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子百家：庄子

　　庄子生逢战国时期，当时战乱频繁，政治斗争激烈，局势动荡不安。身处乱世之中，庄子仍然坚持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追求，他既不做所谓的忠谏之臣，亦不会信奉儒家所谓的“养吾浩然之气”而“兼济天下”或“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人格。在老子那里，道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即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但在庄子这里，道与我则是同一的，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思想价值，并不在哲学的本体论方面，重要的是他那独抱孤怀的个性人格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3]对此，马塞尔·格拉内认为，“在中国人中最严格的不可知论者或最严格的墨守成规者中，存在着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国人要么迷信要么务实，或者说两者兼备”。[4]
　　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之辞中如此描述他的理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其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然后，他主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庄子·逍遥游》）从庄子极尽铺张和渲染的华丽辞藻中，我们不难看出庄子的理想人格，“其精神实质是摆脱事务利害乃至仁义礼乐的外在束缚，超脱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局限，从而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逍遥之游，追求一种从心理到精神的自由、自然之境。”[5]

一、自然无心的生死之道

　　庄子认为“死生为一条”（《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之一体”（《庄子·大宗师》），亦即不悦生不恶死，生于自然而又死于自然，因而，庄子主张以自然无心的心态去面对生死，故而“死生，命也”。（《庄子·大宗师》）“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位极端的宿命论者，他把一切皆归之于宿命”。[3]譬如在《庄子·德充符》中，他提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能者德之”。在这里，“德”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了，而是庄子心目中的一种理想人格，即道法自然，安之若命的人格。具体表现在妻子死时他鼓盆而歌，自己将死时宁愿以“天地为棺椁”，可见其对生死态度之超然。譬如：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而已。”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

　　由此可见，庄子的超越，是对一切的超越，生死自不例外。在他看来，死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对此的认识也不拘泥于一端，而是超越其上，从存在过度到精神上的虚无。其要旨在于齐生死，而不是局限在生里去看待生死。于是，庄子由被动转换为主动，正所谓“通”矣。庄子正是意识到生死的不可抗拒性，才要求自己从生死之大限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从而抵达无限，即自然无心的生死之道。“对于庄子的理想人格而言，死生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由生死之大限所酿成的心理焦虑也被消释”。[5]而他的“以天地为棺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和“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也正是他人格中超然心态的体现。

二、消隐自我的无为之道

　　庄子的最终指归在于“无己”、“无功”、“无名”，是一种绝对无功利的思想。“他的处世哲学是真正的出世，归寂于天地的混沌，这是他的最高准则。”[6]庄子一生中经历了平民、出仕和归隐三个阶段，而在最后的阶段，他则将其全部的思想逐一转化为实际。而他的出仕实际上也只是一种逃避的借口，当时他不过充当了一个漆园的小小官吏，任务就是管理漆园，跟他的无为思想并无太大的冲突。此外，据《史记》所载，楚威王曾一度招庄子出山担任其宰相之职，但被庄子拒绝。在《庄子·秋水》中也有粗略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既然已将生死看得超然于物外，克服了对死亡的心理恐惧，突破了生死之大限，其他的一切功名利禄之于他已如过眼云烟，自然不再计较任何利害得失。因为“心灵认识的事物愈多，便愈知道它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法则。”[7]因而，“凡是一个可以真正看成智人的人，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能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由、认识神、也认识事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是永远享受着心灵的满足”。[7]这在《庄子·知北游》中可以找到其相对应的心态，“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而他的处世态度，在《庄子·庚桑楚》中则有明确的表示，即“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
　　由此可见，庄子理想人格中这种向往自然的返朴归真的心态已经非常明显，他的行为和处世态度使人看来更接近于隐士，从而衍生出源于内心的自我的消隐意识。而他在获得了自我的消隐意识的同时也获得了永恒和不朽，尽管他的这一自我消隐带有一定程度的逃避和自我保护。

三、天地合一的精神之道

　　庄子哲学中的制高点是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之道思想。关乎道，庄子在《知北游》中有段精彩的论辩：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在乎？”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问：“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在庄子眼里，道作为自然状态几乎“无所不在”，体现于天地万物，“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庄子·知北游》）。“无所不在”而又“无乎逃物”，表明道是有限之中所体现出来的无限。这就是道的本质所在。
在庄子这里，道与我则是同一的，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这里，“一”即浓缩了万物和无限，包括“我”这一人格个体在内。而在“以道视之”中， “道”即是“一”，“一”即是“无限”，也就是以“无限”视之。在另一段论辩中，庄子似乎为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昔者庄周梦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据此理解，“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是庄周的视点，而“昔者庄周梦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则是胡蝶的视点。两个视点是不同的，因为“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互相对等的：“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就使得庄周的视点成为其中的一个，即“之一”，而非“一”或“全部”，“此之谓物化”。所谓“物化”即是在物的层面上看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转化。
　　此外，庄子极力倡导虚静和心斋坐忘。关于无为和虚静，在《天道》中是这样描述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而心斋则在《知北游》中有如此记载：孔子问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 老聃曰：“汝齐戒，疏斋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或者，“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庄子·人间世》）另在《大宗师》中也有关于坐忘的记载：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其本身非常难以理解，只能通过禁欲苦行和沉思默想才能实现”。[4]即所谓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也就是靠其中的气息来体验其所谓天人合一的精神之道。庄子追求完美与圣洁的理想，是与永恒之道的神秘结合。据此，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庄子是一位一般人难以企及和深入了解的神秘主义者。

四、游心于物外的和谐之道

　　纵览全文，“游”一词在《庄子》一书中频频出现，比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庄子·逍遥游》），“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而游无何有之乡”（《庄子·应帝王》），“入无空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庄子·在宥》）等等。据此，启良先生认为，“所谓‘游’，就是无根无柢，四处飘零，不为任何东西所牵绊。”[3]
　　但在庄子这里却不仅仅如此，一方面游是他安身立命的净土，另一方面游又是他游心于物外的和谐之道，以游通达透明澄清的人生之境界，即实现理想人格的升华，从而到达虚无的人格至上之境。
　　为此，庄子剪断了自我同外物的联系，不为任何外物所累；同时也剪断了自我同社会的联系，不为社会和国家所绊。不过，庄子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包括人生之短暂，死生之大限，但他并没有为此而叹息人生苦短，而是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式达到精神上的“遗物离人”之境，在此境界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换句话说，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已经被消除，一切浑然一体，既无古今之异，亦无生死之别。从而也摆脱了生死、荣辱、事功和利禄等一切束缚，进而获得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即形而上的自由。从根本上说，庄子的逍遥之游是游心于物外的和谐之道。

结语：

　　庄子关于理想人格的心理建构毕竟是无法付诸于实践的。在他那个时代，庄子无疑是孤独的，无论从他的理想人格，还是从他的理论建构，甚至从其天地与我为一的心理体验来说。“面对统治的意识形象的强大和根深蒂固，只能将其虚伪性掩饰下的罪恶归之于智慧本身”，[8]在战乱频繁，天无宁日的战国，庄子无疑是一位隐者，他以他的大智若愚和身体力行，维护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人格追求，即动如逍遥之游，静如心斋坐忘。尽管他的思想最终也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指向，但他的思想和理想人格对魏晋士人的影响却是极其深入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在理论上对庄学的一次革命性的复兴。

[1]《老子新解》
[2]《庄子集释》
[3]启良：《中国文明史》
[4]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5]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
[6]何小颜：《早慧的文明》
[7]斯宾诺莎：《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8]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