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的诞生，是以1978年12月23日《今天》创刊号出版为标志。朦胧诗虽然是青年诗人们发起的诗歌运动，但也有老诗人参与。1975年，蔡其矫就与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交住，积极参与“今天派”的早期活动；并在《今天》创刊号上发表诗歌。可以说，蔡其矫是直接参与朦胧诗从酝酿到诞生的全过程。
蔡其矫，不仅是“今天派”的参与者，也是朦胧诗历史的见证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一直鲜为人知。当时，这位年已60岁的老诗人，为什么要参与朦胧诗运动？他与朦胧诗的关系如何？他在其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反过来，朦胧诗对他晚年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梳理蔡其矫与朦胧诗的关系，也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朦胧诗进行新的观照和解读。

一

1966年“文革”刚开始，蔡其矫就被造反派“抄家”，反复批斗，定为“三反分子”、“老牌修正主义者”。在大字报辅天盖地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在悲愤和屈辱中搁笔，而是继续秘密写诗，以诗作抗争。如《寂寞》，真实记录了文革岁月的黑暗和恐怖。不久，他被关在一间堆放旧书报的“牛棚”里，在挨斗之余，又悄悄地用现代格律诗体翻译《诗品》。后来，他被押送到福建建阳麻沙“重点审查对象学习班”批斗。在苦难的日子里，他写《新叶》，表达心中的希望不灭。1970年，被流放到福建永安县坂尾果林场监督劳动。身处困境，他仍然心存信念，写《希望》。
1972年，蔡其矫冤案平反，仍在坂尾果林场劳动。永安一些热爱文学的知识青年，纷纷来果林场向蔡其矫请教诗艺。他们对诗人的热爱、对文学的崇敬、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青春的热情和朝气，给身处逆境中极其孤寂的蔡其矫很大的慰籍。1973年，蔡其矫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公开恢复写诗，并四处漫游，结交青年朋友。一天，他接到在厦门图书馆任职的诗人黄碧沛的来信，说是发现一位从上杭插队回厦门的女知青龚佩瑜，很有诗才，人称“鼓浪屿女王”。蔡其矫细细读了黄碧沛抄寄来的龚佩瑜（舒婷）诗歌，觉得果然不同凡响。20世纪40年代和五十年代，蔡其矫曾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和中央文学讲习所任教。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对他来说，既是一种职业习惯，又是一种诗歌职责。于是，兴奋中就提笔给互不相识的龚佩瑜写信谈诗。
舒婷后来回忆蔡其矫对她帮助时说：“他不厌其烦地抄诗给我，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特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作。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1）
“文革”时期的中国，处在严密的禁锢之中。早年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经过全国性的“焚书”，已所剩无几；而当代外国最新的诗歌，更是无从看到。蔡其矫却有他特殊的资料来源，他通过在香港的学生、旅港作家陶然，抄寄发表在香港报刊上的大量外国现代诗歌。自己研读之后，又有选择地转抄给舒婷，并加以评点。这样，大大开阔了舒婷的文学视野。在这之前，她主要是受何其芳《预言》的影响。具有很高领悟力的舒婷，很快就从蔡其矫抄寄来的外国诗歌中，大量吸呐苏联和西班牙现代诗的艺术营养。所创作的诗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3年舒婷回厦门后，一直想当一名民办教师。她的愿望却无法实现，因为其父是个“内划右派”。她再一次感到现实与理想之间，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在痛苦和无望中写《船》：“无垠的大海  /  纵然有辽远的疆域  /  咫尺之间，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蔡其矫读后，为舒婷艰难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痛苦而担扰。1975年3月，他专程从永安来到厦门，与舒婷见面。他睿智的引导和点拨，给舒婷很大的激励。回永安后，蔡其矫又写《寄——》赠舒婷：“我仿佛记得  /  三月在高崖下  /  草木照耀着绿光  /  反射在你额发  /  心里曾萌生怎样的思绪  /  当我们坐在短墙上剥枇杷   //   …… 只有心灵为诗燃烧的时候  /  你才光艳照人  /  如果我能以语言  /  回答你独一无二的忧虑，请把  /  别人的悲伤盖过自己的悲伤  /  痛苦上升为同情的泪”。
