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为冷峭的外表下，穆旦（1918—1977）的诗中涌动着噬心、黑暗的血液。这种“黑暗”根源于诗人自由、独立的品性，是诗人面对强大的黑暗现实或俨若圣明的强光之时所作的痛苦质询、申辨、自省和孤独的抗争，一种独立于“黑暗与光明”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是强势话语笼罩下的一处佑护生命本真的幽黯之所，同时又是诗人探索真理时所处的精神焦困、灼痛和黯然神伤。生命内在的本真力量不断地要求着诗人在喧嚣的时代激流或现实境遇中适时地挣脱出来，作冷冷旁观的姿态，发出对世界的质疑，寻觅诗性的真理。事实上，诗人早在少年时写作的《神秘》一诗中，就已开始了对人类世界的发问和冷冷之思；这种质疑或反复拷问的精神不断地向前顽强延伸，在时代生活的风雨中磨砺得愈加锃亮，并几乎贯穿了诗人创作的始终。“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诗人“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三十诞辰有感》）：这是诗人的精神自况和一生的概括写照，也是诗人为“真正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所给出的有力注解。

在诗人的早期创作中，《蛇的诱惑》是值得注意的一首。在这首诗里，诗人把对圣经故事的引申创造与小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描写结合起来，寻找对人性没落之根由的诠释。《圣经》中，人受蛇的诱引吃了禁果，最终被逐出了伊甸园，于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活着，人们经历了“无数的痛楚的微笑”和“微笑里的阴谋”，相互“阿谀，倾轧”，寻找着自己的生活。这是人的第二次放逐：物欲的放逐。诗中的“我”是痛苦而清醒的：他一方面在混乱、肮脏、充斥讨价还价声音的现实中讨着生活，另一方面又极其痛苦地意识到人的隔膜和现实的虚无，仿佛生活“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走向“墓地”。

    隐藏在这种“阴暗的生的命题”背后的，是诗人对于普遍人性的拷问。诗人惯于从苦厄、残酷乃至令人作呕的现实生活中开掘神圣、宽泛的主题，作但丁式的抽象与想象，从而表现其较之同代人精神视野开阔的一面；只是这种抽象有时因过于理念化，导致了诗歌形象性的干瘪，并在思维形制上有落入但丁化窠臼之虞。同样处理苦难现实的题材，穆旦的出发点在于：人，而不象同代的许多诗人那样，立足于伴随着战斗号角的阶级立场。这并不是说穆旦的诗歌里就没有阶级性，没有对阶级倾轧的展示，只不过他的阶级性仍然立足于人性观照的基础之上，反映人类群体、阶层间的人性压迫、倾轧或自甘奴役的状况。如《农民兵》：“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而我们竟想以锁链和饥饿/要他们集中相信一个诺言”。诗中既有对阶级压迫的愤懑，也有对自甘奴役人格的痛惜，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洗衣妇》一诗写洗衣妇循环无尽的奴隶般的生活，既寄寓了诗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也包含有一点奴隶使自己成为奴隶的意思。

    穆旦的诗中包含有一种伟大的同情——那种基于普遍人道基础之上的对人类整体自我命运的怜悯和爱惜。在他那里，即使是极具当代质感的政治题材也常常作了极力的蒸馏与抽象，使人分不出通常意义上的敌我，而只有愚昧与理性、暴力与安宁、死亡与诞生之间的对立。敌我的纷争与血腥屠戮，被诗人有意识地转化为人类群体自我的分裂与苦痛：“我们共同的天国忍受着割分，所有的智慧不能够收束起，最好的心愿已在倾圯下无声”（《不幸的人们》）。诗人的这种仁爱情怀与他曾抒写过的甘地精神（见《甘地》和《甘地之死》二诗）有着相当的共通之处，如对众生的悲悯和对和平、良知的信仰，只不过他对非暴力的方式又多少有着犹疑和迷惘。

    在形形色色的神魔之间，诗人极力寻代的是“人”的形象；在纷繁复杂的时代与历史之间，诗人所执意于自我形塑的，也许并不是时代的号角、斗士、传声筒之类，而是一个能体现历史良心的诗人与智者。在这里，笔者也无意于从单纯的政治社会学角度去揣度诗人的作品（这方面已经有人作过努力），因为在笔者看来，一个时代即便是几个连续的时期，相对于冗长的历史时间来说，其实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逗留——当一个读者在数百年乃至千年之后仍在捧读一个诗人的作品时，此在的“当时”于他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极为隐约乃至虚无的概念了。尽管当时的历史为诗人提供过许多富有血肉之活力的创作动因，当代的异质也为诗人提供了独创性之可能，但阅读的事实告诉我们：那种只有把自身还原到诞生它的时代中去才能获得意义的文本，其作为文学的价值往往是十分可疑的。优秀诗人身上必须有着某种对当代的反叛，这种反叛在穆旦那里，即是对历史良知的执着追问，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诗歌形式方面之于大众趣味的深刻的不可调和。

