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 · 时间 · “ 反传统 ”》

　　　　　　　　　　　　　　　沈天鸿

　　存在与时间，两个极有重量的词，被一个“与”字轻轻松松地联接起来了。

　　这是话语的力量的联接，它是有力的，但也是脆弱的，不可靠的。

　　现在，我将“存在”填充为“诗歌”——诗歌作为一种存在，在时间中一路移行，但这种移行，也可以说成是时间在诗歌这种存在中一路移行，因为只有时间才总是连续的，而诗歌，考虑到它乃是许多单独作品的一个集合概念，因此，它本质上就是断裂的，而同一时代之中，不同时代之间，诗歌的这种变化这种断裂更加强了这种断裂性。时间的连续性加之于诗歌的断裂，便有了习惯上所称谓的诗歌传统。可以说，诗歌传统，正是连续与断裂的一种现象。在其中，连续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延续意义的传统，但断裂也同样必要，因为传统乃是由众多的必须置于相互关系中以构成总和的元素构成。而且，断裂使传统发生变化，保持活力。即使是某些倒退性的断裂，所谓“物极必反”，其最终功能也是如此。

　　所以，断裂正是诗歌传统能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的张力。

　　作为断裂和连续的现象，传统有两个特征：统一性和非连续性。统一性由时间的连续性获得，非连续性由断裂获得。由此可见，传统自身中包含着统一性和非连续性的矛盾。这一内在矛盾的运动，正是传统不断消解自己，又不断生长的根源。而这一矛盾，显然是属于时间范畴的——换句话说，传统是将其本质转化为表象的。这意味着传统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它只是宛如时间，只是在差异中显示自己。但它又不同于时间，其中之一是“传统不可能自我延续，它有赖于（后代的）接受的情况……甚至经典性的范文也只出现在接受它们的场合中”（姚斯，《作为挑战的文学史》）。

其二是由于传统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因此没有一个量度它的法则，不存在类似于客观时间和心理时间那样的“客观传统”和“主观传统”。

　　这两点使人们常常以为可以拒绝传统。但历史永远植根于个人的生活中。一个生活在永远是当下的现在的人，他可以不回过头去，但这并不能使他拒绝“过去”对他置身的现在的加入，传统，正是这种“过去”。而“过去”再次开始时，它的时态是现在时的，一代一代人正是生活在这不断再次开始的“现在”之中。

　　人类的一切都是一个延续的的整体，文学，包括诗歌，当然不会例外。正像在一首诗的整体中，任何一个单位都只有通过与其他单位的联系，才能获得意义和特性一样，现在时的不断发生着的诗歌，也必须通过与作为整体的诗歌，乃至诗歌之外的其他单位的联系，才能获得意义和特性，而对于诗歌来说，这个“整体的诗歌”的其他单位首先就是既存的诗歌和诗歌传统，然后便是尚未存在但正在不断到来的未来。所以，尽管我们常常将诗歌传统颠倒成“传统诗歌”，从而将具体的“传统诗歌”亦即此前的诗歌作为界定、显示甚至炫耀我们现在的诗歌特性与意义的参照物，并常常以现在的诗歌来否定“传统诗歌”，但诗歌传统并非只是参照物，更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参照物，它是我们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传承，并且都得被它做某种“统一”的规范。传统在这一点上与历史相似，它就是你意识到和还没有意识到但都决定着你的存在，形成你的意识，影响着你的那些东西。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传统首先包括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也使作家写作时不仅在骨子里属于自己这一代人，而且还感觉到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其中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是同时存在的，并且形成一个并时存在的秩序。”建立了神话诗学和原型理论的弗莱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是民族心理集体沉淀的表现，文学作品同样是来自人类集体意识深处的力量的外在表现，因此个体只是在传统或历史这张巨大的网络中才有意义。他不仅也如同艾略特那样将传统与历史联系起来，而且文学作品既然同样是来自人类集体意识深处的力量的表现，文学作品也就都是并时存在性质的。“耶鲁学派”成员之一、美国当代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反对艾略特和弗莱传统是共时性存在的观点，他认为传统其实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是先于后来者而存在，并且通过教育（教和学）形成后来者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他们都说对了一半，合起来才是完整的：

