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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
3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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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子主题:我学习诗歌写作的十八年（连载）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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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诗歌写作的十八年（连载）
1、唯一的诗歌行动
　　86年，劲草和立波的关系很好。一个暑假的下午，他们来到边村南源湾，我们正在吸溜吸溜吃南瓜。他们也吃南瓜。那一年，我16岁。这个冬天，大我6岁的劲草一放寒假就来找我，我们在一个被窝里谈天。我问他：“想象和联想有什么区别？”我问他：“《七发》是一个什么作品？”从劲草那里，我抄了牛汉、木斧的诗歌，我知道了朦胧诗和代表人物，我见到《春天最初的小路》这个外国诗歌集。我看到劲草和立波坐在同一长凳上读从大学带来的庞德、艾略特，我永远记得这个场面，两个男子并头读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感人的画面之一了。这一年秋天，我的诗歌在市报上发表。
　　87年，我高二，学校要组织一个文学社，一个叫许光达的同学来找我加入，我说不参加，要考大学，因为大学才可以摆脱农民生涯。由此发现，我对诗歌的感情永远若即若离，是因为生活中我无法超脱。他从我这儿借走了《诗歌报》，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订阅的诗歌报纸，订了半年。这一年，我获得县诗歌比赛学校组第一名，杭州的《浙江作家》给我寄来几份报纸，我知道了苏沧桑这个人。我给我大哥的同学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诗人张德强写了一封信，他回了，鼓励我。后来我又给他信，他一一回信，后来我不再写信，因为那段时间我不相信诗歌的力量，我相信生存不需要诗歌。到现在我也对诗歌的力量抱怀疑态度。寒假，我买了莱蒙托夫诗集，知道了对比可以造成情绪的激化，我背诵他的句子：“祖国和天国合二为一。”
　　89年冬天，因为身体原因高考落榜的我，和一群野蛮汉子到离家6里的山村修路，从没有劳动的我和他们一样扛六七百斤的大石头，我母亲第一天给我烤了一个荷包蛋，我发现他们吃的都是萝卜丝，第二天我要母亲也准备这个了。我憋着一股劲，希望到石家庄去做音像生意。7天下来，我得到了200多远钱，这是我第一次赚钱。而早些时候，这年夏天，我大哥带我去绍兴，希望为我找一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他给了我10元钱，我在绍兴书店里买了一本《现代诗选》。秋天，我一天上山下山挑柴24次，码在院子里，直到小腿发软，两年后我母亲终于红着眼说：“毛衣都可以拧出水了。”年关临近，我骑着自行车去70里外的高中同学水明家，他在浙师大中文系，书法已有一定气候，他提到了许枫，我喜欢这个从来没有见面的嘉兴天才，不管他写不写诗歌，他都是我的朋友，过去是，现在也是，永远都是。03年秋天，水明打了一个电话，说许枫在，许枫接通话说让我去金华，我却没有去，因为我的儿子和妻子要照顾，而且，见面又能够怎么样呢？救自己永远靠自己，这是《国际歌》唱的。