穆旦诗歌最为噬心的地方在于：它所表现的梦魇般的历史轮回感和人生深层的悖谬之处。随着残酷历史境遇的不断展开和人生体验的不断丰富，诗人中、后期的创作触角不断深入到对历史与人生的形而上沉思之中，痛苦思辨的声音成了诗歌的主调：“如果这里集腋起一点温暖，一定的，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憎恨”（《不幸的人们》）；“希望在没有希望、没有怀疑的力量里”（《中国在哪里》）；“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  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又名《寄后方的朋友》）。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荒谬所带来的时代的荒凉，感受到“被遗弃的大地”上那“干燥的风”和诗人不可遏止的荒原感。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白刃化的时代，诗人这种摒弃一时政治倾向的写作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这是诗人现实命运悲剧性的一个根源）。指责往往难以避免，然而这里我要说的是：诗人对政治有限的逃避换回了更大的政治良心（大多数人的良心），并以个人的现实不幸换取了诗的幸运。我相信，诗人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现实抉择,和他在诗中所寄寓的历史理想与人性期盼,并无根本的相悖之处,只不过他的理想更为悠远、更接近某种圣洁的源头而已。诗人的声音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通常的“光明与黑暗”的界限，从而使我们看到更多来自权力的真正黑暗。诗人的这种独立是一种历史的清醒，一种对历史之恶的咒语；它以非凡的气魄把我们带入梦魇般的历史境遇：

        我们各自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

        我们绕过无数圈子才能在每个方向里与你结合，

        让我们和耶稣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

        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

        ……………… 

        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

        我们有很多中心

        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

        或者我们放弃

        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

        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

就象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他的长诗《太阳石》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里，穆旦也以其诗性的反思触及了历史可怕的轮回本质。这种轮回当然有别于宗教意义上的机械生死轮回（但不排斥一定的宗教感），而是对人道无法普遍提升所带来的人类厄运的深刻体认。在《神魔之争》一诗中，诗人把自然生命的诞生与湮灭体认为宇宙性力量的结果，并借林妖之口，发出“我们活着是死，死着是生”的悲切之音，不无给人以灰暗之感。

    难以排遣的郁结使诗人的不少诗作显得极为阴暗与消极，庶几有生不如死的绝世情怀。尽管诗人以莫大的勇气为我们揭开了历史人生的“黑洞”，但由于他自身的寻而不得，以及对黑暗的专注，决定了他的诗作中难以找到一种足以张扬生命的信念力量。这是穆旦的缺失。尽管他也偶而涉及人民性的力量，但这种对伟大力量的讴歌却几乎被淹没在痛苦和犹疑的沉思之中。诗人挣扎着，寻找可以皈依的源头。他找到自然：“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底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然而自然却做不得人世全部的根柢。饥饿的乡村只会徒增诗人的悲世情怀，而高速运转、制度化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舞》又显然不合诗人的生命节律。于是诗人只好诉求于主。与神祗的对话使他获得了某种神性写作的方式：诗人通过主、神、妖等古典形象，加之自己的补充形象（东风、权力等），构成诗性对话，小心求证人的形象与意义。这种寓言式的写作帮助诗人尽可能地绕开现实形相的纠扯，从而触及人世的根柢。诗的构成方式并不令人陌生，甚而有点陈旧感；对话本身也缺少戏剧性，理念太重，并不构成真正的诗剧。

    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二，指出穆旦诗歌的可商榷之处。首先，在“诗与思”之间，诗人穆旦显然较多地偏向于做一个思者。意思的游走在他的诗中常常取代了意象的游走，这样一来，诗本身的形象性、弹性便遭到削弱，以致让理念的骨骼有时几乎要撑破肤表，不免使人侧目。表现在语言上，便是流动性的不足，给人以干涩之感。二是古典的失落。谢冕在一篇纪念穆旦的文章中曾以诗人《流吧，长江的水》一诗为例，指出其中若干诗句与李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在思维形制上有着惊人的承继性，并藉以断言：站在穆旦诗作背后的，“是整个的中国文化的厚土层”。对此本人不敢苟同。事实上穆旦诗歌在整体上的质询、思辨色彩，使他最终成就为现代意义上的叛逆诗人。语言方面，他早期诗作《园》所表现出来的古典韵味和润转语感，事实上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而代之以酸涩的翻译腔和尚未进化好的现代白话。《五月》一诗尝试古典诗词在现代诗中的嵌合，但终因诗意的隔阂，颇给人以嵌而不合之感。其三，诗人在处理一些当时颇有影响的当代题材时（见《反攻基地》、《通货膨胀》等诗），有时表现出历史性不足而当代性、事件性有余的欠缺，使后世读者难以产生深层的历史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