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头的福建诗歌

            汤养宗

    福建闽字的门中有只“鸣虫”。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命名，也道出了福建诗歌界自闭自鸣的普遍心态，不相信机遇，也不相信资源，“10多年来，在“断裂”与积蓄、溃散与坚守的环境中，福建的诗歌爝火，一直在相对低调的沉静中燃烧。”（陈仲义语）这一点，无论是福建诗人们在诗性感觉上的语言特征，还是在对外交流的相处态度中都可以得到应证。自蔡其矫，舒婷以降，这个省应该说约有七八人在全国是拥有诗歌地位的，但却极少看见他们在诗歌界的张扬与作态。也没有谁特意给人一种很“霸道”的酷相。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个把很会炒作的，可这只是合理中的另类个案。福建诗人似乎有一个不成约定的心理定势，那便是更相信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更相信作品的硬件，不相信名声的软件；更用力于对自己诗歌肌理的深入打造，用厚重结实的诗歌文本，来取得外界诗歌同行们的信任感。“门”内之“虫”吧，闷在里面心头热是自己的事，但声音还是可以传到外面的。

    “门内有门”又是福建诗歌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按地域可以分出诗歌主张始终多箭头，却始终同盟相守的闽东诗群；以“新死亡”为起点，有些争吵声但风格又大致相近的漳州诗群；出阁最早、名份资深，却一直相对呈老实状的三明诗群；一直还处在传统中寻找出路的晋江诗群；身边有“旗帜”，但长期一盘散沙状，还没有核心人物的厦门诗群；起步晚，目前还面目模糊的惠安诗群；杂色最多，诗歌水平高低不齐，诗歌方向新旧不一，且队伍庞大的福州诗群。我知道这种划分从诗歌艺术角度上说，可能很没有什么意义；但从地域的归宿感上概括，也有几分合理的成分。
    当然，我可以很轻松地排列出七个诗群里自己相对的个把领军人物，但这样做显然在诗歌的横向比较上，缺乏一个正派的诗人心态上的有力依据；原因是那些被认为自己是“领军人物”式的诗人，在理性上是很不情愿这样承认的。这些已经有了“功名”的诗人都懂得：诗歌的书写从来是个人性的一场对空而战，所谓的“战场”决不在自己所处的什么地域，他们的精神里绝少有家乡地域这种概念。像福州的吕德安，在他自己的字典里，诗歌的“老乡”这个词绝对更属于韩东，于坚这帮人，而决非会操福州话的谁。游刃极少离开过他赖以作稻粮谋的闽东山县柘荣，但他的诗歌写作血缘从一开始就好象就与闽东这块地域没有什么关系。安琪你如果说她只是一个漳州诗人她绝对要跟你急，从她写诗那天起，她心里已经没有准备把她的老家漳州甚至福建放在心上的。拉起“新死亡派诗歌”旗帜的道辉，在大家意识里他应该是漳州诗群的龙头式人物，但在他的尺度里，“新死亡诗歌概念”如果只用漳州这个名词来度量也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我最近看到的，两个更年轻的在福建诗歌中算是拥有诗歌写作新思维的吴季和任轩，一个已经定居于香港，一个工作在杭州，他们有意的把自己的诗歌位置拉到福建这个地盘上来，可他们的诗歌质地又到底与福建的诗歌概念有多少前因后果呢？
    这就很有趣地绕出了一个值得盘诘的现象：我们命名中的福建诗歌与诗人们心目中具有诗歌意义的福建诗歌的问题。在相比较之下，前一个概念就会慢慢变得模糊，让人感到地域意义立即在下陷，而只有用文本意义这把利刃来一个个过关了。

