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

       宇宙之父陈岩锋

 昨天，由于老写一个话题比较烦躁，再说，这样写下去也有江郎才尽的感觉，何况马加爵先生一审已经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果不上诉的话，可能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就被执行死刑，为了赶在他离开我们之前出稿，我只好先把“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这个话题终止了一天。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永远地记住马加爵先生所表现出的超越性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毕竟，他为了探索真理，不畏强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应该为将要失去一位伟大的杰出的真理追求者，可爱的马加爵先生而感到万分痛心和惋惜。虽然我昨天没有把“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这个我们十分有兴趣地话题进展下去，不过，如果你们阅读了我的“马加爵与黄静：强暴是一种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篇文章，也一定能感觉出来，是与“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这一系列文章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行文的笔调还是所阐述的思想，它们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并不存在泾渭分明。因此，虽然我比较谦虚地说，我的才思很可能已经枯竭，也可能有什么黔驴计穷之感，但是我对自己敏锐观察事物的穿透力还是十分自信的，并且我还拥有博大精深的知识，也不会，实际上根本不会就此罢手，驻足不前，或者退避三舍。而是感到文思泉涌，意犹未尽。今天我将继续接着“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这个主题论述。今天我论述的主要的思想是，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但是这个人民所针对的并非是那些群氓，而是自认为可以凌驾于群氓之上且代表着群氓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自诩为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知识群体。
 虽然我已经专门研究了两年多的知识分子问题，但我仍旧感觉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很难划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范畴不同，每个人的理解也是不同。知识分子这个名称首先出现在俄罗斯，然后在法国生根发芽，在二十世纪初形成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概念。但是这个系统也存在争议，毕竟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赋予他们新的意义。在探索知识分子滥觞的时候，我们一般将他们， 集中在教士或者巫师之类的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指称政府官员，懂得读书识字的人士为知识分子。近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更加复杂化，由于他们所遵循的是最高价值观念，我们称他们为理念人；由于他们遵循的理念不同，我们还可以将他们划分为遵循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政治类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类的知识分子；他们还可以划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他们还可以被划分为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等等。无论怎么划分，有几点可以确认，知识分子从来都不认为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他们与人民不同，也就是他们有指导和启蒙、领导人民的义务或者责任，他们在人民之前有示范性的生活实质。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从人民中走出来，在人民之上，并且代表着人民意志的群体或个人。可能说到这里你们已经有所察觉，我们，作为统治者，和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有共同点。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我们也是知识分子。不过，我们作为以政治为业的知识分子，与他们那些以学术也可以说思想为业的知识分子所遵守的原则有些不同，“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鼓动家总是根据一种终极目标的伦理观去行动，而政治家不得不信奉责任伦理；政治家必须承担后果和调整利益，鼓动家则主张一套终极、绝对、不可调和的价值观。 ”（《理念人》P228）我们遵循责任伦理，而那些知识分子则是遵循着信念伦理。我在上文中也指出，这种划分有些笼统，毕竟在有些时候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原则，我们既遵循观念伦理也很可能遵循责任伦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划分，也不是如你们所认为的那样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即便是那些理念人，也就是为最高价值观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根据需要适时调整自己的原则，以适应时代的呼唤和需要。经过我这么一番论述，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用意，无论我们怎么划分知识分子，我们作为统治阶级和这些理念人实质上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加同志亲密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远远高于与人民的关系。这不但是事实也是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无论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人文还是科学，这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就是统治阶级，或者也可以这样反过来说，统治阶级就是知识分子。因此，我在本文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如何统治人民，亦即如果统治知识分子，实质上也就是我们之间的内讧。不过，毕竟我们是最高的统治者，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似的趋向，我们还是将我们与他们视为不同的阶级。我们是统治阶级，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人文还是科学，他们都是被统治阶级。这个原则从根本上不容动摇。
