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龙

　　

　　忏悔只能从自身出发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还需不需要忏悔？这是记者在完成这篇报道的过程中不断追问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当记者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时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你为什么不忏悔？一句话问得直截了当，虎虎有生气。被诘问者除了具体的人以外，还包括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比如：律师、企业家、知识分子……再有就是那些曾经给中国人留下过“深刻记忆”的国家和民族了，比如：美国（人）、日本（人）……乍一看来，中国人的忏悔情结如此强烈，让那些指责我们缺乏忏悔精神的说法仿佛是空穴来风。

　　仔细琢磨却发现，在这充满专断的语境里面，忏悔竟然变成了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冷漠的词，而更像是一把刺向别人的剑，与忏悔那自我照亮式的精神实质南辕北辙。如果我们这样“忏悔”，岂不有“反类其犬”的尴尬？

　　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华告诉记者：“忏悔只能是自发、自愿、自为、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只能从‘我’出发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

　　任何人都要向良知忏悔

　　去年“问题富豪”频频落马，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企业家“原罪”的争论。一时间，要求中国企业家公开忏悔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在此期间，受人尊重的柳传志坦言自己曾赖过账、走过私；刘积仁检讨自己向客户卖过根本没用的软件；同样受人尊重的刘永好忏悔自己的部下以次充好、赚过 500万元昧心钱。但是在中国像柳传志、刘积仁、刘永好这样坦诚忏悔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王晓华认为，中国人虽然缺少宗教式的忏悔对象，但是却并不缺少改过迁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一日三省”式的“自省”，要求人们不断追问自己的过去，纠正错误，担当责任。能够公开承认过去的罪错，显然是一个人良知未泯的外在表现。“在我看来，以承认自己过去在人格行为上有过错为核心的忏悔，对任何一位人士来说，都不可能出现负面作用。忏悔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精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所以人人都不可避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圣者、贤者不过是人通过形而上的玄想造出来的偶像。有错就必须忏悔，这正是为人之道的精神，而拒绝认错、不知忏悔者，是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王晓华对记者说。

　　忏悔与矫情无关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忏悔似乎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情，以至于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忏悔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之初，性本善”，人们少有罪恶感，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忏悔自然就变得毫无必要；况且，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没有宗教感的世俗社会，忏悔的倾诉对象天然缺失，既使忏悔也没人听。

　　然而据王晓华观察，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纵然传统文化“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忏悔精神却依然没有萌发。其实理由也很简单，现在流行的观念是尽情享受一次性的生命，所以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花费时间忏悔是对生命的浪费。再有，商品经济社会中“形而下”的理性算计，要比“形而上”的忏悔求真来得实惠。拒绝物质而独自忏悔，自然显得自恋而又矫情。

　　即使如此，王晓华依然认为中国人应该具有忏悔精神：“我认为下面的问题是无人能够逃避的：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过错和灾难频发的世界上，而我们又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那么，忏悔就是绝对必要的。忏悔证明你对历史负有罪责意识。这都是绝对具有正面价值之事。所以，以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它有助于完成我们期待已久的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折。”

　　要忏悔不要作秀

　　“我对不起父母和家人，对不起金华人民，对不起火腿业同行！”站在被告席上的曹锡平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哽咽着说。这是今年 4月 15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有毒火腿”一案时上演的一幕。与曹锡平相反，某些贪官们的忏悔却让人徒生厌恶。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在法庭上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如此“先声夺人”的忏悔，无非是作秀、想博取些怜悯和同情罢了。

　　有人拿忏悔当作逃避惩罚的撒手锏，还有人用忏悔赚了个盆满钵满。在 2002和 2003年分别红极一时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天亮以后说分手》就属于此类，被网友戏称为“城市情感倾诉型忏悔”。当忏悔一种文化元素流行时，两本书的作者慕容雪村和之川可谓是秀出了“好身段”。

　　忏悔本来是人之为人的一种高境界，现在却沦落于泥淖中，成为各色思想平庸之辈的表演道具，真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本报记者／王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