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可避免的生活的恐惧》

我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敌对"紧张的。我没有能力以行动来解决生存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我只好用写作来表达，它缓和了我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不得已的解决。于是，生存中的种种不可忍受便变得可以忍受了。

对生活的恐惧驱使我更深地逃避到诗歌之中。我难以实在地生活。我愿意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想也不可能完全遁世隐居（"晚年的隐居高得不可想像"）。我常常在睡前打开一扇小窗，无论什么天气，那样即便睡去也知道自己仍与外界有着息息相通的联系，我仍在活着。诗歌，便是我和世界之间的一扇小窗，它减轻了我与生俱来的孤独与隔绝之感。

现实对于我来说是混乱的、不真实的假象。太多的丑恶太多的血和腥腐。只有当现实变得遥远之后，它才能出现在我的诗中，但那已加入了个人想像与个人理解。每次远行积累的材料必须许多年后才能派上用场。也就是说，实情只有转化为诗情才能入诗，仅仅把实情表达出来并不一定是诗。这种转化（酿造）就是所谓技艺。

现实过于复杂纷纭，我们生命的周围堆满了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硬塞给我们的物件，有身们是生命本身真正需要的呢？成长，意味着不断丧失真我，被抽空，被填塞以毛毡、纸张、玻璃等杂物。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内心那阴暗的杂货铺，直到面目全非。我一直用诗来推迟这这种无奈的选择，能推脱过一生，就赢了--保持住纯洁，哪怕因此丧失"丰富的经验"。济慈、海子、麦可已经做到了，他们在自己的内心还没有被异化之前就完成了，他们没能从单纯过渡到丰富，他们以拒绝成长保持了纯洁。

对生活的恐惧逼迫我写作一种几乎完全建立在文本层面的诗歌，这是对想像力残酷的挑战。我９４年的写作可以概括为--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要达到真实，这些是必需的技术。

对个人经验进行非个人化的处理，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但在94之秋的时候，我突然领悟，我只有写下我正在经历的事物，才能让诗真实。我记录了与马原的一些对话，一些真实的场景由此得到了拯救与复原。我只是记录，不掺杂激情、想像等等主观的东西。一种更少想像性的诗。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但我这样做了，这是我的命运，我曾因此感到孤独。我随手抓取来到我面前的任何事物，记录下他们，然后将其归还于永恒的激流。呈本真状态的事物都是诗。透过自我和文化的双重迷障，分辨出真实，是这个时代真正诗人不可推卸的责任。突破时间的线性结构的局限，让事物的各个侧面同时呈现，是沉重而美丽的工作。作为终将在诗中和天空下消失的人，我为我的这份命运而欣喜、不安、战栗。
事情就这样定了。

      1995．4.8　　　（原载《锋刃》1995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