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其它问题
　　——答《文艺争鸣》编审朱竞问

　　
　　王晓华

　　
　　一、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朱竞：您对中国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王晓华：我长得老相，常常被当作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但实际上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只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实在的经验，我只能通过记录片、报告文学、老新闻等把握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总体历程。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个世纪，中国在百年时间里尝试着走过西方用几百年完成的路程。人的解放——个体从依附走向独立是这个过程的主要轨迹，方向和目标，所谓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当人的解放过程被阻滞时，中国便失去了活力，甚至再现西方中世纪的压抑史。文化大革命作为民族的噩梦源于个体精神之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成年者今天回忆当时的苦难时，只知道倾诉哀怨而拒绝反思自己的责任，恰恰说明这些人仍未成长为个体。个体在中国还有有待生成，中国的希望和危机都在于此。我承认个体的解放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有限地继写，这正是中华民族重新与希望结缘的原因。现在我们处于个体同时被压抑（在意识形态领域）和解放（在经济领域）的暧昧时代，一个最危险也最有希望的历史间隙。中国处于空前的不确定性中，没有人能预言中国将确切地走向何处，因为只有一种来自未来的决定论。未来中国的兴衰取决于个体的解放史能否继续和深入，企望在个体不获得相应的解放的前提下实现所谓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后现代化了。
　　朱竞：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如何理解？
　　王晓华：我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存在的。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但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成为社会的良知呢？首要的条件是他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他是他存在的尺度，他能从独立的立场审视这个世界，他有发现真理和设计善理的能力。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精神，这种精神使知识分子将自己如其所是地把握为自由的，像其他任何真正的个体一样自由。而且他无权对人是自由的这个事实保持沉默，他的使命就在于说出这个真理。言说、守护、培育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也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自由。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并且有能力言说和守护自己的自由时，知识分子将消亡。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族类还有待诞生。
　　我在这里说知识分子在中国还有待诞生，是有独特的所指的。知识分子是个体自由的守护者，所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只有在个体自由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时才会诞生。从这个角度看，晚清以前中国是不存在知识分子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从晚清时期才开始诞生的，因为正是从那时开始个体自由问题被提出和当作斗争的目标。西方知识分子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式诞生期应该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此以后，才存在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有许多知识人，但却缺乏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知识人都当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知识人中独特的族类，他们以培育和守护自由为使命。
　　朱竞：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王晓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推动人的解放，言说、培育、守护个体的自由。但从这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人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很少的。不存在失职的知识分子，只存在伪知识分子或者被误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我们以前的知识分子研究混淆了知识分子与知识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无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普遍地诞生这个残酷的事实。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知识分子太少，个体的解放史便缺乏足够的精神动力。这是目前中国文化的主要欠缺之一。
　　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王晓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自由的培育者和守护者，从这个角度看，只存在一种知识分子。被称为知识分子是一种荣誉，意味着你在从事最神圣的事业——培育和守护人的自由。但知识分子在培育和守护自由时所达到的境界是不同的，因为人的能力和奋斗的决心、毅力、机遇不同。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个体是平等的，他们所达到的层次却有等级上的不同。我最心仪的知识分子是萨特和史怀泽的合体：前者终其一生言说自由，在体制外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其横溢的才华创造出无数文字的奇迹；后者则坚定不移地对整个世界负责，构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意在于守护所有生命——不仅仅是人——的自由，在对全世界底层人民和所有生命落到实处的关怀中实现了对大美和至善的追求。如果他们能够合二为一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最完美的人，最高级位的知识分子。