　　90年9月16日，我自己抗着一堆行李站在绍兴师专的门口，班主任佘老师看着一脚裤腿高一脚裤腿低的我，说：“自己一个人来的？这么晚？”10月的大学生诗歌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是《鲁迅像前》，作家沈贻炜老师兴奋地评价说：“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么硬朗的诗歌了。”我由此成为文学社社长。我用稿费买了《叶赛宁诗集》、《浙江省地图册》和一包香烟。冬天，湖州师专的老枪和海盐的高三学生叶俊民（？）来师专找我，老枪带来一组诗歌，让我很佩服。这些朋友都久未联系，可能已经成为生命中的陌路人了。
　　不久，立波来学校作诗歌讲座，我说起自己，他记得我。这个寒假，我和克平去了南山立波教书处，三个人在一张床上又紧又臭的挤了6天。我们站在朱熹题写的“鹿门书院”前看满山的枯萎的树木说话，我们迎着社会主义的拖拉机在星光下朗读。在嵊州，我见到宓可红，还去了一个搞书法的人那里，我感到艺术气氛浓郁。实际上，艺术是要靠人来激发的，有立波和他们的朋友，艺术气氛一定浓郁。我在长乐小镇的书店里居然买到了一本有关禅的书，实际上这本书影响我的生活。仅仅一本书就可以了，这本书可以开启你的命脉，可以打开你蒙蔽的心眼。后来，我们诗社和他的民刊《白鸟诗报》作了一次合作，他用一个版面介绍小校友的作品，里面还有一版是台湾洛夫和广州浪子的一个联合宣言。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宣传部找我，说我和台湾非法社团有联系，已经在公安局备案，要影响毕业分配，让我写一个检讨书，我很气愤，抗议：“非法又不是违法。”但最终写了一个4000字的《说明书》。由此可见，对政治而言，诗歌是荒谬的。也是这个冬天，我知道了海子和骆一禾，老枪介绍的，并且推销这本书。我在北窗朝着大操场朗诵海子：“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内心荒凉，我想起自己的家境。我之所以喜欢海子，是因为他和我性命相近。立波多次说，在他朋友中理解海子我最深。
　　91年夏天，我用学校发的70元钱，一个人去了普陀山。在校门口遇到沈贻炜老师，他问：“一个人去？”他说：“回来好好写点东西。”我先到宁波，到国忠处（他正在恋爱），我骑上国忠的自行车游遍整个宁波。第二天第一次乘上轮船。我见到了大海，是浑浊的，灰暗的，有些地方是黄色的。我感到海风的凉爽，在7月阳光下也不热。轮船上和湖南的一群大学生一起，他们问：“你一个人？”我眼热他们，但只能一个人。登上朝天门，我还和他们在一个小山包遇见过，然后永不再见。他们的记忆中，也不会有一个穿着一双红色牛仔拖鞋，一条皱巴巴的牛仔裤南方山岙的小个子。我一个人跟在团队后面，一个景点一个景点走去，饥了就捧一个西瓜啃，到傍晚，我去一个饭店要了一碗面，3元才小半碗。夜色笼罩，我没有住处，一个人坐在观音岩的一个凹石头上。我听着百步沙的沙滩上男女追逐浪笑，然后声音小下去没有了，然后我听着很久才有的一阵轮船发动机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我看着天上的星光一阵浓一阵淡，我忽然有一种旷古情怀，感到孤单，一阵泪就下来了。这个晚上，我胡思乱想，想象一个强盗出现了一个美女出现了，这是一个少年的心境。后来回忆，我发现海边的松树叶子又粗又短，观音岩上没有蚊子。到家里，我只有七毛钱，后来我母亲说，要去远路给家里写信啊，但我不忍心拿家里的辛苦钱去这样挥霍。这是我唯一一次诗歌性的行动，但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包括一篇游记，我把这些东西沉在心里。后来在小说《王益平》中写到远游的细节。

2004-8-2 14: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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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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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体会到了命运
