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和谐生存和悲剧生存的二重奏
    唐朝人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同是主人种族的生存方式。希腊人依恃体魄的强健和英武，通过痛苦的征服达到奴役他人的目的。为了达到这种主人生存，他们并不以你死我活为累。唐朝人守护着他们的"天下"，他们广阔的家园：唐朝人也有着强健的体魄，但他们更多地是凭借一种"道德理性"，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更高境界。四方的藩国望着中央帝国的旌旗：伏首称臣，四时进贡。
    我们放眼希腊衰弱后的罗马，越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欧洲，直达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乃至轰轰烈烈的世界大战中的列强，一颗帝国之星升起了，另一颗帝国之星沉沦了，我们即可发现：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希腊。西方人丝毫没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敢于拿自己的国家命运打赌。一个国家方始称霸世界，另一个国家即把它赶下历史舞台，哪怕是仅仅体验到一种片刻辉煌的感觉。深陷于悲剧怆烈的生存之海中，直到他们把整个地球都翻转起来。而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中华帝国巍然屹立，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竟在这纯粹不变的天空下悠然飘过几千年，放射出童话般诡异的光芒。
    自从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的纷纷扰扰，中国的勇士们为一种国家信念所激励，鲜红的热血喷浇在北方的藩篱上，并逐渐培育了中心和谐的"天"的观念，终于在唐朝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气象。今天，我们毕竟一度拥有如此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先人毕竟拥有文化创造上的自信。唐朝的诗人，天真地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做着永恒的梦--其实，能做梦的人是幸福的人。以此为起点，明朗的天空下滋生出大量幻象的诗歌、象形的语言。相对于希腊人，唐朝人舍弃了人类精神的理性认知的部分，而对世界采取了更加彻底的审美的态度。在美的幻影中，世界似乎永远处于若即若离、如梦如幻的神秘状态。唐朝人快乐自由的天性契合着大自然的美，我们今天读着唐诗，已经分不出哪些是出自大自然的美，哪些是出自他们梦幻中的美。但一切又是那么明朗清晰！--而现代诗歌中的元素和变形，已经使我们不能窥见诗歌形象的美了。盛唐时代的诗人们歌唱起来丝毫没有厌倦之感，即使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们的歌声似乎还是出自不变的青春。不像今天，当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正欲尽兴歌唱时，即被现实的苦难和现代赤裸裸的技术世界掠夺了他们的迷梦。即使到了大唐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刻，那些诗歌天才们还是用绚烂凄迷的音调唱出了最后的挽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中国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是不是已经看出了"天"的虚幻性，而退出"天"的迷梦，从此中国人创造艺术的激情移注到世俗层面（或者说，从此中国只有模仿的艺术，而没有原始生命力的、创造的艺术），并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无可挽回的衰败？
    在这似睡未睡、酣梦犹醒的大地上，生长出大批王子型的诗人。在王子向王的道路、集体祭司的道路行进的过程中，他们未能达到终点，其歌唱便悠然终止。其实，自大一统的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后，中国再没有出现像屈原一样的集体祭司的悲剧诗人，诗歌中的悲剧气氛大为减弱。李白是一个有王的气概而没有悲剧命运感的诗人。王子和集体祭司分别由诗人和政治家担当。抒情和道德理性这两个轮子在诗人的内心中时而齐头并进，时而合而为一。越过出仕的此岸到达归隐的另一边，其间设有一个"消解"的屏障：从集体生存进入到个体生存。那些才华卓绝、摇曳多姿、在悲剧命运的弦索上上下摆动的诗歌王子，未来得及和命运之神做最后的搏斗，便隐匿向历史舞台的背后。他们无人与战，无矛可投，无粮可食，成为人类悲哀之中的最悲哀。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出：恢弘磅礴的乐感氛围和悲剧性危机并存。最初的就如在天空中作宏伟漫游和告别叹息的屈原（他诗歌中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和个体孤独的哭告无应），近的就如在天空的迷梦中挣扎不能自拔、却吐出奇瑰如锦绣般文章的李贺（他的"梦天"、"天荒地老无人识"）。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诞生于土地而通向天空之路的过程。中国文化的高度取决于"天"的高度，王的政治气概和道德理性赋予它以乐感气息，而个体的的茫无着落就导致诗人陷入悲剧性精神深渊。
    从道德理性的集体氛围中遁入归隐山水的孤独之途中，人就真正进入个体生存中。以审美和天地淼茫为归宿。而个体痛苦的炽烈和众生酣梦的巨大反差导致了中国诗人大多走向消解和隐逸之途。这成为主导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导致中国在十九世纪溃败的最严重的精神。纯粹不变的天空下倒映出山影苍翠和云水荡漾。诗人融合在大自然的空无和逍遥中。"那个天空是中国人固有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格保存的，虽然现在只能从形式的趣味上才能隐隐看出……中国人用漫长的正史把核心包围起来了，所以文人最终由山林、酒杯和月亮导向反射灵魂的天空。"
    相反，若我们剥去道德理性的自保外壳，从集体祭司的位置下降到个体孤独的命运中，并以痛苦为生存本体，且加之以外界压迫的危机意识，就进入希腊的悲剧生存。"希腊在这颗星球上永远如岛屿一样在茫茫海水中代表个体与经验的诗歌……代表了个体与经验的最高范例和最初结合"。它首先是个体之战，是诸神之战，其次是城与城、邦与邦之间的联盟和战争。既然一个国家尚且不以毁灭为事，那么个体的毁灭就更是正常的世界现象。个体生存真正意味着：生命权力、自由意志、与命运之战的盲目的火焰和灰烬。整个希腊岂不就是海水包围的一座辉煌的营寨之火？
    希腊文化表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反的过程和特点：悲剧挣扎的痛苦气息和战胜命运时的英雄主义凯歌。恐惧和内心爆炸的压力加速了这一文化的进程。死神与之相伴。死神注视着这场战斗和毁灭。但希腊的焚毁只意味着短暂的失败。由希腊生长出来的悲剧精神却驱动着历史作波浪起伏跌荡的前行（试想,人类的每次自我戕伐都只能前进那么微小一步）.以痛苦为起始，西方世界向历史作巨大的飞跃和攀升。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成果都是经由理性痛苦（哲学、自然科学）和情感痛苦（宗教、艺术）所得，那么我们就收获了西方世界为我们贡献的多少痛苦的祭品。

    和中国圣人（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圣人）先在地融合在国家的浑然一体不同，希腊哲人却首先是从国家和民众中剥离而出的。在世界的晦暗不明中信任一个神明。在痛苦的此岸设想一个彼岸之神。他们不是神却替神代言，暗暗行使集体祭司的权力。神性的自信和献身命运的悲剧性姿态，是镌刻在他们头冠上的闪亮之星。由个体神组合成诸神景象。诸神混战。先假设一个上帝，然后用理性之剑杀死上帝。再次陷入诸神混战。神是人的映射。神（启）和真理合一。"神圣逻各斯"、"理念至上"。本体在诸现象中脱颖而出，譬如哲人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替神代言。到底本体和现象谁更真实，神和人孰是孰非？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紧张的对立和对话？承担这虚无缥缈的和根本不能实现的神的承诺，本身是一种悲剧的信仰。惟其是悲剧的，才是向前的。中国文化的不能前进，是因为中国的圣人到底生活在一个现实之帝王的阴影下，西方文化能够最终胜利是因为他们在诸现象之上悬置了一个"本体"或"神"，从而能够不断趋进。西方文化从整体上而言是一种承负式的悲剧文化。
    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为死刑后，迎着曙光奔赴死亡，从容地说："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