 但是我为什么不把别的群体拿出来研究，偏偏将目标对准了为理念而生存的知识分子呢？也就是那些遵循信念伦理的理念人呢？这是有很大原因的。首先，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按照福柯的话来说，知识就是权力，或者也可以说知识与权力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都掌握着权力，而那些没有知识或者知识欠缺的人民，实际上就是一些群氓，他们并不掌握知识，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或者在寻找权力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十分软弱的劣势。其次，由于有了知识的武装，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虽然说知识如福柯研究的那样，来自于历史的沉淀，也就是我们的知识很多来自于人民，当然了，我们不但知识来自于人民，实际上物质也来自于人民，才有所谓衣食父母之称，能挑战我们地位和权力的也就是他们这些与我们一样，代表着人民且高于人民，自认为可以启蒙，领导的知识分子了。何况，只要观看一下历史，也会察觉，无论王朝更替，还是社会革命，领导者也就是那些知识分子。而在领导阶层也同样，也往上层，知识分子密度越大。知识分子有如此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单独将知识分子作为统治对象重点研究的根本原因。
 不过，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有的图谋利用知识攫取权力，但是历史证实，知识分子成功的微乎其微，“知识能带来权力，但即使如此，只有极少数人作过掌权的人。”除了在美国建国时期外，“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理念人》P147）可能他们也发觉了自身并不适合做统治者，因而，他们在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被统治者收编，成为统治者的幕僚，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知识分子迷恋权力，尽管他们感到没有知识的权力极易带来灾难，但大体而言，他们还是尽量躲避亲自攫取权力的诱惑。他们更经常地对掌权者施加影响，使其成为实施他们的方案的工具。他们经常充当掌权者的幕僚，希望让他支持拥护他们的事业。”（《理念人》P147）但是，毕竟他们要理想化一些，浪漫主义一些，因而，他们也给我们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我们之间的疏离是必然的结果：“知识分子对普遍的抽象价值的专注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基本冲突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与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现实感。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现实感。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一向是相互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过。”
 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也有阶段性的特征，我们在这里利用一下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们在社会中的表现及其与我们的关系： 
 “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显示出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国家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进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会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正是在那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夺取了权力并统治社会，即使只是历史上短暂而重要的一瞬间。”（《理念人》P149）
 “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地渴望扭转世界，此时知识分子便成功地夺取了权力。但是，当随后对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的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便保不住了。”（《理念人》P150）
 “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也许会从自己掌权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和谋士。直接实现自己蓝图的希望破灭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 （《理念人》P150）
 通过科塞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与他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利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随着历史的发生而改变。科塞分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关系： 
 掌权者和理念人的关系，可以根据其特征概括为几种形式，知识分子像雅各宾和早期布尔什维克那样掌握权力；他们可以像费边主义和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那样，试图为掌权者提供指导和建议；他们可以协助掌权者得到合法地位，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辩护，拿破仑手下的理论家与格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修正主义者”即为基本实例；他们可以像《旧约全书》的先知一样，成为权力的批评者；他们可以通过维护道德公正的绝对标准，使人们以妥协之风为耻，以此严厉批评政治家的错误做法，德雷福斯和废奴主义者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最后他们也可能对在国内发挥影响感到绝望，转向似乎更能体现其理想蓝图的国外政治制度。
 当然还可以设想出权力人与知识人之间的其他一些关系类型，他们也一直出现在历史的经验中。例如有些知识分子，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对他们来说，政界就像是一场恶梦。还有些并不渴望权势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对掌权者的合法基础有破坏作用的符号（countersymbols)。激进的小宗派和保守的独立分子可归于这种类型。（《理念人》P148）
