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当代的诗歌大师？”《诗选刊》转载董辑的文章所引发的讨论，再一次激起读者们对评选当代诗歌大师的关注和思考。
在这之前，由张同道和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曾选出他们心目中的12位诗歌大师，排列顺序如下：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若以建国后为“当代”，那么徐志摩、闻一多当属现代诗人，戴望舒虽然是在建国初逝世，但与郭沫若、何其芳、冯至一样，其主要的诗歌成就，也是在建国前。剩下的6人：穆旦、北岛、艾青、纪弦、舒婷和海子，就是编选者心目中的当代诗歌大师。张同道等人的诗歌大师的标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新诗的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编选者认为：穆旦“以西方现代诗学，尤其是艾略特和奥登为参照，对中国现代诗进行了大面积诗学革命，在诗体架构戏剧化与诗歌语言陌生化方面，呈现了一个诗人自觉的现代意识。”所以，把穆旦排在第一位。纪弦因为早年参与上海的《现代》诗歌运动，到台湾后又提倡对西方超现实主义的“横向移植”。所以，编选者在台湾的三大家中，舍余光中和洛夫，独钟情于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自1994年出版之后，不断受到质疑。首先是把穆旦排在第一位，很多人不赞同。最近，江弱水通过细致的比较研究，在《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中指出：由于穆旦过于强调西化，排斥中国诗歌传统，所以他的早期诗歌出现了过多的对奥登诗歌的摹仿。青年王佐良曾经提出：穆旦的成功，在于他对中国古典的彻底无知。这句话，被很多激进的青年诗人信以为真。最近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证明穆旦与中国古典文化有继承关系，特别是他的晚年诗歌。此外，有的论者要抬高穆旦，对穆旦受艾青的影响视而不见。但只要读读《在寒冷的腊月里》和《赞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与艾青《北方》诗集是血脉相连。全面评价穆旦，即把青年穆旦与老年穆旦看成是一个整体，还有待于诗评家们深入的研究。
迄今为止，诗界对穆旦的研究还属“初级阶段”，对穆旦诗歌的理解和评价，自然难以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就说穆旦是大师，并排在执牛耳的地位，能不受质疑吗？另外，《文库》把海子归入“大师”之列，明显是受前些年神话“海子”的影响，并不是通过严谨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又属于“看花了眼”。因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海子是诗歌“名家”，而不是“大师”，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199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当代诗人七家诗选》，是入选英国伦敦欧罗巴出版社的《世界名人录》（1985—1986年度）的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艾青、蔡其矫、流沙河、邵燕祥、陈明远、傅天琳、舒婷。入选《世界名人录》的主要标准是：一、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二、本人的实际贡献和成就；三，对于公众的影响。如此说来，这个选本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出版后，同样受到质疑。因为依照上述的三个标准，来衡量陈明远和傅天琳，明显是“对不上号”。这两位诗人其诗歌成就，在国内的影响是有限的，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此外，10年过去了，流沙河的诗歌也有“变轻”的倾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七家诗选》，遗憾是明显的。虽然再版后，加进余光中，但牛汉和郑敏没有入选，不能不说是重大的遗漏。
董辑的《谁是当代的诗歌大师》，可以说是来自民间的声音。他根据自己的标准，采用量化的方法，评出9位当代诗歌大师的候选人（按得分高低排序）：周伦佑、北岛、于坚、韩东、欧阳江河、杨炼、西川、多多、昌耀。董辑是严肃认真，而且慎重，因为所选的只是“当代诗歌大师的候选人”。除昌耀年龄略大些，董辑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年诗人，皆属当代的诗歌“名家”。但董文的失误有二：一是范围太窄，只局限于中年诗人，把最有成就的“老生代”排除在外；二是，采用量化的方法，来评选诗歌大师，我以为是不可取。量化的方法，看似科学，实则离谱。诗艺怎么能用量化来评选？这原本是文学的常识。你能用量化的评分，在李白和杜甫之间一决高低，以解决诗仙与诗圣孰优孰胜的千年难题吗？
