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塑造一个新的种族                             
     中国近现代的惨败是因中国文化的失败造成的,中国的真正复兴也必将在一种新的文化导引下取得成功.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有人从文化之整体检讨中国的失败--从器物技术,政治制度一直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我们可以统一称之为“文化”.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完成文化的重建,乃至它的整体轮廓还没有显露出来:人们做的一切工作都只是作中西文化的零星对比,部分的修补和建设;若说重建,应包括个体孤独的创造或集体的营造,更应包括新兴文化的传播和被接受,直至塑造了一个新种族,--但不管怎样说,中国人对一种适合中国成长的新文化之呼声从来没有减弱,反而是愈来愈高涨.让我们放眼这个世界,中国人除了种族外表的肉体面貌没有改变外,由人创造的一切外在器物,制度乃至人内心的精神世界都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当然这并非都是适合新文化之成长的.我们希冀一种更健康明朗的适合生命自由成长的文化.但中国的文化重建亦即对固有文化的改造和变革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只是因器物的落后从外国输来先进技术,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压抑了民族创造力而引起的改良和革命,也不仅是精神世界的大大落后于西方人--我们知道,精神和外在的创造物是共时存在的;而它还有一个不能不说是致命的原因:那作为思想的载体即语言也不得不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语言,从某个角度来说,一种民族文化对它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向一切创造新的语言之美的人们致敬.那些白话文运动的健将,那些持语言武器的先锋诗人,和古老腐朽之文学和语言做了坚决的斗争,好象中国之文化的创造要来一次彻底重新的开始.现在我们无法想象,若当时人们已经拥有了一种完美的语言,只须向西方接纳一种更为明朗先进的思想,中国文化之重建的进程将挺进得多么快,--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一切先进文化,一切伟大的精神,最终又表现在语言文字上.若依语言之纯粹优美的观点来审视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和思想作品,那么,它们中的大部分可以弃置不用了,因为它们是不“美”的.
      对比中西文化,发现中国固有文化之弱点,我们应当首先确立一种框架,以便在一种普遍有效的范式内进行公正客观的对比.我想借用中国古籍中的“天人合一”,旧式学者对它讲得太过玄乎神秘但不作解释,新式学者对它不屑一顾.“天人合一”是一种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思维有着某种相似的说法.因为中国典籍中的“天”已然指涉了三种最大的客体--自然客体,社会(整体存在的)客体和超验的上帝(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中的“天”指的是自然客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中的天指的是社会客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中的“天”指的是超验的神.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在中国,天的势力太强大了,人只能顺应天,人和天往往是亲密和解的关系,主体人不能对天施加力量,即人无法从天的势力中摆脱出来形成主体以和天对立并形成相互认识的新关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方文化侵入中国之前.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上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统摄一切,人不过是上帝的子民或附属品,之后,启蒙哲学把人提高到主体的位置,加速了世界的运转.
                                   促进
                          理性
                                   节制
         主体                                       客体
                         情感
      基督神学源出于犹太民族苦难的生存经历.集体受难导致宗教.宗教是以神话记忆作为其前提的,即宗教创始人是以其受难经历和非凡智慧和常人形成巨大反差后对人发出神谕的.耶酥基督以他“道成肉身”的模样构成对人的巨大惊骇和内在拯救,这样的一副图画奠定了西方痛苦本体的文化基调.信仰是怎样构成的呢?在情感上,人生活在上帝之爱的神圣光辉中,而在理性方面,人和上帝不存在认识的关系,即上帝凭借什么手段拯救人类?人因为自身的认识能力不足且不能自救,即缺乏理性,故只要相信上帝能够拯救人类就够了.因为人的原罪,上帝要求人节制欲望,而后人在超越中升入天堂.信仰,不是说为了能够实现一个目标而去信仰,而是先验地设置一个终极目标让人保持希望和信心,有限地趋近它.上帝就是一个这样的终极目标.后来,继承了希腊哲学传统的西方启蒙哲学通过它最强大的认识工具--科学,打破了上帝的神话,即填补了上述框架中“理性促进”一项.上帝对人的情感慰藉和虚有拯救转变成了科学对人的物质满足和快乐充盈.但人类越来越膨胀的欲望打破了理性促进和理性节制之间的平衡.