与蔡其矫的交往，使舒婷的心灵受到巨大的启迪。她后来这样写道：
“‘ 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 这两句诗至今还压在我的玻璃板下。
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早年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对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突然有了清晰的出路。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人流泪是不够的，还得伸出手去。 ‘  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  当你发光时，我正在燃烧。鼓舞，扶持别人，同时自己也获得支点和重心。”（2）
蔡其矫希望舒婷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懂得写作的目地，不仅仅是表现自己的痛苦，而是要把自己的痛苦，升华为同情众人的爱。舒婷后来诗歌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得益于此。诗集《双桅船》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征服全国的很多读者，就是因为她的诗歌中这种充满女性爱心的人道主义，温暖和感动了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千千万万中国读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人的心灵最需要的是同情和爱，而不是残酷的阶级斗争。舒婷写出了当时中国人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和呼声！这也是蔡其矫在诗中一再呼唤的：“用女性的柔情把世间温暖。”舒婷与蔡其矫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而且有一脉相承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同的是，蔡其矫诗歌中的人道主义，常常是以一种抗争的姿态出现，如著名的《波浪》和《祈求》。
蔡其矫与舒婷交往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这种诗歌唱和。自古以来，唱和，就是诗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方式。蔡其矫与舒婷延续了近十年的诗歌唱和，是苦难年代师生之间精神上的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
1977年3月27日，舒婷书赠蔡其矫著名的《致橡树》。蔡其矫写《木棉》唱和。
1979年2月，蔡其矫参加以艾青为团长的诗人海港访问团，到南海旅行时写《双桅船》：“落下两片白帆  /  在下午金色的海面上  /  像落下两片饥渴的嘴唇  /  紧贴着大海波动的胸膛  //  在它下面  /  是随着微波欢笑的阳光  /  在它上面  /  是含情不语的风  //  我想  /  这就是船对海的爱  / 和周围对这爱的颂扬”。同年8月，舒婷写同题诗《双桅船》唱和：“ …… 是一场风暴、一盏灯  /  把我们连系在一起  /   是另一场风暴、另一盏灯  /  使我们再分东西  /  不怕天涯海角  /  岂在朝朝夕夕  /  你在我的航程上  /  我在你的视线里”。后来，舒婷又以《双桅船》作为她第一本诗集的名字。
福建泉州紫帽山下的园坂村是蔡其矫老家，福州到厦门的公路从村前经过。1980年7月，舒婷写《车过紫帽山》。“……  静静地期待   /  你重归的足音  //  我想起  /  那凉台，那黄昏  /  你诵读诗篇时  /  那汹涌不已的激情  /  烛光舔着我的手掌  /  你的脸上有飞奔的云  //  我的眼睛突然一阵潮润  /  仿佛有一些  /  未成熟的青春的梦  /  边角已被岁月磨损”。 
1982年6月，舒婷在长江航行时，写《神女峰》：“ ……沿着江岸  /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  正煽动新的背叛  /  与其在悬崖展览千年  /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6月30日，蔡其矫参加屈原诗人节，在游览长江三峡时远望神女峰，想起舒婷这首诗，触动灵感，也写同题诗唱和：“弱小的女子，你为什么  /  孤单地站在高寒的峰顶凝望  /  当冷雨飘洒，云雾缭绕  /  仿佛作为一支黎明的歌  /  召唤成千的船只与风帆？ //  ……自由女神的象征，美和灵感之神  /  向我抛下纯洁如雪的手巾  /  挹尽大地所有的热情  /  让我走上新的行程”。
蔡其矫与舒婷，通过这种诗歌唱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使他们师生的友谊更加密切。他们这种精神上的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既是他们诗歌创作灵感和激情的一个重要源泉，又构成一种具有深厚时代内涵的“互文性”。