    那么，我们还是从诗歌文本含义上囊括把。福建诗人的写作大抵上可以划分为话语式写作与诗性式写作，文本主张写作与天性才情写作两大组类。（呵呵其他地方何尝又不是这样，只不过福建更典型些罢了）这当中，有的人相交叉着，有的人却一直停留在其中一头永不回头。也有的诗人理论上貌似激进，写作实践中又把自己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模式中。
    从话语方法上看，吕德安应该是最早进入自觉状态的，他的漫不经心甚至琐屑的叙述手段，一直对抗着传统意义上的诗性深度，但他在叙述过程中对叙述的人为性与虚构性的难度关系是自设障碍的。他的诗歌中有自己的时间观念，正是这种时间观念使他对自己笔下的事物得到了“意义置换”，在放慢的交错中有了自由的排列。他的话语本身显示出的叙述构成性，使文本形成的过程自由地安身于文本自身，而并不依靠事物外在的什么意义来取悦人心，只通过叙述当中形成的话语氛围来完成“说话”的目的。所以，他的写作意识和文本技术是自治的。较早拥有这种意识的还有闽东的游刃，所不同的是游刃在作品中过多地强调出了自己感应事物的气质和语气，他的诗歌虽幽闭且气息上并不开阔，但他拥有良好的治理内心场景与幻化时空相交换的能力，使作品能够在摆脱才气的羁绊中，显示出由叙述与虚构的关系所带来的对事物的深度透视。加上他天生就是个制造语调的好手，作品往往在优美的语调与幽闭的场景之间相互缠绕着。游刃身上旧式的才子气太重，这使他的内在感觉因为铺设太厚而致使诗歌整体面貌被粘住，给阅读带来了压迫感。此外，他太强的形式感也使自己的话语没有得到更多的空间实质。随从吕德安话语方式的还有后来的还非和张海峰等人，两人目前也已有比较可靠的文本证实自己在这方面是强有力的。
    写作的根本是自己的写作态度，我不知道从态度到可感触的文本实质之间还有多少距离。这让我想到才华出众的安琪，她近几年的大胆创新一直处在夸张中，她的文本主张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她很用力于文本的构成性、语言的生成性和修辞性质方面的探索，并且显示出了她的意义。但我一直认为她的诗歌仍然属于才情与智性的结合物，原因是她在修辞性质与写作物象之间的并置，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置换等方面还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我与事物之间是一种什么结构的问题”；使作品中的错位描述缺乏可靠的时间关系。所以，她的作品只显得有方向感而缺乏质地感。而后来赶上来的吴季，任轩，颜非等人，虽然他们的作品目前还欠厚重，但他们对回环的时间，不相融合意识的复合，事物散点组合等观念的认识，已经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了文本结构上的新模式，给福建诗歌带来了可喜的写作姿态。  
    在这里，还有几位有智慧的诗歌写者不应漏过。俞昌雄，一个越来越以神性的感觉进入诗歌的写者，他的诗歌精神品质无疑是雄辩的和高蹈的，意象斑斓而开阔，诗歌的感觉质地也十分可靠，但又嫌言说中无所不能看到的过多存在于语言雄辩中的色彩，以诗人的主观意识覆盖了人类意识活动中碎片、非连续性和流动性的真实世界。另两个是道辉和康城，前者有着非常卓越的以智性处理语言的技巧，语言的生成性在那里真正成了人的意识活动驱动出来的精神符号，可又由于用力过猛，反而留下了语言钙化的疤痂，让人看到许多人为的迹象使意象与意象间相互扮着鬼脸。后者是个善于架设心象与物象的高手，但在多维的本质与现象面前，他在整体上还无法做得自由地进出。还有杨雪帆和林茶居，两人都有着对待语言的抱负感，对写作的本质认识得深刻到位，值得尊重。欧亚往返于福建与广东之间，他的一些短诗，已经显示出自己在感觉上的简约与速度以及文本方面的独立性。谢宜兴，刘伟雄，叶玉琳三人都是闽东诗歌的顶梁柱，他们对自己的写作位置一直坚守如初，他们的诗歌才情和诗歌模式既亲切又显得沉重，也在诗歌品质上与许多人明显地割裂开来，但他们的诗歌话语也有待于在自我冲突中发挥得内在些。这里涉及到了语言的自我警醒性，而这方面徐南鹏，石城，程剑平等人目前的诗歌态度已透露出了令人信服的弯度，诗歌内质的面目也显得越来越可靠。伊路在调整中做得比较好，她已经化险为夷地克服了作为女性在写作中由自身带来的种种杂质，在时间中让自己手中的诗歌越来越靠近写作真实，诗歌的内核指涉也更加稳定；我把她最近的诗歌叫做镇静片，那种接近大地气息的东西让人反省和警觉。同样让人记住的还有闽南的黑枣，一个语感和捕捉感都表现得很抢眼的年轻诗人，他的问题是怎样把日常的琐屑说得更加象谈话一样，让碎片与整体，个人与公共在诗歌中的关系，按照自己的语言方法揉杂得更自信些。
    接下来的这些福建诗人基本上都是我借助网络认识的。他们是浪行天下，荆溪，沈河，吴语，游离，罗唐生，叶逢平，大瓶可乐，橡树，以及八十年后的潇潇枫子，三米深，然墨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名字鲜亮，诗歌也写得标新立异。象浪行天下，开头以为他在爱情诗歌网只写爱情诗没在意，最近又读了他的一些新作，发现他的诗歌肌理其实是丰富的，诗歌感觉也快速到位，富有节奏感。荆溪自己说是深得安琪诗歌的秘传，当我细读了一些她的诗歌后，发现她的作品气息其实十分安静，对感觉的捕捉也比许多人细致和准确，并发现她一开始就拥有开阔的写作在位感与逻辑结构相融合的优势，这一点作为年轻的女性是很难得的。潇潇枫子，三米深，然默，都是上一次厦门诗歌研讨会上见到的，他们身上所存在的对诗歌更早的隐逸之气，使我意识到时代终究会让一些人提前到场。这些人所呈现出来的新鲜的诗歌声音，无疑将去覆盖未来的诗坛，谁能轻视他们眼前诗歌中暂时的摇晃感呢。

    福建是不是诗歌的大省我想暂时没有必要去命名。但福建诗人们对自己的写作必须作深在的梳理，比如福建诗人爱作“门中鸣虫”的这种传统姿势要不要调整？还有我们对写作认知中的许多诗歌策略问题；尽管目前福建的一些诗人在对待诗歌写作的思维和模式上出现了新的质地和方向，但总体上显得有些肤浅，还缺乏自圆其说的自觉性。目前，福建诗歌还极少有人对诗歌文本的去向作深度的思索，有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才情惯性左摆右摆地参照左右模仿性地作些小调整，显得不可靠和小家子气。福建诗人们似乎还群体性地摆脱不了线性的思维模式，缺乏组构事物的回环的时间观念，无法组合事物多维的真实存在，在各要素的不相融合面前，显得笨手笨脚。再有是，在话语方式上显得过于自恋，有一种“语言霸占”的心态，好象自己什么都能看到，在言说之中人为地遮蔽了事物的不可规约性，在语言运作的心理上仍属于“诗言志”的传统意识。在当今诗歌写作中，可以说对语言的态度便是对世界的态度，是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这一点，我们好象还没有把它与自己的写作道德联系起来思考，并把它等同于一个诗人起码的艺术良知。
2003/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