      希腊文化生长于开放的海洋环境.迄今为止,在希腊哲学和基督神学结合以前,希腊人的生活无疑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经验生存之一.在代表情感的艺术方面,希腊发达的艺术如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一直是欧洲艺术的源泉,成为人们景仰的丰碑.在人的理性促进即认识方面,希腊哲学家建立较为严密的逻辑论证系统,虽然那还没有转化为物质生产,在它结合了中国的实用技术后,促进了人类的科技发展.而在理性节制方面,希腊城邦竟建立了相当完美的民主制度,或许不逊于今天欧美发达的现代民主制度.希腊的湮灭无疑是人类经验生存的巨大损失.
     中国文化生长于封闭却开阔的大陆环境.这个穹隆形的天空代表一种笼罩性力量,决定了中国人的命运,是谓“天命”.中国文化在它的早期--这可能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但通过它的隐喻性神话--羿射九日,即天无二日;它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终归独尊儒术;它的群雄逐鹿最后归于大统,最后中国一切的文化创造力匍匐于一种力量--“天”--即君临天下的天子.中国较为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摒除了一种诞生于苦难记忆的神话传统,任何有强大生命意志的人都将在这纯粹不变的天空下消磨掉他的锐气的.老庄哲学和孔孟国家伦理学共同架空和肢解了基于苦难生存的信仰神学,即用自然的“天”和社会的“天”僭替了超验的“天”--当然这也体现了中国圣人对自身理性的信心.老庄哲学通过追求“道”和大量的抒情艺术从内部消解了个体的痛苦,由此承担了个体安身立命的归宿问题,即用粗糙的哲学形态（老庄哲学没有分解出抽象的逻辑论证系统）和艺术形态僭替了神学拯救形态.孔孟伦理学用繁琐的“礼”掩盖了大面积的人民痛苦并用道德理性表达了构筑国家家园的理想,即用国家意识形态僭替了神学拯救形态.一个终极的“道”和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然承担了一神教式的宗教功能.在中国文化早期，一方面因为个体痛苦的繁盛但非集体受难导致上述两种形态的裂解即在中国不能产生宗教,另一方面因中国圣人对自身的理性充满信心从而使中国文化过早地进入了成熟期.中国文化历来以宽容和消解著称.中国之地大物博却也保证了中国文化很难湮灭.《史记》的历史叙述话语开始了中国独一不二的历史王道传统.而后,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滑坡是令人吃惊的,唐宋以后或者在更早的时候,中国只能借助北方蛮族来修正中国的历史系统.而北方蛮族一旦入主中原,即不得不适应这种大陆环境,被汉民族的文化所吞噬.这是中国历史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而由于“天”的遮蔽,中国人缺乏深刻的生命内省,--老庄哲学不足以和希腊悲剧和哲学相提并论,是中国文化不能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
     在情感方面,中国人创造了一种静观的审美艺术.这种静观和中国人头顶纯粹不变的天空密切相关.诗歌,借助于独特的象形文字-我敢说,这种象形文字也和中国人探索天人关系时的想象力有密切关系--成为中国最发达的艺术.唐朝的诗歌艺术保留了那种静态生活的许多精粹的时刻,那美的极致,那画面的和谐与细腻.唐朝诗人的艺术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最美好的经验生存之一.同时,在这个静观的艺术国度里却无法诞生酒神统治的音乐艺术,即使中国有音乐,却可归入日神领域的形象艺术中,成为画面的简单模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中国人如是说,乃不知声音世界的音乐直觉或许比光芒世界的形象直觉更加真实呢.中国人的象形思维占了人们头脑中的统治性地位.中国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抽象系统的哲学.