　　大学一年级的春天，我看了欧文斯通的《凡高传》，我懂得了世界上必然存在倾身而出的孤独的艺术家，那种血气冲着我的头脑，让我有机会遐想我不可能的生存。后来，我读到了《高更传》。高更的勇气更让我佩服，他比凡高更彻底，但我只是佩服，我的力量只能照顾到我年迈的父母，而无法抵达艺术的真空。在欧文斯通的影响下，我找了他写的很多作品。我看了宗白华的书，没有印象。我通读了施存蛰的《唐诗论稿》，喜欢他的解释。我读了司马长风的《中国文学史》，知道一种文学史的写法。我抄了文学期刊中的许多诗人的诗歌。我在中国文学史作家中居然找到上虞诗人！我以他为话题写了毕业论文。我在大学里，认识了绍兴诗人濮波，他当时走顾城的路子，但我不喜欢，后来他变了写法，名气比较大。96年，他到草塔来，给我在莼塘路铁匠铺门口照了一张相片。98年11月，他，立波，王传中，我，四个人组织了绍兴龙山诗社，《野草》杂志社发表了社员的诗歌，以后就再也没有动作。
　　92年，我到草塔中学任教。在那儿我呆了七年，我把那个205室的住处叫“一个人的家”，让大学朋友初明给我写了一个横匾。我朗读了海子的几个短诗，录制了一个磁带，后来送给报社的宣浩军。一个画家常来我这儿，喝我的酒，抽我的烟，吃我的饭，睡我的床。他给我画了一幅菊花，说合乎怎样怎样的艺术规律，我不同意，说：“没有心灵，就没有好画。”没有这个朋友，我也许不会喜欢画，后来我买了齐白石和张大千的画册，我喜欢齐白石的虚实艺术，我喜欢关于张大千和毕加索比较的逸事。我喜欢八大山人，他让我理解：情到深处的一种状态——自虐。而我的录音机里放的是罗大佑和崔健，后来是喜多郎、大悲咒和恩雅，也有流行歌曲。我有三个书架的书，满满的。秋天，立波在我这儿编写了他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诗集《折叠的月亮》，里面有一首《幸福》，就写我们两个散步的事情。而我到十年后，才写了《大河》一诗，这首诗是我第一次被大型刊物承认。第二年春天，立波路经我处去了北京做一个北漂人，我相信那个时间我们的诗歌一定存在互补现象，而他的《思念故乡》等诗歌我以为可以长久保存。
　　94年，我去了金华水明处，我们在7号楼喝了2瓶多竹叶青烈酒，都吐了。晚上，他带我去一个画画的永康人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油画，我看到自行车和圆柱的组合，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寄给那个画家，他可能忘了。我听了罗大佑和崔健，并且爱上他们。我买了徐文长的一个小品集和黑塞的诗歌。从水明那儿我带来了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和刘晓枫的《诗化哲学》，我抄了两本《杜依诺哀歌》，一本给了立波。里尔克的内心化写作方法，让我震动。后来两年，里尔克和海子成为我最爱。以后，我陆续利用去绍兴业务进修的机会，买了一些在南方小镇不可能买到的书。比如梭罗、爱默生、卡夫卡、《孙犁小说集》、汪曾祺、张炜、张承志。那个时间，我无比喜欢贾平凹和汪曾祺，我模拟他们写了几个小说，后来就不再写了，因为小说需要的不是思考和情感积累的虚拟，它取决于生活本身的流动；而诗歌的短小，恰需要足够虚拟的思考和情感积累来支撑。
　　一个人在失去时间标志的时间里结婚了，这个人是我暗恋的大学同学。可能在95年，也可能在96年。从此我不敢设想过于美好的未来，而像朱自清说的踏实走好每一步。我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内心搅乱，我看着北窗外的桃花，纷纷乱乱，我相信了命运，去过几次教堂，听乡民的颂唱，带回来《圣经》。然后几年，或者自己谈恋爱，或者别人做介绍，终于，1998年，我和现在的妻子相见了，媒人居然是劲草。我想人世间的事情，真是奇怪，可能一切皆有定数。那个春天，我一天一封信，里面是我编造的故事和诗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天空好好的，爬上出租车，就下起大雨，我想起毛泽东的一个诗句：“狂飙为我从天落。” 就吼了起来。我未来的妻子傻傻的朝我笑，我理解这是一种认同。我把这个温馨的场面留到《一场大雨》中去叙述。

