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共生的世界
——读汤养宗的长诗《危险的家》
文／任轩
阅读汤养宗的诗，往往会被一种神秘的东西摄住。像文字背后那肉眼不可见着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磁场，黑压压的。它一方面将我的心脏吸住，促使我只能屏住呼吸或只能小声地呼吸。一方面，让我感觉到除了他外，似乎还有另外一个与其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人正游走在诗行间。奇怪的是，这种神秘它并不喜欢将我吞噬入其巨大的腹腔，而是对我比着拒绝的手势，让我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清醒地享受着神秘体验。或许是这样的感觉，才使我在收到汤养宗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这首长诗时，竟一口气读完。
从诗人在开篇之前所引用的马原的话（我有一个危险的家。我是在警察局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在接下去所要呈现的，不是作为实体的家（即人们通常说的家自身），因为完全独立于我的家自身是不可知的。而是进入诗人生存结构的家。
以运动的眼光看待存在，结果与过程往往是互为因果和共置存生的。我们每天所新接触到的，都是他者的果，一旦我们与其发生了对话的事实，那么他者的果就因为有了主体（我们）的体验而重新被放置到某种过程中（结果成为过程的因），并一同被过程（共置存生。此“过程”作形容词）。在这一同被过程的时空中，要想最大限度地让存在的本源得以完整的显现，并与主体共同创生出真实的生存状态，就需要这种对话的形式必须是平等、互视的对话（并置存生）——怎样才能有效地建立和实现这种对话关系？那就是遵守彻底地“倾听事物内部发出的声音，在与物平等的对视中与物对话”（汤养宗语）的原则。而遵守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对主体中心主义立场（话语权）的超越——，换言之，就是主体以客体的身份（主体也不过是诸多存在者之一）接近客体（存在），进入客体（存在），并成为客体（存在）的一部分。从另一个意义上而言，客体在这里已经跃升为与“倾听”者平等的主体。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过程便成了结果的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诗人对家的把握，是通过他的感知—理性结构完成的。
当我面对“我有一个危险的家。我需要／生活在警察局里，作为谁的宝石，或阴影”。我至少有四种领会：一、“我”需要保护（家与警察局同为“庇佑所”）；二、我们可以先作一个假设，即“我”已经是在警察局里了，（即使不假设，从“我需要”句同样可以作此理解）。因此，从这个假设中，至少可以有两种领会：第一种，“我”是以警察的身份在警察局里的（或因“我”在警察局里，故“我”是个警察），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即“我”需要像一个警察一样，维护这个“家”的完整和利益以及这个家庭里各成员的利益（包括协调这个家与整个现实社会的关系以及以这个家为中心的各种社会关系）；第二种，“我”是个“案犯”，因为在招供的时候，出卖过同伙以及“我”的强烈的不愿意失去自由，所以需要（这种需要在此表现为渴望）生活在警察局，作为证人而受到保护，也使自由的被剥夺只是暂时的。（这种暂时，难保不是一厢情愿。）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我”与家的关系，即是个人的追求与维护家庭的安定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警察局是个随时都得准备应付处理突发事件的地方，充满了变数。尽管“家”与警察局相比，没有那么频繁的变数发生。但“我”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应付一些偶然性的事件和必然性的事件——极力呈现这些偶然性和必然性，也成了该诗的一大特色——，要应付这些变数，“我”需要一个像警察局一样有着强有力后盾的“家”。这一点，难道不是当下现实社会中人的危机感的影射？
但从存在经验来看，谁会愿意生活在警察局里？谁会愿意自己的家成了警察局？谁会愿意警察局成了自己的家？绝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的，反之亦然——在这里，家与警察局是相互不融的，是各有其独立性的个体。因此，在这里所呈现出的事物之间的异质共生事实也揭示了事物的复数性和异质性。如我们可以从上面二的领会来看待：“我”是“宝石”与“阴影”的异质共生体。