　　朱竞：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王晓华：鲁迅、陈寅恪、顾准：他们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始终遵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其言说和沉默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高贵。这些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中国知识人中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我说知识分子在中国还有待诞生——我们有很多知识人，却缺少知识分子，能把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保持终生的更少。
　　
　　二、 关于人生和个人体验
　　
　　朱竞：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能讲一件苦恼的事吗？
　　王晓华：我的人生是由痛苦和耻辱构成的，对往事的回忆总是带来羞耻的感觉。有许多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我没有勇气说出的，但我感到最为痛苦和耻辱之事是我常常不能尽到知识分子的职责——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是我梦中的立场，但在现实中我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本科开始一直被当作“大学才子”，很多著名学人都给我很高的评价，有的甚至认为我是中国哲学的希望。然而我的人生注定是弯曲的，我不断地被放逐和自我放逐，始终生活在边缘。边缘在目前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被浪漫化了，仿佛处于边缘是一种非常诗意的状态。但这是一种误解——边缘知识人最大的感觉是失败、痛苦、耻辱，他们时刻充溢着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边缘知识人有时候会表现得不可理喻地狂妄，那并不代表他们真实的自我评价，而只表征他们被忽略和伤害的程度以及他们对自己失望的程度。他们在极度自大的状态所言说的除了自己的愤怒外，就是理想的他自己。我在《边缘人手记》中叙述了这种心理状态。一言以蔽之，成为边缘知识人就是成为痛苦和耻辱的代名词。现在许多知识人用痛苦和耻辱等语词进行自我描述，并不是由于做作，而是因为真诚，因为敢于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处境。当然我反对以自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痛苦和耻辱，正如人不能把他的无能当作一种胜利。痛苦就是痛苦，耻辱就是耻辱，我们正视它们是为了超越它们，消灭它们的根源，证明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力量。
　　我有非常多的苦恼，有时候苦恼从我的内部蔓延，膨胀，淹没了我。我有没有最苦恼的事呢？我经过苦苦反思，终于弄明白了：有。也许你猜测我最苦恼的事是没尽到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我最大的苦恼与我渴望获得的知识分子身份无关——它是我作为一个凡人的苦恼：我不知道怎样获得友谊。有时候我为了维持友谊而卑微得到了没有尊严的地步，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我的付出总是很多，但结果总是两个字：丧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天生不善于团结，还是我掌握了消灭友谊的绝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渴望友谊的人往往获得不了友谊。友谊比性爱更难获得。当别人说“我有个朋友”之类的话时，嫉妒之情从我心中诞生，因为他所拥有的恰是我所缺乏的。也许形单影只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我的命运，是对我已然来到人世的惩罚。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最终留给我一个远去的背影，是我永远弄不明白的，这构成了我苦恼的重要根源。有段时间我沉溺于性爱，企图以此来逃避我的孤独，现在看来这不过是自欺而已。目前的我宁愿静静地把自己囚禁在屋子里，品味孤独或者以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孤独。苦恼并不会因此消失，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人总要活下去。
　　中国知识人都是些暧昧的存在，我也是如此。由知识人到知识分子是克服暧昧状态的升华之路，我踏上过这条道路又在犹疑中退了下来。现在我的生存目标技术成为知识分子。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就是有权力在我的墓碑上预定下面的词语：“瞧这个知识分子！”
　　朱竞：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或别的什么？）
　　王晓华：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现在我同时是个体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我最挚爱的对象是万物都处于自由状态的原始的自然。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族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爱人，但对于应该最爱人类中的哪一部分，我还在寻找答案。
　　朱竞：您对两性感情领域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
　　王晓华：两性感情是个宽泛的概念，母子、兄妹、异性朋友间的友谊都属于两性感情问题，因此，对这个领域的自由和责任问题不能笼统地谈论。就狭义的两性感情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和爱护双方的自由。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负责任，不自由的人只能是负责任的对象。你不能以让别人负责任为理由而要求他放弃自己的自由，正如你不能以爱的名义损害他的自由一样。你不能像儿女恳求母亲／父亲的爱那样去获得异性的爱，因为恋爱的前提是你已经成长为独立个体。自由是爱的源泉，在两个不自由的人之间是没有真爱可言的——恋爱就是一个自由的人爱上另一个自由的人，当一个人愿意为爱放弃自己的自由时，爱情已经消逝，他也没有权力言说爱情了。所以，我主张以最大自由主义原则对待两性感情问题，既不要把你所爱的人当作你的拯救者，也不应将他她／视为占有的对象。自由地爱，自由地留下，自由地离去，正如人自由地生自由地死一样，这是你和他／她不可损害的权力。以爱情的名义要求他人负责是荒谬的。责任只有在下面的情况出现时才是绝对的：当两性之爱造就了第三个人时，你和他／她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是你们将这第三个人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你和他／她在这个第三者没有能力为自己负责之前必须为之负责。这种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朱竞：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或人是什么？能说说您与它（他或她）的故事吗？