     在理性促进方面,和这个静态的天空相适应,人们的物质生产停留在一切外物的表层,土地、农耕文明和为农业发明的天文历法是这个民族物质生产的象征.因为思维是与物质生产共时存在的,故人们根本不用发明一套抽象的逻辑论证系统,从而也建立不了立于抽象逻辑之上的工业文明和机器生产,即中国人的物质生产是自为的,表层的,具体的.但这又如何解释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的理性力量不能在这里发挥,他必定要寻找另一领域倾泄,即“理性的他者”.所以,中国人没有宏伟的神话和史诗传统,却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精致细腻的抒情传统.中国人没有抽象的逻辑论证系统,却能建立圆润精巧的感性系统,即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可谓是物华天宝.与此同时,中国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理性节制方面,天子代表天意统御万民,奴性和服从则是大多数人的特性,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乃是说在政治层面帮助天子维系帝国的统治,即在一个理性节制的系统里有所作为,而不是发明器物增加财富,与今天的功利做法去之远矣,如此中国人积累了深厚的官本位传统;更多的道德理性,体现在那繁琐的“礼”和三纲五常上(孔子是制定“礼”的大师)，虽然成为今天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在压抑人的生命欲望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统治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中西方文化异同之最显著的地方在于西方人坚忍的信仰,--当然这种基督信仰并不构成幸福尘俗生活的必然条件;分割的疆土和国家力量的势均力敌激活的民主理性;开放的海洋环境滋养出来的以实践理性和实证手段为基础的抽象逻辑哲学,后来发展成自然科学.中国的政治版图长期以来处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循环中,当诸侯争战或者中国与周边蛮族进行融合时,则激活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当国家大一统时,初始可能增强了中国人的大国心情,久之则窒息了文化创造的活力,所以,今日之中国若以亚洲大陆为枕衾,以太平洋为床,即充分融进世界海洋中,则可能重修我们昔日大国的梦想.
     若要我再仔细地对比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即在情感世界和理性世界里进行对等的比较,我愿意拿中国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对比--音乐作为纯粹的酒神艺术,更能表征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心灵之能力和意志力量;同时它作为声音世界的精粹所在,它是先于一切外表形象和语言世界的更普遍直观的事物核心,音乐和民族心灵是太密切了.我们常常听到,西方音乐波澜起伏,高潮迭起,仿佛一个人突然坠入地狱,又突然升入天堂,一种叫做痛苦本体的东西始终压抑在人的胸膛,而最后人之生命经过否定形式后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欢乐,沐浴着神性的光辉:这种超强的情感力量可以把人的肉体撕裂.西方艺术家在音乐世界表现了主体强大的生命意志.它的坚决果断充满了强烈的征服性,说西方人的性格是扩张的,无疑在音乐里得到了最好的表现.尼采甚至把悲剧神话的复兴寄托在音乐上,而德国的音乐家确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音乐神话.我们在贝多芬的第五命运和第九合唱的第一乐章中,听到他在命运的召唤中,驱使情感的羊群,不断迎击命运的挑战不断掀起战斗的波澜,内心的风暴无法平息.这是我在音乐史上听到的最感奋人心的乐章.显然，西方音乐是作为抗争的悲剧生存之直截鲜明的体征。而中国音乐,我在前面说了,它实际上可以归入日神领域的形象艺术中,即音乐艺术家不能脱离外在景物直视个体生命的欲望和生灭,在与大自然景象的亲密媾和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祥光,人不可能遭遇穿越地狱和天堂的痛苦本体,而是在世俗层面内获得了浅层次的欢乐.中国音乐竟然在和谐生存的掩饰下丧失了音乐作为酒神艺术的本质特点。中国人实在难以感受到那种悲剧艺术中生命经过否定形式后极致的快感.
      我在这里叙述了中国文化的弱点,即导致它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惨败的原因.这并非自暴自弃,实际上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文化之前我们丝毫没有做两者对比的必要,因为每种文化都诞生于相应的适应它生存的环境,有它自己的发展、繁荣和衰败.况且,唐朝人诗歌艺术的和谐生存,是不比希腊人的悲剧生存、犹太人信仰中的幻想生存差.只是在今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精神对我们的压迫了,我们感到西方精神的情感强度和理性深度对我们的双重压迫了,而我们不立即作出回应即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而今天,只有少部分中国人恪守着对文化的信仰,即认为文化不只是人的消极反映,不只是少数诗人、音乐家、哲学家探索人生意义的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是认为文化不仅能对自身的遭遇作出消极反映而且能够作出积极回应,最终能够促进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发展,即最终是为了塑造一个新的种族.