二

朦胧诗群的核心是“今天派”。那么，当时被流放到福建永安坂尾果木场的蔡其矫，怎么会与远在北京的“今天派”相识，并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
原来建国初期，蔡其矫就在北京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任教，其画家夫人徐竞辞，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1958年，他受到公木“右派”案的牵连，被撒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年底，他只身一人来到福建文联当一名专业作家。妻儿仍留在北京的家中。从此，开始漫长的夫妻两地分居。所以，他经常回北京探亲。
1973年春，被流放到新疆石河子的艾青，因右眼失明，获准回北京治病。大约是在 8月，蔡其矫正好从福建永安回京，闻讯后悄悄去探望。两个同在流放中的患难老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75年5月，艾青又回京治眼病。当时蔡其矫也在北京，即赶来与艾青会面。后来就在艾青家中，蔡其矫认识了当时在北京建筑公司当工人的赵振开（北岛）。
文革期间，老一辈的作家和诗人纷纷被“打倒”，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死的死伤的伤，活下来的也被迫停止了创作。由于生存环境的险恶，相互之间也很少来往。但终生热爱自由的蔡其矫，在当时那种极端禁锢的气氛中，常常感到无法忍受的窒息。在老友凋零、知音难寻的苦难年代，幸好还有北岛这些较早觉醒和独立思考的青年一代。蔡其矫认为他们是诗歌的火种，是当代诗歌的希望和未来。回北京探亲，经常和他们一起外出游玩。据现在保留下来的有限资料，还可以看出他们当年交往之密切。
1975年秋，蔡其矫与北岛、芒克、陆焕兴等，到北京郊外游玩。
1976年春，蔡其矫与北岛在景山公园的长椅上亲密交谈，有照片留影。秋天，蔡其矫又与北岛一起骑自行车，到西山游玩。
这年初冬，据牛汉回忆：“我是在‘ 四人帮 ’ 垮台不久第一次见到蔡其矫的。一天晚上，一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朦胧派诗人带他来我家。”（3）这个朦胧诗人就是北岛。蔡其矫与牛汉相识后，两人成为至交。（诗界称牛汉是北岛的老师、蔡其矫是舒婷的老师，朦胧诗群的两位老师，又是由北岛引见相识，真是一段美好的诗缘。）
1977年夏，蔡其矫与北岛、芒克等青年诗人，一起到香山卧佛寺后面的樱桃沟游玩，并合影留念。蔡其矫写《雨后樱桃沟》。不久，蔡其矫又与北岛等人一起到颐和园游玩、划船。蔡其矫有《湖上黄昏》记游。秋天，蔡其矫又与北岛、芒克、黄锐等青年诗人，到京郊游玩，并在去门头沟途中的古寺前留影。
文革后期，许多工厂、学校和单位处在一种半停顿状态，人们四处走动，不受约束。当时处在政治高压和心灵痛苦之中的诗人们，常常到郊外，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唱歌跳舞和朗诵诗歌，得到短暂的精神自由和心灵慰藉。实际上，这种具有异端和挑战意味的艺术活动，是一种变相的思想抗争，也是同道者精神上的交流和共鸣。
9月，北岛在一本笔记本上手抄自己的诗歌，扉页上写着：

                      赠蔡其矫老师   
                                 
                                   赵振开 
                                      一九七七年九月 

蔡其矫至今还珍藏着这本收录北岛早期作品的诗稿。他认为：北岛严肃、正派，能团结人，是个领头人物；他关心现实，有思想，能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两人还有很多共同点：对历史的大事件，在诗歌中从不回避，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应。如1975年，蔡其矫写表现文革的长诗《玉华洞》和《祈求》；76年，写《丙辰清明》。北岛有著名的《回答》、和纪念遇罗克的《宣告》、《结局或开始》。俩人又都写爱情诗。北岛因其冷峻的性格，被称为“老木头”，其实内心深藏着柔情。所以，他们相识不久，就结为忘年交。
蔡其矫也把 1963年翻译聂鲁达代表作《马丘·比丘高处》（原译《马楚·比楚高峰》）的手稿，给北岛看。建国初期，聂鲁达诗歌曾在中国诗界一度流行，但主要是那些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的政治抒情诗。而聂鲁达的代表作《马丘·比丘高处》，在当时的中国却不为人知。这首大诗将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风与西方超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表现了南美洲印加文化的辉煌历史，在世界诗坛影响极大。北岛读完蔡其矫的译稿，非常喜欢；后来又拿给江河和杨炼传抄。杨炼和江河后来创作的表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长诗，可以看出《马丘·比丘高处》的影响。
1979年10月，舒婷来北京。蔡其矫带她与北岛相识，两位朦胧诗的主将第一次相见。（在这之前，两人经蔡其矫介绍，已于77年8月开始通信。后来，蔡其矫又多次鼓励和催促舒婷来京与北岛等人相识。他在给舒婷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不出来走走，下定决心，带上两百块钱，你就直奔北京，让振开带你游……”）10月19日，蔡其矫、北岛和舒婷登长城，并在八达岭留影。（4）在当代诗歌史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10月21日，在北京玉渊潭八一湖畔，蔡其矫和舒婷一同参加《今天》编辑部组织的“第二次诗歌朗诵会”。
蔡其矫对朦胧诗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促成福建的舒婷，与北京的北岛、芒克等结识，由此奠定了朦胧诗群的基础。如果没有蔡其矫的引见，偏居厦门的舒婷不可能加入“今天派”，很可能就与朦胧诗失与交臂。没有舒婷的加盟，朦胧诗也将大为逊色。因为作为朦胧诗的主将，北岛和舒婷正好代表朦胧诗的两面：反叛与爱心。
从1975年到1978年，蔡其矫与北岛、芒克、舒婷等青年诗人一次又一次的聚会、郊游，表面上是“游玩”；实际上是在文革最黑暗的岁月里，这些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苦难和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诗人们，在相互寻找、呼唤同道。他们在集合，在积蓄力量，在苦苦等待历史为他们提供的机遇……

