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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浪漫化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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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爱尔兰，它让我恶心”。詹姆斯·乔伊斯喜欢这样评价他的祖国。这位肠胃不好的都柏林人，一生都在寻找适宜写出伟大小说的地方，流亡成了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爱尔兰、苏黎世、意大利、巴黎……乔伊斯像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一样，在漂泊中寻找方向。
但现代人的尴尬在于，在荷马时代历经困难重重之后回到了家的尤利西斯，在20世纪的乔伊斯笔下已经无家可回。流亡，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你对于“祖国”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唾弃，更意味着你失去精神的故乡。
爱德华·W·萨义德像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的开创者，对于15岁那年离开埃及开罗的家的情景，仍记忆深刻。普林斯顿、哈佛这样的名校背景，与《东方学》、《帝国主义与文化》这样的著作，令这个外乡人在西方主流知识界获得了席位，但是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仍旧主宰着萨义德。他对此的经典陈述是：“流亡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准确的说，是唯一一种值得我们尊敬的状.”
在萨义德的论述下面，是一串近代世界最具才智者的名单。从卢梭、伏尔泰到海涅、马克思、从庞德，叶芝到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但这种列举显然误读了萨义德。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世界性的，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用他在欧洲的游荡经历表明了这一点。卢梭、伏尔泰的被驱逐，乔伊斯、迷惘一代作家们对巴黎的眷恋，由极权体制逃逸而出的苏联作家们……他们不过是印证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环境的必然冲突。
今天的我们，赋予了这种“行为上的流亡”以太多浪漫色彩，反而忽略了萨义德的真正意味。
在传记作家、新闻记者与公众的想象下，流亡者是现代的游吟诗人，他们听由自己的性情，四海为家，在法兰克福吃早餐，在巴黎逛书店，在纽约发表演说……在市场包装下，流亡甚至成了一种畅销产品。唱片工业与出版业将流亡演变为自由与自我的个性象征。那些在各个大学骗取爱情与午餐的流浪歌手与诗人，似乎也是精于此道者，他们无耻地将自己等同于反抗现代性的人文主义者。
同时，因为极权政府在20世纪的崛起，那些从纳粹德国、从苏维埃政权或南美洲军人暴政中仓惶逃离的诗人与学者，则成了民主与自由的代名词。流亡似乎赋予他们一种崇高的人格特权，他们成了圣人，义正辞严地批评社会的丑陋。而公众对于这一类流亡者抱有更强烈的敬意，为了维护自由，他们被迫背井离乡……
萨义德喜欢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的观点。这位由德国来到美国的极度纯粹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用高级文化对抗大众文化，他最著名的说法之一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使身处家中，感觉到生活在别处。由于更敏锐的感触，知识人具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并必然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异化。从幼时起，他们就知道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并恐惧成为庸众中的一份子。他们无法与同辈人交流时，只能在伟大的传统中、在个人的主观臆想中寻求快慰。
所以，不管是詹姆斯·乔伊斯在欧洲的流浪，还是索尔仁尼琴出走苏联，这都是知识分子流亡的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在表征罢了，他们与始终坐在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里的博尔赫斯并无分别。
将流亡浪漫化、崇高化是愚蠢的，流亡不是圣人与斗士，他们不过是敏感的内心世界的屈从者。在这一点上，从苏联集中营逃出的诗人布罗茨基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始终坚持每个人都是自由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将一切责任都推向极权政府或其他不利环境上。
自从亚当与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人们就深知已不可能回到天堂，但除了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寻找失落的天堂外，他们别无出路。知识分子不过比别人更敏锐与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流亡感是他们的宿命。
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9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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