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欠缺与现代汉语文化之病

王晓华

从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现代汉语便是中国新文化的语言主体，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力量和欠缺都与之有因果关系。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人们发现中国文化在此百年间几乎丧失了原创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原创性的匮乏意味着现代汉语体系必然有某些欠缺，发现并克服它们是我们作为汉语知识分子不容推卸的责任。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反思现代汉语体系的不足，但本文只想简略言说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维度——现代汉语标点符号所存在的问题。

与现代汉语的字与词相比，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诞生有更强的人工性：引号、省略号、书名号等标点符号在日常语言中并直接无对应者，在古代汉语中也没有可承继的体系（只有可承继的个别标点符号），因此，它只能是现代汉语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在当时的设计和约定。这使得它可能比现代汉语的字、词、句子有更多的欠缺，也更容易被滥用。有关的问题之所以迟迟未被提出，乃是因为现代汉语知识分子长期忽略标点符号的重要性，并因而忽略了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欠缺。

我将通过三个标点符号的分析来诊断由于滥用标点符号而产生的现代汉语文本的病症。

1、顿号的泛滥与现代汉语的破碎化

“、”是中国古代汉语中七种标点符号之一，表示“有所绝止”即字与词的停顿。它在现代汉语诞生之初曾被遗忘，但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公布的《标点符号法》中又荣升为１４种标点符号之一。对顿号的运用乃是现代汉语的独特处，在英语等现代语言中我尚未见过顿号。我在形成对于现代汉语的审美意识后就对顿号怀有强烈的敌意：“、”不仅自身毫无美感，而且使汉语的句子乃至整个文本变得破碎。在一个句子中加入“、”后，这个句子便被劈开，给人以局促、分裂、不完整之感。尤其是当句子被一个顿号一分为二时，这个句子就会不平衡。请看下面的句子：

这是一种反自然的、极度现代的思潮。

读者倘若从纯形式的角度审视这个句子三十秒钟，便会被它的分裂所刺痛。更致命的是，语言的美感与语言的生产力是一致的，对分裂句子的大量使用还必然损害作者的原创性：语言的生产力就是它对生活世界乃至宇宙的同化和超越能力，而生活世界内在于其中的宇宙是绵延的，因此，一种充满分裂的语言与宇宙同构的能力必然孱弱，必然缺乏原创性力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原创性的匮乏当然不能全都归结于对顿号的滥用，但却不能不说与此相关。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由于大量使用顿号而分外破碎的汉语文本，就会承认过多的顿号已经使汉语生病。那么，现代汉语的设计者和倡导者为什么要将顿号置于现代汉语体系中呢？是绝对必要吗？显然不是：英语没有顿号照样可以明晰地表达思想，现代汉语当然也可以——１９１９—１９５１年间的现代汉语没有顿号，但其所孕育的原创性文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现代汉语，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以激进著称的新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却偏偏恢复了这个属于古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对于顿号和逗号的区别似乎使句子的层次更清晰，但实际上只助长了作者和读者的懒惰（因为有更好的方式表示句子的停顿和层次），并使现代汉语文本变得破碎不堪。它掩盖了作者的迟疑和笨拙，削弱了文本创作的艺术性和实验性。所以，我们只能说顿号在现代汉语中的存在是个错误。它是现代汉语体系对古代汉语一次失败的承继。现在是修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了：要增强现代汉语的原创性／生产力，我们即使不彻底废除顿号，也要将对它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这对于已习惯于依赖顿号的汉语知识分子是个挑战，但汉语知识分子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会恢复和强化汉语的美感和生产力。

