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
                                          ----关于对林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若干问题》的一个补充

         “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倾向性决定了它的独立性。这里所说的独立性，既指“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独立性，它将努力排除外来的各种干扰因素，也指“第三条道路写作”诗人的独立性。这点特别重要。既然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佳写作途径，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没有纲领的束缚，诗人才能自由地写作。······
                           林童《“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
                           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

         第三条道路赞赏诗人身上的批评家的自觉----自我评判的自觉和自我反思的自觉。···每一个诗人都将生活在一种更开放、更实验、更倚重自我评价的方式中。······
                           树才《一种新思路--兼答九个问题》

         我对网络的基本看法是：论坛是开放的交流与切磋诗艺的平台，论坛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众多同仁志士，第一现场发现并推出了众多好诗。
                           庞清明答林童访谈《通向花园的漂泊者--诗人庞清明访谈录》

      我们知道，作为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网络，在今天已经获得了日益明显的重要性，到了不容忽视的境地。而且，可以想象，在将来也势必成为我们最主要的一种传播载体。近年来，我从发现到接受，继而毫不犹豫地挤身当中，以一个迟到者的身份充分领略着网络上接踵而来的好处。我完全可以坦荡地说，我就是冲着那么多的好处才来的。具体地说，好处在每一个个体的主体索求中是不同的。对我来说，其主要体现在缩短了我和他人的交流时空，再远，对话都可以立即在眼前实现。再则，网络是一个平台，对话者之间基本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甚至不好说的话还能通过匿名方式来完成--当然，我是从来不匿名的--而且，匿名的方式的负面作用往往会致使网络论坛上出现“火焰战争”，即是在线的谩骂和喧闹。

      刚才所说的两大好处，其实，大多数在线者都能体会到的。我之所以被牢牢吸进这一“磁场”，更主要的是我这个做惯闲云野鹤的人不用担心会失去继续闲云野鹤的可能，因为这样，我仍然得以去实现我个人写作中的自由和独立。从一开始写作起，我就是以此为基点的，如果舍此，我就不如弃笔了。多少年来，我都是如此在自己的生活中遵循着这一个人原则----我从来不会为我的写作的可能失效而忧虑重重，也决不会为了他人的掌声的慷慨而丧失我闲云野鹤的品性。

     在这里，我再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表明个人的写作立场。我认为，一个写作者不能没有自己个人的写作立场，否则就难以想象其在写作当中能够有效地实现自由和独立。如果可以取消这一立场，我觉得干什么也比写作强----当下，写作的现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大的全球范围里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由于人们的视野的被打开而辽阔起来，由于人们在意识和观念上的大转变，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于中西各种文化的交流，由于区域上的思维差异和思想纷纭，由于整个时代的多元体概貌，等等，等等，一切企图将写作----特别是诗歌艺术----恢复到“文以载道”、“诗言志”的辉煌时代，无疑是痴人说梦了。我只能这么相信，这种恢复有可能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里小小地实现那么几分钟。因此，首先出于个人生活的原因，我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给自己的写作定好了位。也因此，我一开始就能自觉地保持个人写作上的自由和独立了。因此，我在这里还想进一步说明一下与本文相关的一些事实，或者叫作背景吧。第一，我不隶属任何一个写作团体、流派，历来的野性使我一直不可能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有时，我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第二，我曾经写有《第三种立场/第三条道路》一文（在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2003年纸刊上刊登出来时，考虑庞清明的意见，临时把题目改成《第三条道路之二》），近来又写下《庞华坦白书：走在第三条道路上》（首先发表于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上）；在后一篇文章中，我想我已经清楚表明了个人的写作立场不是因为有了“第三条道路写作”才确立的；而且，我所谓的“第三种立场”也并非源于“第三条道路”，而是源于对诗人杨瑾所谓的“无限制写作”的思考。最初，杨瑾提出“无限制写作”时，我没有及时对这一概念产生足够的敏感。只是到了后来，他反复向我提及，还旁若无人地宣称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概念时，我才开始断断续续地对之进行个人的一些思考。尽管我也写下了一些思考的结果，又在网络的一些诗歌论坛上发表了出来，但反响不如预期--一方面，因为我的散漫、懈怠的顽疾因素，另一方面，我不过一个业余作者，受自身素质影响，短时期里----当然，即便是长时期里也可能一样----无法配以相应的、适量的文章去阐释和深掘----以至于“无限制写作”要上升到诗学的高度，确实前途坎坷非凡。所幸稍后，经过杨瑾、老德、法清等一批诗人的努力，既创办了“无限制写作”诗歌论坛，又出版了“无限制写作”纸刊，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对于“无限制写作”的不解、误解，乃至质询的人，还时有发生，大有人在--对此，我觉得我至少也得负有一定责任了。我没有做好我可能做好的事。