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酝酿已久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在中国爆发了。禁锢已久的华夏大地，迅速出现了许多众声喧哗的民间刊物。10月11日，贵州诗人黄翔等人，还专程来北京王府井张贴诗文。不久，北京又出现西单民主墙。12月19日，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北岛和芒克们，苦苦等待的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他们迅速抓住这个大好的历史契机，决定创办一个民间文学刊物。12月23日，《今天》创刊号出版。据创刊号主持人芒克回忆：“……接着开始征集稿件。当时手里已有一些。诗，除了我和北岛的以外，还有蔡其矫和舒婷的。舒婷是由蔡推荐认识的，以前与北岛已有联系……”（5）《今天》创刊号诗歌栏目的第一个作者是蔡其矫，北岛为他取“乔加”的笔名。发表的诗作有《风景画》、《给——》和《思念 》。舒婷是第二个作者，作品有《致橡树》、《啊，母亲》。（《致橡树》是蔡其矫推荐给艾青看，艾青很欣赏，又给北岛看，北岛就拿到《今天》发表。）创刊号的诗歌还有芒克的《天空》、北岛的《回答》等。
艾青和牛汉等老一代诗人，对朦胧诗的诞生有过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但像蔡其矫这样直接参与“今天派”的前期活动，在《今天》创刊号上发表诗作，这在老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表现了蔡其矫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还在各种场合，利用他的影响力，向诗界特别是他的好友，当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后为副主编的邵燕祥介绍和推荐朦胧诗人。《致像树》经邵燕祥之手，发表在《诗刊》79年4月号，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同年4月，舒婷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作品》，后被退稿。舒婷又寄给蔡其矫，他看后，认为是佳作。建议把原稿第一句的：“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改成“老水车”，蔡其矫认为“老水车”比“老风车”更能表现民族的特点。后来又是经邵燕祥，发表于《诗刊》79年7月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收入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词典》，蔡其矫又写一篇赏析文章，加以评介推荐。
江河、顾城和杨炼，因为不是《今天》编辑部的成员，是79年以后加盟的诗歌作者。所以，蔡其矫与他们的交往较迟。6月底，才与江河相识。后来在北京与这三人也常来常往，回福建后，仍然书信来往，谈诗论艺。
1979年9月，首届“星星美画”之后，《今天》编辑部组织了一次有九十多人参加的大型郊游活动。途经云水洞时，在一个空地上，诗人和画家们即兴举行舞会，蔡其矫摄影留念。当年，只有他有私人照相机，他拍摄的“今天派”一些重要活动照片，已成为朦胧诗运动的宝贵资料。（6）云水洞舞会结束后，他们又驱车到风景区十渡游玩。蔡其矫有《十渡》诗记游。
1980年7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舒婷、顾城和江河参加。蔡其矫应邀到会，为青年诗人作西方现代诗的精采讲演。
1980年，出现全国性的“朦胧诗”大争论。81年，艾青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朦胧诗”。与此相反，蔡其矫也写《您真得看不懂？》，与反对“朦胧诗”的观点论辩。（7）
1981年秋，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的“九叶诗人”唐祈，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诗会，邀请朦胧诗“五大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参加。舒婷乘火车从厦门到南昌时，行李和钱被偷。邵燕祥获悉后，告诉蔡其矫。蔡其矫便赶到兰州救急。但舒婷没有成行，北京“四大将”都来了。可是，因当地有关部门的阻扰，唐祈精心操办的诗会被取消了。蔡其矫便与“四大将”一起旅行，沿着刘家峡、酒泉、玉门、最后到敦煌，玩了半个月。蔡其矫后来创作了《敦煌莫高窟》、《飞天之歌》等。杨炼也有《敦煌》问世。