２、引号崇拜与现代汉语原创性的弱化

引号与顿号不同：顿号在现代语言体系中天然地是个畸形的多余的符号，引号则是中性的。一种成熟的语言必须拥有引号，以标明所引用的词语，表达作者的暗示与反讽，增加语言的层次感。但是滥用引号会阻碍作者的有效出场，弱化语言的原创性。现代汉语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着向引号屈服的倾向：对于先进的他者的思想的引入是其主要功能，所以，现代汉语的童年实际上是在引号中度过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现代汉语的成年仪式必然包括告别无形的大引号，并尽量使它从这大引号化身而成的无数小引号中解放出来。然而现代汉语的悲剧性在于它至今尚未能从无形的大引号中脱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如此。我们在阅读现代汉语文本时总是可以看到大量的引号，某些理论文本的作者更是患了引号崇拜症，习惯于频繁地以引号建构文本，让自己本已孱弱的思想被引号所囚禁和淹没。有时候明明可以用自己的话表达清楚的地方，却偏偏要用引文，仿佛引号内的文字永远比引号外的文字更有真理性和说服力。其结果便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实际缺席，由某个作者写出的文本却是他人思想的投射。作者自愿地被引号所囚禁，引号成了作者的监狱乃至坟墓：这就是引号崇拜症患者的出场方式，也是他们的下场。他们所建构的文本不但缺乏原创性，而且和他们一样是病态的存在。但是患有引号崇拜症的人却很少认识到这个真理，他们不但将自己投入到引号之中，还习惯于将许多无辜的语词用引号囚禁起来，甚至连真理和正义这样的语词也被迫成为“真理”和“正义”。这种用法似乎表达了作者的多重暗示，增加了语言的反讽品格（如明褒暗贬），但实际上却使现代汉语失去了作为能指的力量，沦落为无力指向事物自身的语言。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知识分子都已经生病，我们必须通过治疗自己的引号崇拜症为汉语治病。治疗的主要疗程是：在用现代汉语建构文本时直指事物自身，尽可能不使用引号（用引号表示强调、专门术语、象声词实在是对于引号的误用，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如黑体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以建构出没有引号的独立文本为荣，让现代汉语和我们一起获得解放，在语言的狂欢节中痛快淋漓地追求原创性的实现。

３、省略号的横行与现代汉语的畸形和无力

对于省略号的错置是现代汉语的另一个病症，横行于文本的开始、结束、中间的省略号常常使汉语文本畸形，如任何残疾的生物一样给人以失败之感。省略号由于其长度（它在现代汉语中是加长了的——英语和俄语中仅占一格，在现代汉语中却占两格）和离散品格天然地与汉字是疏离的，因而它只有在极特定条件下才应该参与汉语文本的建构。它在放在句子的开端和结尾处时都会破坏整个句子的美感，仿佛文本被强行接上了异己之物。汉语文本中唯一省略号适合生存的地带是字和字之间：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

如此被运用的省略号主要意指言说者思绪的停顿和微妙变化，它在美学效果上是可以接受的。对省略号的这种限定不仅决定于汉语的视觉特征，而且决定于省略号的特殊功能：省略号表示作者认为某些意思（１）不应该说（２）不必说（３）不能说，但是语言天然地是用来言说的，所以，对省略号的使用必须降到最低限度。不应该说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语词的暗示性力量来表达，直白地使用省略号不但破坏了句子的美感和文本的张力，而且低估了大部分读者的智力水准。无须说的东西则已经为先前的文字所意指，再以省略号来重复说明无疑于画蛇添足。不能说的情况比较复杂——作者或者是由于语言之外的原因（如意识形态的监管）不能说，或者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局限不能说，因而以省略号直陈自己的无奈和无能。由于语言之外的原因不能说而以省略号暗示自己所要说的意思，在特定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但这不能成为放弃更好的意指方式的借口，因为语言归根结底是表达和揭示。由于语言本身而不能说涉及语言的功能边界问题——存在着不能被语言言说的存在，但这存在只有在我们尽最大努力言说后才能触及的。在未将言说的实践推向极限之前，我们无权以“此刻我的……是无法言说的”为借口而赋予省略号的横行以合法性。语言的历史就是对不能说的存在的挑战史，就是不能说者转化为能说者的成功史，就是语言的边界不断扩张的凯旋史。所以，省略号在汉语文本中的横行从根本上说并非由于汉语知识分子体验到了不可言说的秘密（在尽量言说之前我们无权断定什么是不可言说的），而是因为汉语知识分子缺乏将不可言说者转化为可言说者的勇气和能力。省略号无顾忌地横行之处，就是思想停止之处，也是说话者和书写者失职之处。省略号所表达的最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懒汉行径和懦夫心态，所加剧的是现代汉语本已严重的失语症。所以，让省略号最小限度地在汉语文本中显身是绝对必要的。尽管这种努力必然会暴露出汉语知识分子的无能，使汉语知识分子直面自己的欠缺，但它最终会将汉语知识分子和现代汉语一起推向高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罪的永远不是语言，而只能是以某种语言运思的人。这句话也适用于对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反思。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欠缺表明汉语知识分子对汉语负有罪责，我们必须通过改革现代汉语符号为自己赎罪。本文也是赎罪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