如果我们同样以异质共生的品格来理解家的组成和存在，那么这个家庭里的每位成员同样是相互不融并各有着独立性的个体。而这个家里的任何一名成员一旦出现了问题，都是对这个家的安全的一种挑畔，都可能危及到这个家的安定。反之，当这个家的安定面临威胁，则这个家庭里的每一名成员都面临威胁。这之间，已经“不单单是技术问题，也不单单是态度和与谁对抗的形式”：
从昨晚开始，她就预计，在今天
上班路上的第四个拐弯路口，有一个
向她打招呼的人是前些年流浪美国的
同学，
预计一词，与其说是一种猜测，不若说是一种预约。哪有预计可以这么准确的？是什么样的预计使她如此确信和笃定相遇的具体地点？这一节与后面的“美国巧克力”之间相互照应（呼应）。而这一照应，则喻示了“预计之事”的事实发生。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种预计的结局是被事先设定的，可供选择的只是结局的方式和途径而已。是否可以一方面将此情节意象理解为对“婚外恋”持有的某种设想？另一方面，诗人正是经由它折射出对家庭安定构成威胁的诸多可能之一？而在这之前，刚刚有一场尖锐的对峙和紧张的抗衡被叉开：这餐饭我已经准备稳妥，但参与吃饭的人／我实在拿不准各自用饭的目的。
在《危险的家》中，我们很难像阅读其他叙事诗那样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线索。而造成这一特色的，与其说是诗人的思维个性，不如说是某种存在的渗透：
就在昨天
卫生间的一个电门坏了，我脱口说出一句
《圣经》，结果另一个电门也坏了
我遭遇的这一切，反让我感到
自己已经是谁的证人，也可能是太过于清醒
反而违背了自己的眼睛。
《圣经》是对存在的一种先知式的进入，在宗教徒那里有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这一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威却在“另一个电门也坏了”那里，受到最无可辩驳的嘲讽和质疑。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因了对情节的戏剧化处理，使这种貌似不可侵犯的权威的荒诞性暴露无余；二是这一情节本就是件事实的发生，而非仅仅只是诗人的想象。但不管如何，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感受到在显现的文字和情节的背后，隐藏了一个神秘世界，这种对神秘世界的发现和指认，在揭示了存在的自治性的同时也袒露了其所具有的魔幻品格。这一“遭遇”是多么的神秘而真实，以至诗人感到“自己已经是谁的证人，也可能是太过于清醒/反而违背了自己的眼睛”，这种对肉眼所看到的一切的怀疑，使诗人终究难逃“心里的口沫吐得比嘴上的还多”的境地。这一境地，协助我们看到了诗人精神世界的某一个点：即体现出随着人生阅历和学识的不断丰富，对于事物有了更谨慎和认真的态度以及更缜密、内敛的思索；对于自由，有了更深沉的体悟——在心里吐口沫永远比在嘴上吐口沫来得更自由、更安全。然而，这一“还多”，其实就是一种“减少”，即是嘴上更不自由了。而这一“怀疑”，又是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和冲突的表现。
这里，有两个细节使这一冲突有了超越——超越个体境况。所谓超越个体境况，是指这种冲突不仅仅是只有“我”才会有的，而是宽泛地存在于一定界限的社会中，具有某种启示性。这两个细节就是对童年时的“我”的叙述：“童年时我多么值得信赖，在一次散步中／是女同学先抓到了我的手”；“小时我出身在渔村，对一切都有询问的权利／不适当的问题，还可以／用竹篮子盛放起来，显示了我的敬畏与智慧”。这是利用人的情感同一性所进行的艺术同构性处理。
《危险的家》从一开始就抛弃了线性的叙事模式，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将“家”放入各种场合（场景），通过诗人的语言和诗中人物的语言共同勾织出一张关于《危险的家》的网。使意象与意象之间、意象与语言之间、生命与语言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相互抗衡、牵制、呼应（照应），并保持着一种相互抗衡、牵制、呼应（照应）的本源状态。
所谓散点透视，从诗歌创作而言，就是诗人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心像”的需要，不断移动自己的立脚点去感知事物的不同存在和不同显现，使事物的原形（本真）在不同的方面得到多角度多方位的展示的动态视点。散点透视也可理解作魔镜效应，它因了能使事物的复数性和异质性得到最大的体现，使事物能有多重视界的呈现而使观察者（亦即阅读者或体验者）受到无穷奥妙的刺激。散点透视的方法，是对诗人的想象力的苛刻考验（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己去领略一下这首长诗中想象的长度、宽度和密度），也是能使在创作的过程中，随时从四处流窜、冲撞出来的意识（尤其是对象在意识中的暴动）得以比较完整和全面的保留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们可以从诗中，诗人对家庭成员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对散点透视作一点粗浅的了解：