2004-8-2 14:11:59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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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写到了亲人
　　在这段时间里，我买到了昌耀和于坚。虽然我在93年左右就看和抄昌耀，但只有这以后我才理解他的《慈航》的奥妙，大约98年，我写了《昌耀〈慈航〉读解》。他们两个人，加上海子，我理解了长诗。从时间看，昌耀 44岁左右80年代初开始写，海子 22岁后80年代末写；自述中看出两个人的区别：昌耀说：“二十多个如水的春秋正是在那里流失，只余回声点滴。”而海子则是：“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因此他们的特征就不一样：昌耀属于回声/经验型，海子属于召唤/憧憬型。于坚则偏重昌耀的方式，可是他的表达与他的理念总是有一定的距离，相对昌耀的人生积累，他太年轻了。我认为长诗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抒情型，如海子的浓质抒情；二是经验型，太多了；三是思辩型，“内心主题”，里尔克的，是现代诗歌的方向。我学习写了里尔克式的长诗《出现》；写了经验型的《1998年诗歌场景素描（八首）》；写了浓质抒情的《李贺——写作者如何把生活纳入写作》。我一直在模拟大诗人的作品，没有人指点，只是默默积累。因为，生活对我来说，不是喧闹的波浪，而平静的过度。有时候我仰望乡间高阔的天空，多么希望回到淳朴的原始时代，没有教学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大众都一起为集体的温饱努力。
　　然后是漫长的婚姻之路。我在我妻子的缝纫店里帮工，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我乘1路车从草塔往20里外的城关熨烫衣服。我常常想起巴尔扎克和他第一个情人缝纫女的故事。这个时候，一个朋友的话伤了我心，他说：“你可以拿出10万元去打广告。”我只有五千多元，而我的妻子只是一个小作坊，他为什么说这话？说明他不是我的朋友。我的心里受到物质的挤压。我对盲目优裕感的人们抱敌对态度，并且愤怒，同时也有一种虚无的感觉产生。我体会到这一种人生经验，后来在《心境》的组诗中体现出来，这时已经到了01年了。1999年，我就到了城关的一个私立学校里，到现在呆了6年了。时间让我惊醒，这么快啊！我已经到了但丁说的“在人生的半途”。这段时间里，我买房子、装修、结婚、生子，还不断经历亲人的离世。
　　远途对我几乎没有影响。我只是内心里渴望远方的造物主，能够趋向我，安慰我。我最想去的地方，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我只好收集一些旅游杂志、地图，我把余纯顺的三本书全买了，还好象对待大师一样作了笔记。我还买了一本记录中世纪蒙古生活的书，对其中一个跨过火堆的细节很感兴趣。这些好象与诗歌无关，但我写《拉美亚》的时候，用了一个原始谶语，就靠这种记忆。我只到过外省的上海，桂林，黄山，都是学校组织的。94年，我听到了《阿姐鼓》，里面高拔凛冽的声音让我着迷，我对重庆的学生说：帮我搞点西藏音乐。我看地图，以为那里应该有这些东西。这你可以想见一个小地方的我，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我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我有做豆腐的朋友，我有做袜子的朋友，还有一个解木厂的小老板。他们都与诗歌无关，但都是我那个时代的朋友。我有时去他们家吃饭，有时他们到我的房间喝酒、抽烟、叉麻将。我不会叉。有一次，第二天我有一堂公开课，他们一直到凌晨2点还在叉，我发脾气了，他们都走了，中午来向我道歉。他们都是克平的同学。现在我在城关，就没有音信了，这种关系很脆弱。很多年轻时候的朋友像飞鸟，到你这棵树上暂栖，但我愿意把他们当作拥抱我这个石头的流水，在我身上留下印痕。
