。所以他们出手准确、快速、有力。他们需要将视点不断地移动以观察更多的事物，所以他们的产量通常会很高。但用这种方式与无边的现实世界短兵相接地进行战斗，很可能会让他们应接不暇。我不知道谁有这么好的能耐可以用显微镜对整个街区、整个城市进行观察，并形成一种相对准确的认识？而坚持“知识分子立场”的诗人，则似乎喜欢戴着墨镜看似界。通过墨镜让自己与尖锐的现实世界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距离。诗意和语言同样体面、矜持、含蓄、沉稳、厚重，但通过墨镜看到的多是一片模糊、恍惚的“想象”的世界。他们似乎更看重镜片自身工艺的考究？因此，我必须尝试换一种方式工作，希望自己的写作真如王晓生所说：“谭克修采取了一种更加有效的诗歌写作方式，写出了对现实世界举重若轻又尖锐无比的诗歌”。

4、 可能不只是我想问，你的《海南六日游》在现实中是一次真实的旅行吗？从《海南六日
游》开始，你的诗歌风格与过去相比似乎发生了突变？

在现实中，这次旅行不是通过6天完成的，而是6个月的海南生活经历，又混合了6年有余的其它生活经验后完成的。那些场景基本是真实的，只是部分并不是发生在谭克修所经历的当时的海南某地。或许可以说，除了某些明显的海南地方特色之外，那些生活场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无处不在。这可能属于奢望——我一方面希望它是有着浓郁的海南特色的，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代表全国发言。那么它算得上一次真实的旅行吗？我只希望诗歌所要言说的真实要大于一次完全真实的个人六日游经历，能更真实地与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相关联。这样类似的想法实际上也体现在我稍后完成的另一个长诗《某县城规划》中。
如果说，从《海南六日游》开始，我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某种突变的话 ，那只是由于诗歌表达内容的需要。每一首诗，总会找到与其所要承载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如果有人对我此前的诗歌产生过印象，估计也是7、8年前我大学阶段的东西。那时候我处在一种典型的“青春期”写作阶段，诗歌的生活底子差、嗓门偏大。这些年由于与诗歌保持了必要的距离而重新考虑到诗歌的意义与有效性问题，以及这些年积累的与现实生活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经验同时在提醒我，无论在表达内容和方式上，我都必须有某些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相对于自己还是别的诗人。否则，写作本身也将变成西绪弗斯无休无止地来回搬运石头的悲怆动作。

5、 你的《还乡日记》在平静叙述中妙语横生、珠玑暗藏，似乎是一组有“野心”的作品？

可以说，《还乡日记》是已完成的《见证》系列组诗中我最可放心的一个东西。它初看起来貌不惊人，容易被习惯性地当作一般乡土诗而忽略过去，却也得到过一些有心人难得的表扬。“乡”是我们这些数量庞大的城市新移民，乃至我们整个农耕民族胸口上永远的胎记。“乡”作为“城”的相对物，它无处不在，又似乎无处遁形。“乡”作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它充当着城里人梦魇外最为柔软的枕头。“乡”作为现代文明的相对物，它本身又伤痕累累、问题丛生。从一开始，我不想让《还乡日记》患上诗歌里流行的“怀乡病”，却也并没想到它能具有你所说的“野心”。我以为自己可以相对轻松地说出亲历的那些朴素、琐屑、优美、心酸的农村事物。

6、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你有什么看法？

整体看来，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几乎类似，由80年代末期的相对躁动走向了整个90年代的日趋务实。“国家经济制度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以及经济建设重心的日益突出给诗人们带来了无边的现实和精神上的陡然失重，诗人们不再去谋求某种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空洞的哲学概念或者听从神灵的召唤，普遍开始思考诗歌与现实、个人命运及历史的相关性。”（见拙文《汉语诗人当前面对的五个问题》）在题材上诗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那些真实、具体、可触摸的日常经验，在手法上叙事意识得到了大面积强化，在语言策略上一些日常口语甚至地方方言进入了更多诗人的视野。同时，在心态上诗人们不得不逐渐适应诗人和诗歌的地位逐渐边缘化的社会现实。那么，于诗歌的长远发展而言，如何对这一些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我倒是很乐观地认为，无论对于诗歌创作环境还是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都是在进行一种有益的纠偏和调校工作。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坛，尚未来得及生产令人信服的大师级诗人和大师级作品的话，那么这一切也是为大师级诗人和大师级作品的出现进行的必要铺垫工作。