从董辑的文章和上述两个选本所受到的质疑可知，评选诗歌大师是极其冒险的预测，其失误在所难免。但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有助于评选者的清醒和觉悟。其二，由于各人的诗歌大师标准见智见仁，歧义的争论是必然的。但正是在这种多元标准的讨论中，也会出现一些共识，从而把对“大师”的认识引向正确的方向。
基于以上想法，我也说说自己的诗歌大师标准：一，要有表现时代和民族的广度和深度。二、其诗艺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三、影响的广泛性和永久性。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能称得上的大师极少。特别是评选“当代的诗歌大师”，就更难。因为当代的诗人，还未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洗，其诗歌成就，也未经专家们的全面研究、读者们的细心品评。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永久性”，也无法检验。
所以，在当代，应慎言“大师”！
但“慎言”，不等于不能言。实际上，对诗人的品评，每天都在读者和专家中进行着。“慎言大师”，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就评出大师，可以先分级评选。我对诗人的品评，是分“名家”、“大家”和“大师”三级。对于名噪一时的诗人，先冠以“名家”。经过几年的研究和思考，再看他会不会“变轻”和“失重”。如果经得起考验，还要把他们与新诗史上的已经定评的“一流诗人”作比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于名家和大家的评判，一定要有诗歌的“历史意识”，一定要放在新诗的百年进程中进行细心的考察和反复的比较。当代的一些青年诗人，之所以动不动就互称“大师”，就是缺少对百年新诗的理解，犯了“见树不见林”的毛病。
艾略特指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批评的原理，美学的，不仅是历史的。……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传统与个人才能》）
也就是说，要评选当代的诗歌“大家”，必须把当代“名家”，放在新诗史上进行比较，如果不会“失重”，并且能改变新诗经典的艺术秩序，才能升为“大家”。但是，真正对新诗传统有深入了解的评选者，极少！更遑论对新诗经典所组成的“艺术秩序”的把握。换言之，评选者普遍缺少新诗传统的“历史意识”，是造成评选“诗歌大师”出现重大失误的主要原因。
所谓“大家”，就是当代第一流的诗人。但是“大家”不等于“大师”，两者之间，还有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大师”是“大家”的更高一级，代表着诗歌的最高水平。评选“当代诗歌大师”，由于候选诗人作品流传的时间较短，评选者与候选人的空间距离过近，再加上评选者自身的水平有限，很难准确地评判“大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多等待多比较，在等待和比较中细思量，先从“名家”开始，再选“大家”，最好把“当代的诗歌大师”留给历史。这就是“慎言大师”。
评选当代诗歌大师的目地，究竟是为什么？对读者而言，既不是凑热闹，瞎起哄；对诗人而言，也不是炒作自我，或拔高同伙。自中国转为商品经济社会以来，浮夸之风大盛，重词轻用，大词小用，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在诗界，也不断有所谓的“大师”出现，最后都成为笑谈。在我看来，评选当代“大师”的目地，是要弄清“大师”的标准，认清“大师”的高度，从而发现我们与“大师”的遥远距离，并在敬畏中激励我们奋发向上；而不是把人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师”，降为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搞取的“桂冠”。
我敬重的一位老诗人告诉我：艾青之后无独领风骚的大师，只有各领风骚诗人。信然！艾青曾经是定评的“大师”，但在前些年，当“西化”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流时，一些激进的诗人和研究者以穆旦取代艾青，贬低艾青。然而，进入21世纪，穆旦地位开始下降，艾青的形象又开始上升。以表现时代和民族的广度和深度而论，以影响的“广泛性和长久性”而论：当代没有一个诗人可以与艾青相比肩。自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诗集问世以来，艾青就成为抗战时代的民族歌手，形成了新诗史上的“艾青时代”。而且影响了几代的诗人：不论是从延安来的蔡其矫，还是“七月派”的牛汉、彭燕郊和绿原：不论是带着艾青诗集去台湾的洛夫，还是西南联大之星的穆旦。就连当年刚出道的“朦胧诗”主帅北岛，也曾连续数年不断出入艾青家中，聆听他的点拨……。上述这些都是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可见艾青对当代诗歌的影响之巨大之深远。
艾青是当代唯一的诗歌大师，艾青之后无大师。但我心中“供”着的“大家”则有几位：大陆的蔡其矫、牛汉、郑敏，台湾的余光中……。他们会不会成为当代新的诗歌“大师”？
请贤明的诗友们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