对“我”的描写——
内心独白式的语言：“我一认真就要出事”；“我知道有许多主体必然是破碎的”；“我既失去了勇气，也失去了评判”；叙述故事式的语言：“去年／我是有许多场所的，我空出了大块的时间／用来制造友情或在午夜练习飞翔／结果是一事无成；（当然，在两鬓间／是又多出了几条白发）”；“这是我要反复做的工作：在橱房／我把马铃薯先去皮，再切开，”；对白式的语言：我对客人说：“我们／喝酒吧。”；评判议论加内心独白式的语言：“我命定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和灾难”。等等这样的句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作者在对“我”的描写中的自否性叙述，一方面刻画了“我”的精神世界和性格，一方面也揭示了事物的有限性。
对“我”的儿子的描写——
我儿子是这个家里的第三号人物（实质上
是第一号）这个人目前有点问题
他的电脑里有一千只手正向这座房子
伸出来，他说“我在这个世界才在
我不在才是你们的无奈。”某一天
他的书包里传来了八哥的声音，我用手
掏了掏，结果只掏出一只折断的
铅笔；
这是通过诗人的语言直接进行的对文本中的人物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少年。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对话和评判议论以及文本中儿子的语言来对“我”的儿子进行描写刻画的。在此也不再一一例举。需要指明的一点是，在对“我”的妻子的人物形象进行描写刻画时，全诗没有一句对其人物形象进行的直接定义。而是通过对比（如第２２—３２行、第９８—１０４行），“我”与其的对话（如：第四节）等来使人物的个性得到鲜明的体现。
如果我们把这些情节当成电影画面来看，那么是既有远景又有近景；既有特写，又有幕白；既有激烈打斗的精彩场面，又有回放式的慢动作镜头。而这一切，都是在有限的屏幕尺寸里演绎。
《危险的家》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话。而这些对话的开展又是多维度的。这些对话至少在诗人、玛丽、杜拉、“我”的妻子、汤圆（“我”的儿子）、送牛奶的少女之间展开。而且这种对话已经完全是多声部的，诗人的话语不过是众多话语之一，混杂于玛丽、杜拉、 我”的妻子、汤圆、送牛奶的少女互不融合的话语中，这种多声部的话语方式加上诗人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使家在不同的人物、场合中有了不同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呈现，也使这首诗歌在结构上具有复调特征。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复调、对话以及散点透视的方法向我们揭示一个异质共生的世界。在这首诗歌中，如果我们细心留意的话，将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首长诗中，对分号的使用。这些分号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情节意象上散点透视的技巧和处理方式，以及异质共生的平等并置——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分号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并置。
《危险的家》总共213行。通过阅读，我们将会发现，诗人是在通过自己的语言（包括叙述故事、描画场景、抒写情感、评判议论）和诗中人物的对话、独白等语言来实现自己与家的对话，并使得自己在家这个主题上的思想情感得以体现。
与其说诗人在这首诗歌中是借助对自己的家的解剖，进而解剖部分社会现象，不如说诗人是在批判。从引句的“我是在警察局里”到开篇起笔的“我需要生活在警察局”，这一强烈、迫切的情绪变化和心理诉求，隐含着一种强烈而无奈的不信任感——对家的不信任：
“我命定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和灾难。”
这是我的家，必然也是我对真实的态度
不可思义的几个亲人，同我一起吃饭
看电视，这实在太不完整
好象仍然只有几张皱巴巴的耳朵，也只有
那几颗心脏，每一天都混在一起跳动
这可信吗？如果可能，我会在自己的书房里
栽种两棵榕树，有几个朋友
是深怀秘术的，他们今晚会来。会教我
在朝西的墙壁上坼下几块砖头