7、 你怎么看待网络诗歌？

网络诗歌的概念意义显然大于了它的实际内涵。网络诗歌并不是一次诗歌的革命，关于诗歌的一切标准、要义都没有发生变化。但网络却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似乎可以相提并论。正是由于网络，在这个快餐文化消费时代为诗歌找到了相应的诗歌快餐消费样式。由于诗歌的发表、交流几乎变得没有门槛、零成本，这拉动了一大批岸上的人下水，使诗歌在人口数量上再次出现了某种繁荣迹象。一些没有禁忌的匿名诗歌批评，对于厘清某些诗歌概念、活跃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令人担心的问题是，电脑用的最多的一个命令可能就是COPY了，这个命令似乎也在网络诗歌写作中被无限制的使用。当然它不会是电脑机械命令似的COPY,要命的是会让经常泡在网络上的诗人（尤其是初学者）在题材、行文、语言方式等等方面很容易带有某种流行腔调。诗人们前所未有地快速地相互影响着，使似曾相识的诗作大量出现，而高度个人性、风格化的诗人诗作越来越少。这让我突然产生一个极端的想法，一定程度上，古代诗人们几乎闭门造车似的写作方式或许更加值得提倡。

8、作为一名成功的城市设计师或建筑师，你在诗歌写作上也可以说成绩斐然。在日常生活中，你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已不用刻意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本来就不会发生冲突，而多是一种温情的纠缠。一方面，在时间上它们基本是错位的。中断诗歌写作的几年，正好让我在职业水准、社会阅历、思想深度与宽度得以同步提升。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与诗歌不搭界的东西，让我一度难以为继的诗歌写作完成了某种隐秘的光合作用。我2002年底重新开始的写作，也不会占据我太多时间，一般是在紧张工作阶段的某些间歇里进行。另一方面，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工作和写作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影响。我从事的城市设计工作对人的综合知识面、严谨作风和艺术感受力同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样的培训对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仍然有效。同时，城市设计可以间接训练我写作中更为宏观的视野，对传统文脉的尊重，对某种强烈情感的控制等等。反过来，部分业主会对我的设计作品在技术严谨性的背后隐藏着的某种文化意蕴或浪漫情怀有特别的好感，这应该是一种诗性的光辉在暗处闪耀。在诗篇与城市空间的节奏与韵律生成上，估计也会暗暗地产生一种相互提示与修正的作用。

9、你创办的《明天》已成为诗歌界的一个“事件”，在你心目中，《明天》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杂志）？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目的？

应该说，从《明天》目前在诗歌界以及图书市场得到的信息反馈来说，效果基本上达到了我事前的期许值。办一份定期出版的严肃诗歌读物一直是我的心愿。《明天》目前定位为汉语诗歌年度读本，每逢双年年份将推出不同主题的“中国诗歌双年展”。按自己的设想，《明天》在诗学主张上可以说没有倾向，它的倾向体现在良好的诗歌质地上，体现在发稿对象的年轻化上——侧重于刊发《今天》诗群以后的实力青年诗人作品。但如果《明天》“已成为诗歌界的一个‘事件’”，它的发展便已不能完全由我来主宰。为了尽量减少选稿的一己之见，《明天》有一个实际选稿的编委会。为了防止编委选稿的圈子化倾向，每期的编委阵容都截然不同，而且编委的组成尽量考虑到必要的覆盖面。这样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你是身处某个流派、“圈子”还是独立诗人，只要真正有实力，迟早都能在《明天》出场。我希望《明天》成为国内优秀青年诗人一年一度的聚会场所，成为诗歌圈外人士明白“什么样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的参观平台。

10、《明天》发起了首届 “中国诗歌双年展”，并设立“中国诗歌双年奖”。我感觉无论从双年展形式，还是双年奖的奖项设置，都让人们充满期待。能否谈谈你的基本想法？

这些年，“双年展”已成为我国美术界的热门词汇，也在逐渐向大众传媒渗透。比较有名的有“上海双年展”，“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今年9月至10月，北京将首次举行“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而在此前，世界各地已经举办了200多个内容、主题、规模各不相同的双年展，这些双年展大多以城市、艺术品种或美术馆命名，有影响的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惠特尼双年展、悉尼双年展、里昂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等。1999年，第一届国际“莫斯科诗人双年展”艺术节成功举办之后，已经对莫斯科的“世界诗歌首都之一”传统氛围营造起到了一定作用。“双年展”已经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与文化追求的艺术家展示实力与才华的场所。也是受此启发，我提出了首届“中国诗歌双年展。”我想，将“双年展”的概念引入汉语诗歌领域，于诗歌发展环境而言，可借 “双年展” 之力引起更多圈内外人士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关注。于诗歌自身建设而言，可在以大众文化为时代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展示近年中国严肃艺术领域的诗歌创作实绩；可以通过汇聚、省思近年汉语诗歌创作的得与失，构建一个全方位、全新的交流平台。而《明天》发起的“诗歌双年奖”作为“诗歌双年展”的重要大餐，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它将不仅仅依靠高规格的奖品，更要依靠它的严肃性、纯民间性以及评选过程的公众参与性，成为最重要的中国诗歌专业奖项（至少是之一），以期对21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部分的见证、推动和引导作用。

200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