1983年蔡其矫在一次诗歌演讲中，介绍和分析朦胧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爆发了天安门‘四·五 ’事件，这是以诗歌为武器的斗争。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艺术上尚不成熟。半年以后，粉碎了‘四人帮 ’，天安门‘四·五’精神再现在西单民主墙上，产生了现在所谓的‘ 朦胧诗 ’ 。它可能是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新诗运动的第三个高潮中最重要派别。
朦胧诗最初的几个成员，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还是来自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文学和诗歌的熏陶。它和前些年的 ‘ 伤痕文学 ’ 一样，都是批判性的，表现了青年新一代的心声。”（8）
1984年，蔡其矫翻译希腊大诗人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并把译稿拿给北岛等青年诗人传看。北岛非常欣赏，拿到他任副主编的《国际诗坛》第 2期发表。
1991年，蔡其矫参加在桂林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一次讲座上说：“那么朦胧诗是怎样产生的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当时他不能不用朦胧的说法，秘密地来写，你抓不住他，这是政治上的需要；第二是因为朦胧派大部分是写爱情诗，爱情诗是不能不朦胧的，是不能讲得太清楚的；第三是对过去那种假大空的直白的反感，追求艺术上的含蓄。这三个原因主要是头一个。他是有巨大的痛苦，才来写这种诗的……有痛苦，写出来才有力量。”（9）
当朦胧诗还处在沉默期，蔡其矫和其他老一代诗人，努力把青年诗人托出水面；当朦胧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蔡其矫全力支持，并到处宣扬和推荐青年诗人的佳作。但在与青年诗人相互交流中，又认真分析他们的得与失，并不是一味的叫好和护短。特别是朦胧诗“走红”之后，他又深刻地指出：后期朦胧诗脱离传统，不能反映民族特点。由于当时朦胧诗正受到全国读者的热烈欢迎，青年诗人们还不能清醒地反省自身创作的重大缺陷，对这个当时诗界最清醒的智者的忠告，并没有采纳。蔡其矫一直引为憾事！
1987年5月，蔡其矫在一篇诗评中，不得不发出警告：“朦胧诗如果不能约束，很难不发生变异，也很难不走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中。一味追求玄奇诡异的发明，只能是艺术的衰落。”（10）
80年代后期，北岛、顾城、江河和杨炼，相继移居海外。对此，蔡其矫不赞成。他认为：诗人远离祖国，会造成与民族和时代的脱节；青年诗人外语水平不高，无法融入侨居的国度，更不能用外语写作，创作很可能走向萎缩。蔡其矫的预感，后来不幸言中了。这也是朦胧诗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8年，蔡其矫在一次访谈中，又对朦胧诗群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林莽是从白洋淀来的，后来把食指也算作朦胧派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食指是‘ 相信未来 ’ 的，北岛他们是‘ 我不相信 ’ ，这是很不同的。食指代表了大部分人，那时上山下乡，他虽然看到了一些现实，但他还相信将来会好。北岛这些人不一样，他已经是不相信了，他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一点，他们程度上是不一样的。芒克是从白洋淀来的。北岛写的一篇小说《波动》，那个男的基本上是芒克的影子，女的是史宝嘉的影子。芒克虽然后来不太有名，但他是元老，最早的。这几个主要人物舒婷有古典的基础，而北岛没有。从传统来说，舒婷有她的优势，她的祖父是秀才。从理论上来说，江河比较优秀。北岛各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传统不行。杨炼是写东西很快，非常聪明，但变化很大，有些时候，他甚至把外国的东西弄进诗歌里面来。顾城很主观，根本没有生活。”（11）