　　王晓华：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前两本书曾使我处于癫狂状态，沉醉于发现人——尤其是我自己——原本是自由的快乐中，后一本书则对我成为生态主义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我研究生涯中的生态学转折，使我走上了关怀众生——包括人之外的生命——的道路。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母亲，但这影响是通过一种方向相反的运动产生的：我的母亲仅读过小学三年级，只会通过身体的直接劳作谋生，而她天生瘦弱多病，所以，她生存的悲剧性几乎是注定了的；她生性倔强，刚烈，极端要强，同时又因没有正式工作而非常自卑，一生没有进过任何档次的饭店，对所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心存戒备和恐惧；她在身体相对健康时靠做临时工帮助父亲养家，供我和弟弟读完了大学，但她在四十八岁后因病丧失了劳动和体验幸福生活的能力，从此拒绝走出家门，过着自我囚禁的日子，直到五十三岁时去世；我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不想让别人目睹她的衰落，在其中我瞥见了她拒绝向命运投降而有又无力改变命运的困窘；母亲无疑是个坚强的人，但在无力改变命运时坚强乃是痛苦的源泉；从上高中起，我就在想象中为母亲设计另一种人生，这想象在她去世后持续着，但变成了我个人的生存动力，只是对于我来说也许已经不存在幸福的生活了。
　　朱竞：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王晓华：在１９９１年，当我完成《个体哲学》的写作时，我有过成就感和成功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很难实现自己的使命，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必然没有成功感。从作为一个想成为知识分子并且有时被当作知识分子的人，我没有成就感和成功感，我是个失败者。我只活在某些欢乐的瞬间。
　　
　　三、 关于教育
　　
　　朱竞：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在您看来，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王晓华：我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分别学的是科学哲学、西方哲学史、戏剧学。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最主要弊端是没有从个体的独立性出发，对于真正有原创性的学生不重视乃至打压，由此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缺乏原创性的困境。我本身同时是这种教育体制的反抗者和牺牲品：从硕士生到博士生阶段，我都表现出令许多顶尖学者赞赏的学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建立出原创性学术体系的人，但到了毕业分配等关键时刻又都因为个性问题而被忽略和放逐，以至于我多年来始终的学术的边缘地带生存。如果我能获得与我的学术能力相称的学术环境，我的学术成就会大得多。所以，许多聪明的学者为了能在现有的教育－科研体制中幸存下来，往往会掌握一套伪装术，将自己的面孔变成面具。我们在与某些处于学术中心地带的学者打交道时，会发现他们具有政客的老练和商人的精明。中国学者在学术外花的精力太多，也是中国学术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并不完全怪他们，因为这是他们幸存下来的必要能力，当然也是他们“成功”的前提。这些幸存者即使没有丧失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也必须隐蔽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最集中地体现在知识分子匮乏这一点上。
　　朱竞：在您看来，当前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晓华：缺乏原创精神和原创能力。现在许多大学为了扩张，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博士／硕士，博士生／硕士生原创性匮乏的现象更严重了。中国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比之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要活跃，但在原创性上并不强。现在活跃的青年文学家大都是博士，但没有谁敢于坚定地说自己有原创性，因为中国的人文学术从总体上处于模仿阶段。能把西方的理论较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朱竞：您认为应该怎样认定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吗？
　　王晓华：应该由独立而公正的学术委员会根据原创能力和专业水准来认定博士生导师资格。没有博士学位的原创性学者完全可以做博士生导师。这几乎是无须证明的。
　　朱竞：您认为当前的博士生、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存在着哪些方面的问题？
　　王晓华：当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毕业论文不仅原创性匮乏，而且往往在量上也达不到应有的要求（如某大学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只需要打印5万字的论文）。现在的博士学位获得的太容易，以至于许多博士达不到相应的专业水准。所以，我认为应该提高对博士生毕业论文的要求。
　　朱竞：您是否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存在着体制方面的问题？
　　王晓华：中国大学教育存在三个层次的体制问题：其一，官本位严重；其二，没能建立严格、中立、合理的学术规范；其三，对个体的独立性重视不够，缺乏鼓励原创性的机制。
　　朱竞：据了解，大学里的研究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女生，这是怎么回事？