 我们在刚才已经知道，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作为掌权者是非常短命的，也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那么，第一种关系我们也就不去进一步去研究了。第二种由于主观上他们已经认同了我们的统治权，我们也不会对他们有所动手。而第三种，“在权力与知识的第三种典型关系中，知识分子建立一个符号体系，一套合法化观念，以此为权利的行使披上某种外衣。这种确立合法性的学说大致分成两大类：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持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心得合法学说，或者他们可以创造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理念人》P152）他们为我们服务，我们更不会去伤害他们。第二段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更不在我们考虑之内，因为他们对政治并没有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们也就是明白了，我们所对付的实际上也就是第四种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统治权的最大威胁。毕竟他们有挑战他们的野心。虽然他们的心思并不构成攫取权力的故意，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意图是想通过对我们统治阶级的批评，树立他们的崇高地位，虽然这样地位没有实质内容，但是他的确可以谣言惑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民，对我们的统治利益形成威胁。他们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符合了人民的理想，符合了人民对于未来的良好期望，何况，我们在统治过程中可能要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使得他们的煽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民的认同和对我们的反感与反抗，对我们的统治构成不良影响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怎么应对他们的挑战呢？怎么才能更好的统治他们这些他们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异议人士或者又称为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呢？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作为统治者肯定是无法做好的，不过，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附庸，可以作为的幕僚，智囊集团，为我们的统治利益服务，捍卫我们政权的合法性。我们一般不会与他们相成对抗状态，除了在极权主义时期，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也已经失败了。他们进入我们统治阶级内部，也就是成了体制中人，实际上也就把他们拴在了我们的柱子上，不可否认，他们已经认同了我们的统治，我们的合法性不但是他们赋予的，也是他们在表面上或内在认同的。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分为内在与表面呢？原因是，他们很可能在表面上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在背地里干着反对我们的勾当。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而且对我们的威胁也十分巨大，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只要我们在意一下历史上的社会革命，就会发现所谓的社会革命，我不敢说全部，但敢说几乎都是这些知识分子，不得意或者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煽动起来的。他们由认同我们的统治转而反对我们的统治。这也就是韦伯所讲的我们与他们的伦理观念不同，也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譬如，他的知识层次和个人气质因素等等。在上面，我以后指出了人民的愚昧和懒惰等弊病，使得他们不明就里。这也是把双刃剑。他们的愚蠢，既可以为我们所役使，也可以被这些理念人役使。尤其是，我们在说代表着人民，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还把人民在名义上推崇到一个极其高尚的地位，所以造成了，在我们双方都存在一定的支持者。不过，我们知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如果打掉了知识分子，不叫他们煽动，亦即釜底抽薪，所谓人民的起义也只能是没头的苍蝇。因此，我们对付他们这些捣乱的知识分子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手段，也就是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高压，怀柔和欺骗等等。但是具体怎么实施呢？我们知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之间的隔阂。实质上，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将自己当作人民呢？他们不会屈尊到这种地步。因此，我们就有了对付他们的方法，也就是切断他们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就算再有能耐，就凭他们几个人，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譬如，在明末时期的东林党的事迹就可以佐证。其次，如果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他们也在人民中进行了强有力的煽动，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应对，亦即，毕竟我们掌握着宣传机器，统治着人民，何况，人民的品性一般是疏懒的，他们更加注重现实生活，并不注重理想生活，虽然他们也做这样的设想。因此，即便那些知识分子口舌如簧，吹嘘地天花乱坠，许诺下一个个并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我们也可以将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展览给人民看。譬如，他们的诺言无法兑现，他们执政的时候造成了暴政，他们所宣传的起义带来的悲剧等等。而且，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前卫思想、先锋道德也是我们可以攻击的借口，因为人民还是喜欢稳定的生活，遵守传统道德观念的。自然他们会对那些对他们可以称为异端邪说持有者的知识分子有种天然的反感。没有了人民这个工具供他们操纵，人民都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的造反不就成了无本之木？自然他们就会被孤立起来，最后或者逃遁或者屈服等等，像屈原一样发点牢骚罢了。可能你们要质问，难道由此不就证明了人民的重要性吗？我们可以这样类比一下，两个棋手下棋，是人重要呢还是棋重要呢？我们难道不会发觉，人民正是我们赢得胜利的一颗颗棋子吗？这些理念人又何尝不是呢。

2004.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