      那么，既然“第三种立场”与“第三条道路”并无瓜葛，为何又将它们并合呢？2003年6月前后，“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版主庞清明邀我往而驻坛。我的印象里，不过是网络里又多了一个坛子。当时，“第三条道路”在我这里完全和稍前的“无限制写作”一样，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敏感--我的迟到者身份的原因也在这里，我的反应速度比较慢，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有所抵触--但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确实又错了。经过对论坛上的一些文章的阅读，又在这期间收到几份“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始作俑者之一的林童寄赠的《时代作家》报，和收到庞清明寄来的《第三条道路2003诗歌卷》，以及前不久林童再次寄赠的其个人著述《文化诗学：第三条道路写作》（以下简称为《诗学》），我才比较充分地了解到“第三条道路写作”与“无限制写作”在我个人这里取得的惊人的相似性--正如我在《庞华坦白书：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一文中说的一样，不仅没有取消我所谓的“第三种立场”的写作中的自由和独立，而反倒是高举这一点，还在确立的方向上获得了一致性，用林童的话说，就是“通向辽阔的艺术世界”。我认为，大凡有着良好诗歌艺术良知的诗人是没有理由反对这一点的，否则至少在缺乏这样的眼光之中写作，以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其成就很可能会因此大打折扣，也就难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这正是许多诗人所梦寐以求的。

     现在，我已经调整完了我的认识了。现在，我想针对我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个人思考来谈谈。当我读完林童的著述《诗学》后，我觉得还算不上是一本专著--有些部分根本不需要收入--也许林童是出于他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所当然的一个作者的原因--这里，我不想赘言其个人著述的总体得失，我的焦点在于他著述中一个局部的缺失。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我在“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上与林童交换过意见，他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庞华坦白书：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一文中对他的批评，这不是说我的批评是真理，指出这一点，关键是凸现了林童作为一个批评者的襟怀和见识，也更使他寄赠我的书的扉页上的赠语“请庞华批评”有了更意味深长的含义。在《“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里，林童在第五个部分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若干问题》一节谈了“倾向性”、“独立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总体上看，是对的，也比较全面，是站在相当高的一个高度来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现状进行一次扫描，同时还对诗歌的未来趋势作了其个人的展望。这种胆魄和清醒是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尤其是三年前。也就是说，林童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的作用和意义仍然非常之大。那么，林童在此处的著述中所缺失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他忽略了“先进性”。而且，由于这一缺失，也就必然导致了林童在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整个论述中的问题。因此，我又不得不首先对其问题展开我的批评，以便从侧面证实“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

     如果顺着林童在《诗学》的“前言”部分所说：“试图从比较的角度着手，纳入到大的文化的诗歌史的范畴，以探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为契机，寻找‘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文化诗学及其相关意义”的目的，直到其文“结束语”部分的诗歌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所说的，“就目前而言，僵化的‘知识分子写作’解决不了，放浪形骸的‘民间写作’也解决不了，它们似乎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同样，‘第三条道路写作’也解决不了，这正是困扰我们的难题”，我注意到，林童的行文语气里颇现暧昧的味道。他显得非常谨慎。一方面，他壮志凌云，另一方面，又有些迟疑、犹豫，想保持某种平衡，尽管他在“结束语”的第一段开始就指出“现在我们应该明白：‘第三条道路写作’，不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寻求中庸之道，搞什么平衡的中间道路，而是它基于对社会发展及文学发展的清醒认识，而且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在指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弊病时，林童用了一个关键的词语--“似乎”。也就是说，他不能十分肯定地用“第三条道路写作”来宣告乃至结束另外两种写作方式的穷途末路，即使他有着“清醒认识”--就算他是出于避免诗坛的无谓争论，我也觉得用不着一边出于个人的诗歌良知而说出一种更适合诗歌发展的写作方式，一边又有所担心，惟恐自己错了一样--既然我们是在探索，又何须担心错了？依我之见，林童的论述语气的破绽非常容易与人以柄，使不明就里者自然怀疑“第三条道路写作”是矫情的和试图开辟另一条道路而雄起称霸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立场，那么我们在肯定我们的立场同时，我们的论述也必然要是坚定的。因为我们既然采取了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基本否定态度，也有了“清醒认识”，为什么不敢自我肯定？自我肯定很多时候与自我批评一样重要。而且，我反复翻阅林童的《诗学》，试图找到他后来对这一点会有所认识，能够迈开他大胆的探索步伐，但是我显然是失望的。这也就是本文被写作的最重要的因由了。