　　王晓华：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我读书的时候，大学里的研究生都是女生远远少于男生。也许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性别比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话，我想原因是现在社会对个人和家庭的压力比以前大了。虽然我们提倡男女平等，但男性显然在家庭中要负更多的责任。男性必须尽早、尽快、尽可能多地挣钱，养家糊口，实现父辈、妻子（女友）、后代的致富梦，这是这个时代对于男人的根本要求。同时，虽然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但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并不是中国男人的最高理想——“夫文章小道，壮夫不为”。男人的理想是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而实现这些理想并不需要读研究生，相反，有时读书太多还会误事。但这个时代对女人的要求就宽松多了，女人不一定非得为生存而奔波，因而女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可能这是研究生中女生比男生多的原因。不过，即使现在的研究生女生多于男生，也只是对于硕士生而言。到了博士生阶段，男生是绝对多于女生的。
　　朱竞：学校教育对您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晓华：虽然我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怀着既爱又恨的复杂态度，但从总体上说我对大学校园极度依恋——如果有博士以上的学位的话，我还会读书。无论如何，正是学校教育成全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学者、教授、研究员、高级白领。如果说我现在的处境和位置比大多数文盲强得多，那么，其原因恰恰在于学校教育使我成了知识人。从这个角度看，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绝对大于其负面影响。说到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我想最主要的是它使部分知识人丧失了野性。
　　朱竞：您刚刚从美国克莱蒙特大学访问回来，能谈谈中西教育方面的差别吗？
　　王晓华：我对美国的教育体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通过与美国教育界人士的接触而有感性的认识。美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教育功不可没。中国的教育以塑造为主，教师往往用预定的模式去规范学生，美国的教育则给学生以自由，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教学方法上以鼓励为主，因而非常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强化。虽然我们承认两种教育制度各有优缺点，但从培育个体意识和创造力的角度看，美国的教育无疑优越于中国目前的教育。没有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人就不是真正的个体，便无法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更不能担当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的许多学者只能算作知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与我们教育体制的缺陷有关。
　　
　　四、 关于文学
　　
　　朱竞：能否举出几位您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批评家？
　　王晓华：我没有最推崇的当代作家的当代批评家，但我比较欣赏高行健、苏童、张炜、韩东、马永波等人的作品。
　　朱竞：您最推重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有哪几部？
　　王晓华：没有。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还没有充分实现汉语的可能性，尚未创作出与汉语的尊严相称的伟大作品。
　　朱竞：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王晓华：真正的个体意识、自由意志、良知、足够宽广的视野。
　　朱竞：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晓华：主要有两个：其一，真正的个体精神还未建立，许多作家／批评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怀念为体制所庇护的时代；其二，作家／批评家的视野还不够宽广，大多数作家尚不具有生态视野，缺乏终极关怀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还要补现代性的课。
　　朱竞：您为什么要从事文学事业？
　　王晓华：从总体上说纯属命运的捉弄，而且我现在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哲学。在二十岁左右时我曾经立志做个大诗人，但失败了，后来改攻哲学，意在于为中国文化重新奠基。读硕士时的我雄心勃勃，毕业后却不十分顺利，以至于我在１９９４年决定背叛哲学。我在报考博士生时选择了“影视剧研究和评论”专业，一心想去电视台谋个报酬优厚的差事。没想到我入学时原来的导师却调走了，专业也改成了戏剧学。电视台没去成，却重新与文学结缘。我现在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和几十篇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方面的论文，但觉得自己还是文学领域的新手。这样说并不是谦虚，而是由于我在从事“文学事业”时确实是“心不在焉”的。
　　朱竞：您能否预测下一届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可能产生在哪个国家？可能是哪位作家？
　　王晓华：本来中国本土作家是有希望的，但是既然已经有法裔华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本土作家可能还要等待许多年。我预言下届获得者将是拉丁美洲某个神秘国家的神秘作家。至于中国的本土作家何时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时间不会很长。我对汉语有信心，汉语的优越性在后现代写作中将更充分地显现出来，汉语也许会体现出比英语更强劲的力量。汉语作家应该尽可能地发现汉语的可能性空间。当汉语的可能性被充分实现时，汉语文学必将获得世界的承认。
　　朱竞：文学研究是您终生的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您最想干是事是什么？
　　王晓华：我本来就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没想到过把他当作我终生的事业——“夫文章小道，壮夫不为”。如果离开了文学研究，我最想做的事是成为企业家、摇滚歌手、武术大师。但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会重返哲学研究，因为哲学研究的问题要更根本，中国也更需要本土的原创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