在地毯下塞进一张画好的符
这种不信任感使这首诗歌有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立场，这种批判已经不仅仅是对“我”的家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批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皱巴巴的耳朵与榕树的冲突（“皱巴巴”是生命力萎靡，衰竭的象征，榕树是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有着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繁茂的枝叶）；“同我一起”与“自己的书房”的冲突（整体与个体、内部与外部的冲突）。
《危险的家》一诗对冲突的表现所运用的手法是复杂多样的。除了对话、复调之外，还有戏剧化手法的运用。如：从明明听到的是“他的书包里传来了八哥的声音”，但用手去掏呀掏“结果只掏出一只折断的铅笔”之中，除了有对偶然性的表现，还蕴含了对戏剧化手法的运用。只要承认书包是“我”的儿子的一个私人空间，那么，这种戏剧化的手法，正是使“我”与“儿子”之间的冲突得到体现的手段。而冲突的事实存在，又是作者在该诗中运用了戏剧化手法的反证。像在这几句诗中，还有“儿子”与外在世界的冲突。正因为有了这些手法的交复运用，才使这首诗歌中的各种冲突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现，也正因为有了对冲突的比较完整的体现，才使这首诗歌的批判精神和立场更加的坚定和强烈。
但对于这首诗歌，我并不想仅仅就作此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的诗句中，表达了对家的可信度的怀疑后，有着作者深沉而强热的愿望。在与那些衰竭着的生命力的持续对抗中，是对获得更多的生命力的渴望——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是诗人在展开“与时光作对的生活”的同时，对超越时空的渴望和努力：“我倒是想/就让谁把我抓到火星上去吧”……“那时一个星球真正成了一个村”——，而在此，或许只有朋友才是可信的。这里有个问题很奇怪，家和社会都不可信了，朋友怎么可能值得相信？难道朋友是游离于家和社会的第四维空间的存在？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这里的朋友即是自己，是个人追索过程中的某种偏好和对目标的某种预设，比如这里的秘术、砖头和画好的符。
在这里，“家”已经不单单仅仅只是外部世界的对象指称，也不仅仅只是作为社会意义的构成整体社会体系的一个基本单位的家。其外延已达诗人内心的某座艺术建筑，乃至某种乌托邦。就语言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外遇、速配、离异、野合；时空方面的断裂，出轨等无不与诗中所呈现的关于家”的一些场景（情节）暗合。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待，我们可以想象，甚至可以确信——诗人是希望这个“家”发生动荡的，因为只有动荡，只有不断的变化，才能使经验更丰富，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有力，从而更全面地建构这个“家”，使这个“家”变得更加的强盛，且看：手中的杜拉也在书中这样说／“它们都在变，不变的人只好变傻”。
但诗人对动荡又不可避免地有着深深的恐惧：“如果我不能／一直走下去，我的担心反而会减少”，“我的紧张感不单单是时间问题”。那么还存在哪些问题？当“她带回来的／这个消息，与那张纸条偷偷抗衡着／这也许不单单是技术问题，也不单单是／态度，和与谁对抗的形式”；当“我知道有许多主体必然是破碎的”。这一些问题又提供和提醒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危险的家》正在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语感的导引下，从这一切的深处，从分析所难以企及的空旷处向我们招手呢！
这是我要反复做的工作：在橱房
我把马铃薯先去皮，再切开，那当中
已经有一些语词，从刀的这一面走到了
另一面，这时我会恍惚的想到
自己下手切开的
是不是一只螃蟹？这鲜活的生猛海鲜
从解构的角度已经被全部看到；我面色苍白
为屑小的家务事也能呈现出的光荣感。而当我
同时把两本书籍搬到枕边（那过程
我已经从一个中年走到了苍苍白头）
竟发现已经整合了两个作家的大脑
叙述的托尔斯泰与逻辑的博尔赫斯
让我们一起想一想。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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