             另外，林童在《关于“第三条道路”----答师涛》的文章里，令我更失望的是，他显出了他偏爱解释的特点，把时间浪费在忙于自我解释和自我指责上，乃至忙于向没有“清醒认识”的人作解释，他竟然这样干脆地说，“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不就是个称谓而已，产生歧义也很正常。那就任人评说吧。”我想发问：这是什么态度？众人对一个事物产生歧义当然是很正常的，但作为一个批评者，对于自己源于“清醒认识”得来的认识、观点，而“任人评说”，而不了了之，就不是一个从事（或者是参与）批评的批评者应有的常态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不是林童的胸怀大不大的问题，而是他可能不愿意、无意识地懒于或想疏于回答他人的质询。也许，我的行文语气在走偏锋，比较激烈。但是如果这样才能有益于问题的鲜明和显明，我就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从写作就是冒险的意义上讲，也非得如此不可。

     事物按一定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势必会出现一个更合理的发展方式来替代它，这是社会进程的客观规律，而非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观察文学史，或者就是林童所说的一个“大的文化的诗歌史的范畴”，写作方式的演变，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可以说历历在目。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诞生，正如林童所发现的，“决不是空穴来风”，也正如他在《第三条道路》一文里概述“第三条道路”的命名过程一样，它的适时出现和合乎目的性，正是基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滞后性----尽管我们不搞“文化专制”，也不搞“诗歌话语霸权”----但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却由这两者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比照。然而，是不是因此，“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诗学的一部分就可以真的要像林童说的那样，“纳入到大的文化的诗歌史的范畴”去呢？我曾经这样对杨瑾说“无限制写作”仅仅是恢复我们写作的本真状态而已，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自身这个概念，而在于它能使我们获得一个好的写作环境并最终写出好的作品----“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写作方式下就写出过好的作品--我们用不着急于让历史来界定我们----我们活着，我们在创造，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说，“纳入到”哪里，有没有这个必要，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而且，这样去“试图······以探讨······”，既浪费时间和精力，又非常容易陷入去争取确认某一个团体或者盟体的界定嫌疑，也就无怪乎他人的持疑和误解了。

      因此，我想，“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针对性不仅在于滞后的别的写作方式，更在于针对这个时代的诗歌精神的匮乏，它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一条道路，一条宽阔的大道，不怕人多，就像星空，所有星辰各自尽其所能，散发出各自灿烂的星光。因此，我所看到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先进性，首先在于它的肇始者们的远见卓识和网络诗歌论坛上对平等、自由、独立的平台搭建、实现，接着，在于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及时地改变了我们头脑中的意识、拓宽了时代的诗歌视野，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真理的生产方式、当下诗歌的规则，使诗歌在传媒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以其新的思维方式准确地观察到了新的变化，并在变化中不仅保证了，还督促了每一个诗人在写作中的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呈现，而且，使诗歌的语言形象由此也获得了一个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可能，从而结束诗坛多年来纷起争辩的“书面语”与“口语”孰优孰劣的格局，基本上打开了我们孜孜以求的“辽阔的艺术世界”。