四

蔡其矫与朦胧诗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参与、交流和相互影响。他后来这样写道：“交流促进彼此诗风的变革。”（12）蔡其矫的艺术青春至老不衰，其原因之一：是他善于与青年诗人交流，并积极吸呐青年诗人思想和艺术的长处。        
例如，他与舒婷的交往中，发现舒婷手抄《预言》一册，深受何其芳的影响。他也转抄《预言》，并重新对《预言》进行研究，发现《预言》将唐诗宋词传统与法国象征派作了很好的融合，所写的现代格律诗具有很高的成就，既有现代感又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受此启发，蔡其矫后来在一个新的艺术层面上，将艾青“诗歌表现时代”的新诗传统和何其芳的民族化探索，进行综合创新，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 江河是朦胧诗的理论家，是艾略特的信徒。蔡其矫也喜爱艾略特的现代诗学，对“诗是经验”、“诗人无我”、“诗人写他自己，也是写他的时代”等观点，作了多方的吸收。再如，蔡其矫1981年创作的《距离》，就是受北岛《一束》触发灵感而创作的。他从 5 0年代起，就开始探索和实践现代格律诗。所以才会被《一束》的现代格律所吸引，并融入自己的情感生活经历加以创造。《距离》的现代格律比《一束》更严谨、更讲究，不仅节与节之间在内容上是对比变化；而且节与节之间的每行字数和顿数，基本上是对应相等。《距离》是一首更成熟的现代格律诗，但如果没有对北岛《一束》的吸收，很可能就没有这首晚年代表作。
一方面，对民族苦难和祖国命运的忧思，对强权和邪恶的坚决抗争，使蔡其矫和朦胧诗人走到一起；另一方面，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的反叛，又让他们在各自寻找新诗艺的道路上，引为知音。70年代中期，蔡其矫和“今天派”在诗艺探索的总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从浪漫型诗歌向现代型诗歌转变。与朦胧诗人的交流，大大强化和促进蔡其矫对西方现代诗的借鉴。但到了80年代中期，双方出现了重大分歧：后期朦胧诗越来越钟情于西方现代派的理论和手法，离现实生活和民族传统越来越远，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减弱。蔡其矫通过对朦胧诗的反省，更全面更清醒地对自己诗歌进行定位。他说：“我的位置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与老一代诗人相比，我大胆采用和吸收西方现代派手法；与青年诗人（朦胧诗人）相比，我又没有割断传统。”（13）这种辩证而明智的定位，正是建立在深入研究朦胧诗得与失的基础上。在深入比较之后，他找到了自己艺术创造新的生长点！当朦胧诗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的时候，蔡其矫并没有与之同行，而是走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从1981年开始，每年3个月在各地旅行考察，连续十多年，走遍全中国。他力求更深入地认识祖国深厚的历史、广袤的地理和复杂的现实。即在纵的历史和横的地域——在更大的时空中观照所处的时代，表现了一种宏大的艺术概括力。蔡其矫晚年代表作《在西藏》、《拉萨》和《海神》的大气象，即来源于此。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蔡其矫这些大诗，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远不如朦胧诗？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这正是我们在回顾当代诗歌进程时，特别需要认真反省的关键。“四人帮”倒台之后，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使得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在国门打开之后，多多向外国学习，多看看外国的新鲜东西。在文艺上，多数人也是急于向西方现代派借鉴。这就是当时社会所流行的强大审美思潮，后来演变成走极端的“全盘西化”。而蔡其矫那种强调把西方现代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相结合的艺术选择，显然与这股强大的审美思潮相背离、相冲突，因此也就被“冲”到寂寞的边缘。后期朦胧诗也是被这股强大的审美思潮所裹挟，才会走向不断脱离现实脱离传统、极端“西化”的境地。作为一群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的青年诗人，他们自身有限的艺术修养，还很难对所处时代的审美潮流，作出清醒而周全的判断。
前期朦胧诗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意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充满思想锐气和艺术朝气的“朦胧诗时代”，永远令人激情澎湃；但它后期的重大缺陷，也应该引以为戒。蔡其矫晚年诗歌的重要性，恰恰是对后期朦胧诗缺陷的一种明智而有力的反拨，它不像后起的“第三代”那样简单地否定朦胧诗（实际上反而是把朦胧诗“西化”的缺陷推向极致），而是既参与朦胧诗又超越朦胧诗，代表了当代诗歌进程中一种新的正确方向。
这就是蔡其矫晚年诗歌在当代诗歌史上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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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舒婷《生活、书籍与诗》，《福建文学》81年第2期。
（3）牛汉《萤火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4）（5）（11）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99年版、第 302页、第343页、第343页。
（6）参见《沉沦的圣殿》中的有关照片。                                                 

（7）参见曾阅编著《诗人蔡其矫》、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93  页。
（8）（10）《蔡其矫诗歌回廊之八·诗的双轨》，海峡出版社2002年，第15页、146页。
（9）《蔡其矫谈诗歌创作》，漓江文学院编《文学创作入门》，漓江出版社91年版，第50至54页。
（12）《诗歌的幻美之旅》，《诗刊》2001年3月号。
（13）1995年6月13日，蔡其矫在福州省文联寓所与笔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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