　　传统既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同时又始终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历时”是就时间的线性而言的，传统与时间结合，具有时间系列不可逆转的次序，否定重复，时间作为传统的属性就这样以历时表现出来。“共时”仍然是就时间而言，但是指时间的一个静止段，说传统是共时存在的，就是说历时中形成的传统在一个时间段上同时并存。“历时性关系”和“共时性关系”不同于“历时”和“共时”，它们既是就传统的结构而言，也是就传统与与时间的关系而言，大致可以分别理解成历时性结构、共时性结构。关系总是至少要有两者才能形成，关系的双方的地位就“关系”的性质而言，不是主从就是相对或对等。在“传统既是一种历时性关系，同时又始终是一种共时性关系”这种判断中，传统与“关系”的另一方是并列的，这也就是说，不论两方是否势均力敌，它们仍然是相对的、对等的。那么，与传统形成历时性的另一方是什么？是时间。时间在传统是一种历时性关系时既是传统的一种属性，又是以其不断流逝和不断发生中的所有内容，与传统形成了连续的关系。这个“所有内容”指在时间中历时地存在着的人及人的一切活动与活动的“结晶”，其中与某种传统相应的那些内容享有被突出的“优先权”。与传统形成共时性关系的林一方，则不再是时间，因为共时亦即同时性使时间失去了充当“关系”的另一方的重要性，这时人及人的相关活动——人及人的相关活动“激活”与其相关的传统并予以扬抑。但时间仍然加入了进来，并且是与传统的历时长度相等的所有时间，因为它们正是整个儿由传统带入现在这个“时间场所”的。为什么是整个带入？从传统来看，它获得的内容与每一获得内容时的时间已经形成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将时间从内容上剥离，而传统的到场也必然是整体的到场，即使人对传统有所取舍，舍也仍然证明被舍去的那一部分已经到场。所以，传统必然是带着它的所有内容所有时间，整体到达每一个现在，在那每一个“静止”的现在成为现在，与人和人的活动发生关系的。这就是传统的共时性关系。传统的历时性关系和共时性关系还有一层涵义：历时地形成的传统的自身结构就是一种共时性关系，即，历时地形成的传统的各个部分，一旦它们成为传统这个整体的部分，各部分之间便是共时的并列的关系，只现在辨认、研究一种传统是如何形成时才复现“先来后到”的次序。

　　考虑到传统必须以人的意识（有时只是以感觉）为中介，才能成为“现在”而到场，因此它的历时性在它是共时性之时是不会完全退隐的，反之亦然。

　　所以，应该说传统的历时性中有共时性，共时性中有历时性。

　　传统之不可拒绝，由此再次得到证明。

　　所以，传统只可以反，而不可以拒绝。

　　“反传统”现象在每一历史时期都层出不穷。中国新诗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更有“各领风骚两三年”的说法。“反”的性质有两种，一种是布鲁姆所说的创造性“误读”基础上的反，这可以视为继承性的反，因为虽是“误读”传统，但仍然在“读”传统。另一种是离开传统的反，虽然离开不可能是彻底的真正的离开。但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反，都会赢得一批人的喝彩声。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用布鲁姆的观点来解释，是意识到传统先在于自己，自己只能被影响而“落后”的焦虑，“反传统”就是这种焦虑导致的企图夺回先时性的行为。这种心理分析的解释看来不可辩驳。不可辩驳就得承认，清醒或不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不可拒绝，正是所有“反传统”者之所以“反”的根源。

　　“反”，从本质上看，都不是反，即使是离开传统的“反”，也只是“闪避”（非布鲁姆意义的，仅就字面意义使用），即回避传统，闪开去试图另辟“新路”。闪避使传统的历时性突出出来了：历时性就是延伸的线性，既然闪避，那么就意味着离开了向前延伸的历时性，横向地试图拓展。横向拓展自然也是一种空间的拓展，但无论如何说，在直线上它是停止了。书法中用钥匙用胡须等等“新”工具书写，诗歌中字不成词、词不成句之类对诗的刻意背反写法，都是这种闪避这种在历时线上停止的横向拓展。横向拓展是共时轴上的延伸，它因为横行从而取消了传统的先时性，比如说，既然在书法传统的历时线上未有过“钥匙书法”，“钥匙书法”就拥有了第一次表达带来的财产权或先时性。这种夺取（不是夺回）先时性的途径可谓是终南捷径，能否真正夺取先时性，则要视其是否真能创新了。胡闹总是会被继续向前延伸的传统遗忘，不予理睬的。但即使是创新，传统的影响也仍会在其中以对前人作品、方法的呼应表现出来，而且一旦获得公认，也就加入了传统，成为传统的共时性内容和不断延续的历时性内容的一部分。

　　比较而言，以创造性“误读”为基础的“反传统”理性得多，它是在承认传统但又认识到传统必须变革的基础上的创新。创造性“误读”和“闪避”对于传统都是制造一种断裂，功能客观上都是企图使传统新陈代谢，但创造性“误读”制造的断裂是以延续即向前延伸或者说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闪避”制造的断裂却只是为反而反，它将传统搁置一旁，从它在文学中的表现来靠，为反而反的“闪避”总是没有历史感的。没有历史感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至少它是非文学非诗的，并且是非时间的。所以，它即使有时获得了成功，那也只是偶然，歪打正着而已。

　　总之，传统就是那种你无法拒绝因而不可拒绝但必须置疑、反对，如果你的反对成功了，成功的标志就是你的反对也汇入了传统，并且招致后来者也反对你的那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