      (在本文已经基本定稿之际，我忽然想起福柯的一句话，经查实，那是福柯于1971年在恩德霍芬与乔姆斯基和埃勒德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的，该记录载于伦敦回忆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埃勒德的《回流水：人类关注的基本问题》第135--197页里。福柯说：“···从史学家的观点看，总是系统过多过滥而材料相应不足。因而普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科学史的进程取决于新现象的发现。”我之所以引述，是因为这句话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急于忙于对“新现象”的发现和界定，从而忽视了对材料的足够重视和准备。可以想象，在那样庞大而又庞杂的系统中，没有具体详尽的材料来提供研究、讨论，不就是徒有空架子了？比如高大的建筑，如果只有一个框架，那还不能居住，其所谓的楼盘封顶，不过是在说下一步就该进一步去完善墙体和室内了。因此，面对林童的《诗学》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在面对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的框架进行个人的考察，但是忽略了墙体和室内，还包括室内必要的装饰、设施。由此，我和林童的比照也得到显明了。我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如何建设并完善一座可以被舒适居住的大厦，互补性也就分明和非常重要了。所以，正如我们所坚信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一样，我们的自我批评以及相互批评的目的，既在于对个人认识的调整，以期更好地适应种种变化，又在于一种语言的交往交锋----我个人决不避讳，我期待着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因为我意识到，当我一开始使用语言时，我就已经溶进了整个的社会中去。此为本文篇外的一个补充。）
2004/03/28--31于南阁。

附录林童的答辩：《我们的差异性》

看了庞华的几篇文章，首先，对庞华的思考鼓掌，然后再回答几个问题，既是对与庞华有同样看法的诗友的交流，也是我的思考。
1、庞华是科学的逻辑主义者，几事讲究逻辑性；我是反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者，写作讲究心理逻辑。
2、由于这种思维的差异，导致了写作（指文论）的差异。庞华的论述方式是：提出论点，然后用具有材料性的论据去证明其论点。我的论述方式是：提出论点，并用论点来证明论点。即我的论据本身也是论点，因为它已证明了前面的论点，所以不再对此再作论证。这就是庞华所说的，提出了很多观点，但没有展开的原因。
3、由此而观，庞华的思维方式是凝聚型的，我的思维方式是发散型的。
4、关于《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一文。写此文时，我加入第三条道路并不久，为了表明各自的思考，即我和达摩、树才、莫非等强调的差异性（昨天在龙龙的朗诵会上，我与树才还专门讲论了这个问题），我完全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和立场来写本文的。为排除相互的干扰，我在写作过程中没有与任何人沟通，只是写好后，与达摩在字句上沟通了。当然，我上升为诗学的高度，肯定有策略上的考虑。但我不认为它就是第三条道路的纲领性文件，包括后来的具有概括性的《第三条道路》一文，可视为我的思考和去寻求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但我看到，不少诗友希望有第三条道路的共同性纲领，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因为我们都反对共同的纲领。这将对大家都会造成束缚。那我们的差异何从差异？所以，我希望包括庞华在内的年轻者，一定不要把前行者的文章当“三个代表”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我和达摩和树才开玩笑的话），不能跳出前行者的框图的话，对我们，对你们都可以视为一种悲哀。我们希望更有超越我们的框图。因为你们比我们年轻，更不应有顾虑和更能独立地思考。
5、先前曾有同学看了我和达摩的文章说，达摩是在占地，我是在搞建筑。其实这正是我和达摩的差异所在。现在，我的建筑搞起来了，但没有搞完所有的建筑，希望还有更多的建筑出现，至于装修，假如人们愿意住我建的准现房的话，无论外观，特别是内布局，完全是你们的事了，只要你们觉得舒适，随心所欲吧。
6、在这一点上，我则要对庞华提出批评了----你对我的批评，实则是你的偷懒。
7、庞华的细评很有功夫。我即使在对某一作品细读，也不会局限于作品本身，也是会提出众多的观点，且不再去论证。这可能与我的思维和所学专业有关。
8、我们先前并非把第三条道路当作严格意义上的流派来建设，即使在胡亮所说伪自觉时代，胡亮的这个观点可说是从侧面证明了。所以我和达摩、王晓生在编《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时，不以流派而以诗群来称的缘故。
8、差异性，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同仁应引为重视的----不论是诗歌，还是评论。还有其他。
2004年4月04日 12: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