　　我长时间居住的地方，一个是老家，一个是绍兴，一个是草塔，分别是20年，2年，7年，最后一个是城关，可能永远了。我不想对人生作太大的变动，安宁才是我的本分之想。我心安理得地教书，唯一一次变化是2000年，我感到勾心斗角的私立学校人际关系对我这个不谙世故的人的压力，我去考公务员，没有录用。我希望是到大学里教书，那里有学究氛围；04年3月，我以为机会来了，我的大学老师推荐说一个大学缺少一个中文教学教员，我让他带资料去了，可是一星期后的消息是：那个职业要博士生，已经有人了。我一直老实教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我骄傲的事情是：我的同学中我最早评为中学一级，而且是破格；我最早凭借自己的实力没有关系调到城关；我发表的论文比他们的总和还多；我最早申报评中学高级，估计马上审批下来。我这样说，意思是：我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渺小卑微的人，我在做生活中常人做的事情。我的朋友中有几个为诗歌不计后果，我常常给他们扑冷水。我说，诗歌只能是我们生命中的香烟，记得就抽，没有就不抽；是生命中的暗影，只有你才能支配它，不能让它支配你。
　　我在诗歌中写到老家，是1999年的事情，那年我向学生介绍了艾青，忽然发现艾青的写作秘密。他的散文化笔法，他的排比笔法，来自他的绘画经历！他善于捕捉瞬间的动态并且用静态的文字传达出来，只能用这个手段！于是我向学生做了一次下水诗歌写作《乡村景物》，运用艾青技巧的这些诗歌发表于《浙江作家》。我根本没有写绍兴的诗歌，虽然毕业时车出绍兴我泪流满面，虽然绍兴的日子我最无忧；但我写过后来我到绍兴的心境，我的那种虚无、愤怒和卑微。我在草塔，除了一次失败的没有承诺没有结果的苦恋和无援的自我技术训练，没有什么值得记忆。我当时写到的地方是：西藏、临安、枫桥、月亮。
　　我在诗歌中写到我的亲人，是2002年9月。那年7月，我的父亲去世，享年77岁，他是因为第二天想到我这儿，傍晚去掘番薯，落下一个低坎，头向下而死。父亲给我带来了很多记忆：四次巨大的疾病，8个子女的哺育，求生的欲望。我一下子感到亲人的含义：骨肉相连。卑微者诚实的爱，与城市虚浮的爱是多么不同。我只说自己实诚的话，对世界不作高远的估计；如果我对这个时代有过批判，那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父亲不公平的艰难命运。两个月后，我诗歌中终于写到我的父亲：“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父亲对我更好的人了……”这里，我想说：我只写人性。现在，我自己也成为一个父亲了，想起人子人女，人父人母，一阵楚酸。
　　以前，我写到诗歌中的人物，都是虚拟的。面对一个假印象说话，力量有多大呢？感情有多真呢？青春是白日梦，善于作无边际的遐想。父亲的死，我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我想起鲁迅也是因为父亲去世才成熟的。我一下子喜欢滔滔不绝的叙述风格，那是我阅读陀斯托也夫斯基的收获。陀斯托也夫斯基的每一本大部头的小说我都没有读完（除了短篇《白夜》，我一边读，一边听配影大师邱岳峰的独白），但我感受着他的滔滔不绝，并且在这种语速中找到迫切表达的内在动因。我一知半解地运用，但自我感觉很好。说起文风的影响，还有就是萨特，我从三联版的《论艺术》中，笨拙地学到了作品与作者经历结合的写法。这些写法成为我评论的一个基本手段。

2004-8-2 14:12:18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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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吹自我发现