      当中国人经历了外来的诸多压迫之后,中国文化的新生尚处在一个调整和潜伏期,而中国人期待着这种新文化的心情是如此如饥似渴,我们对身处一种现实文化的沼泽地是如何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过来说,当我回溯诸多先驱走过的路,咀嚼那些已经或者尚未成形的精神形态的作品,我已经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了,我已经看到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之雏形了,若我们稍加注意、观察和揣摩,我们定当感到血液内的感奋和喜悦的.
     中国文化之巨变在现代语言中有充分体现.一个新的语言体系的生成也就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的诞生.语言由语音和文字组成.但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理性逻辑形式和情感内容.语言的变革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汉字由繁体字变为简体字,但仍然保留了它的象形特征;二是随着情感内容的变化--汉语言的变化显著地体现了百年来中国人内心之情感的变化--汉语表达的逻辑形式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改观,这就是由浑然一体的整体逻辑形式变为条分缕析的分析逻辑形式,--用西方语言的标准看来,汉语的整体逻辑形式是不合语法规则的，但他们又岂知其中的妙处.因为汉字的整体性思维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改变,整体逻辑形式不可能消失.其实,汉语言的整体逻辑形式尚有其先天优势,因为它能达到最快的形象直觉,而分析逻辑形式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追求思想表达的严谨.如何在语言中把整体逻辑形式和分析逻辑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建立现代汉语之美的一条艰巨之路.在现代汉语中适当有效地使用古代词汇,可以丰富贫瘠而散漫的现代汉语.如诗句“村庄母亲昙花一现/村庄母亲美丽绝伦”,这才是非常优雅的现代语言.其次,部分简化后的象形文字走向抽象之道,形成了现代汉语的哲学语言体系,这将是现代汉语能够胜任抽象哲学思维的让人惊喜的事情.文字由繁到简使人易于识辨,语言在整体逻辑形式中到达最快的形象直觉,在分析逻辑形式中达到最严谨的思想表达,用象形文字而能达到抽象哲学的直观,精细地支配词语创造新的语言节奏以适应新情感的变化起伏,最终可以建立纯粹优美的现代汉语.一切语言都是为了:一为彰显个体自身的存在,即语言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或者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二是为了更快地传达信息给他人,即语言有责任把民族连缀成一种共同战斗的天然关系;三是为了追求语言之美,让我们在美的享受中快哉快哉.我深信,只有当现代汉语能够与西方拼音语言媲美乃至优于西方语言时,我们民族的生存信念和生存理想才能得到提到,我们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搏弈过程中取得优势.新的象形语言能够胜任这个使命!
      在文化巨变的过程中,我不想谈论中国人能眼见的器物制度的变革,里面暗含着怎样的危险和腐败我也不想谈论.在精神的领域,我甚至不想谈论反映了变乱世纪之呼声的文化斗士鲁迅,--他实际上是埋葬旧文化的一个鲜明标志和呼唤新文化的前驱.他的性格已经趋于一种新文化之人格了,如他所说的“我一个也不饶恕”,即他把一种完全战斗的不屈人格立于一种悲剧怆痛的人生上.
      我想再次在音乐领域谈论中国文化的变化.音乐乃是生命的直接体征,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是何等地缺乏音乐素养,而没有一种酒神艺术之血液的民族是何等的脆弱.事情转变的契机发生在冼星海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你可以听到,在悠远的黄河上一片晴空,漫步而来的历史在空中织成灿烂的锦云,人们的回忆仿佛渔船在长河荡漾,缅怀着祖先创造的业绩--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天”即民族天命总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而后,一个不谐和音突然插入音乐的画卷,仿佛一阵不详的风暴卷入碧波万里,随之明朗的音色变得沉默喑哑,人们遭遇了外来压迫并经历长久的沉默和忍受后,终于发出了不屈的怒吼,汇成愈来愈响亮的黄河大合唱.我们听到,音乐在这里是如何与民族历史互诉衷肠的,当人们放弃了对仅有之历史的想象,放弃了对人生之苦痛的深切感受,人们将在尘俗生活中还剩下什么!我们确实已经听到了一场民族生活中的劫难之音了,而这是否将构成对维持艺术之谐和的威胁呢?在另一曲可以称之为姊妹艺术的《梁山泊和祝英台》,它的故事出自一个古老的爱情传说,在音乐中用来表征人生之悲剧是最适宜不过了,在它的序曲,有一种传统调子的和谐华美的风格,但之后马上转变成混浊的人生剧痛之音,即生命之内在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最后终于通过一场辉煌的毁灭达到了对生命的热烈赞扬,--那翩翩飞来的蝴蝶是失败者的灵魂所化.虽然,我们始终感到是一种外来压力把主人公给葬灭了,即他只能对苦难做被动的反抗,还不能像贝多芬一样直接掀起英雄生命的波澜壮阔,但这已经是对生命做了 另一种的诠释了.一种浅薄的乐感文化转向深刻的痛感文化业已成形.
   若在音乐中我们已经发现了某些新的精神元素,那么在中国固有的发达艺术即诗歌中,已经诞生了我们的精神巨人--海子.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诗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悲剧英雄.谁能认识这个中国人,谁就知道在这个文明类型的转折期,他为我们开辟了多么广阔的世界--他势必在中国的诗歌、语言和思想学术等领域开辟许多条可以上下回溯的道路,亦即我们不但能够从他上溯到我们的精神源头,而且和西方文化横向联系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多么高高矗立的丰碑,--他的诗歌,他的精神辐射足以和西方文化大师媲美!
  “如果说海是希腊的，那么天空是中国的……中国人用漫长的正史把核心包围起来了,所以文人最终由山林、酒杯和月亮导向反射灵魂的天空,它是深知时间秘密的,因而是淡泊的,最终是和解的,唐诗中有许多精粹的时刻,中国是伟大抒情诗篇的国度,那么,我的天空就与此不同,它不仅是抒情诗篇的天空,苦难艺术家的天空,也是歌巫和武人,老祖母和死婴的天空,更是民族集体行动的天空,因此,我的天空往往是血腥的大地……”
   我说了,“天”在中国是一种笼罩性力量,海子的这段话无疑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秘密,并且隐喻了中国文化未来的兆变.“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曾是古代中国人的天命观,但数百年来中国人抵御西方人的抗争史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苦难生存和外来压迫的关系昭然若揭,即淡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人们将在血腥的大地上跨过.一个新的天命开始支配着我们.这个新的天命是由海水拥抱的微微颤栗的大陆作为背景的.这是一个从安逸的和谐生存转向四面临敌的悲剧生存的契机，一种崭新的悲剧精神将降临到中国人头上。充满预言意味的是,海子的兄弟骆一禾写了“大海”,潜在地表达了中国需要海洋,希望拥有海洋文明的愿望.这两个可敬的中国人,为了用血和生命表达自己对这个种族的期望和承诺,希望径由诗歌神话创造一个新的种族,最后竟双双为诗歌而死……
    几百年来,中国人特别是汉民族受的苦难太多了.集体受难导致宗教.虽然那种一神教式的宗教不会也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但人凭借自身神明创造的神话却不断涌现,由毛泽东创造的国家意识形态神话,一直到最近由海子-骆一禾创造的诗歌意识形态神话,给匍匐在生活之污泥的人们以内在的拯救.神话不仅是孕育一切子文化的摇篮,也是文化的最高形态.(过去是宗教形态现在是艺术形态，较低级的是国家形态的)神话拯救则是文化的最高话题.
   中国的文化重建尚在路途中,而我们的脚下已然洒下了先知们的血液;所有期盼着中国崛起的人们,所有在孤独中创造的人们,以及为新文化作热烈传播的,你们将要面对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的爆炸中心,你们将要看到它眩目的光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