　　我的故乡南源湾，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五里宽几十里长的狭窄曲折山岙，一片金黄。一条布满碎石子的小溪，二十里流至安华水库，然后缓慢折入浦阳江，最后出萧山汇入波澜壮阔的钱塘江。我是家里的幼子，和兄姐年龄相差很大。母亲45岁生下我，她羞愧难挡，几次在摘秋桑叶的时候从高桑树上跳下，或者走到冷水里去堕胎。我是脚先出来，难产。这些对我都是一个刺激，大了当我知道这些事情，引起对未知事物的原初性质问。我相信一个人一生所要走的道路与他的最初记忆关系十分密切。我记得自己4、5岁的时候，喜欢坐在村口路边的高石头上看行人来往，设想如果母亲年轻多好；还有是冬天躺在床上看着从瓦缝里透过的光柱，我就用小手去抓攀。我静静地看世相，并为虚拟事物着迷，由此可见。而水明，我们在91、92年常常谈论到凌晨2点，说他4岁的时候端着小凳子坐在门口，看对联“共产党万岁”的“党”字，感觉这个字好，就用手去模拟，后来他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农村孩子除了天赋和勤奋，没有早期教育，他却在大学里获得全国书法奖项，毕业后编写《书法年鉴》。我从《尼采传》中找到相应的证明，尼采幼时用手掌放到灯焰上去试毅力，别人都不敢，有此胆识才会喊出现代思想的第一声：“上帝死了！”
　　小时候我很静，我渴望现在也静。我读到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第一句：“桃花虽好，难画出它的静。”偏爱之心顿生。我可以一星期不出门外去找小伙伴山里沟里玩，看一本图画书。10岁那年，我设想了一个蚂蚁王国，我也是其中一员，我觅食，寻找父母，寻找玩伴。现在，我也常在虚拟的场景中，设想人生况味。我交很少的朋友，而且都是30岁以前的；我以为，朋友，一定是可以性命相托的。我可以自豪地写下下面的名字：义勇、鹏飞、水明、立波、松海、戴学、国培。我们只是意气相近，不关诗歌，而且他们中有的对我写诗歌大加讽刺，以为是走了一条弯路。但是，我永远记得，每年除夕8点半，国培就从巴黎打电话来问候。我有事情，给义勇一个电话，他一定办好，不管他在别人面前是如何呼风唤雨，怎样飞黄腾达。我记得04年春节，我和戴学深夜坐在三角广场的石凳上，两个男人谈家庭和育儿的碎事；03年7月，松海将我从梦中叫醒，让我去他家讨论他的仕途。98年，立波的生活发生巨变，内心迷惑，我劝慰他：“一切之前，不必惊慌。”这是一种情谊，远方的，不再见面的，一听声音就兴奋的，朋友；上进的、不堕落的、不“海威”的、掏心窝说话的，朋友。我珍重他们。
　　这些人和事，不关乎文字，关乎心灵。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把钥匙，咔哒一声就将自己的心灵之门打开。92年，我读海子，就认识海子彻底把自己的心灵之门打开了，立波说我是自然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有类似地方。94年，在读基督教义的立波信中对我说起信仰，我还是认为应该开掘自身，发现自我。但如何“自我发现”，是一个重大命题。那段时间，我读叶赛宁，知道他用拼文字卡片的方式以求语言的新义；我读拜伦诗集的附录，知道跛脚对他的刺激；雪莱传记中，我读到“两个加起来只有35岁的年轻人私奔了”。我从一些细节走近他们，让自己设身处地体会他们的心境。97年，我在长乐小镇立波处，看到三联版的《海子诗歌全集》，从日记中读到“高原的日子”一词，跳了起来，说张炜在小说《家族》的题记“我在高原”，是经过多少日夜心灵的折磨体会到，而海子22岁就领悟了，这种直觉真厉害！黑龙江诗人马永波似乎不承认海子的价值，这只是角度不同，他似乎没有特为关注过“自我发现”，虽然他的作品无处不在“自我发现”。
　　92年，我在一个小开本的笔记本上，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思考诗歌的笔记。我记得的只有“传统就是精华”的断语，因为凡是能够流传的必有它存在的理由。还有一篇讲诗歌分类的，大致分为草根、流水、空气、光四个层面，分类标准是诗歌的质地。95年左右，我在给立波的信中，附上一篇《诗歌的十个词语》，将表达方式混乱地归纳为拷问、倾诉、递加、复沓、状写、虚拟等，因为四次搬家了，这些写在备课纸上的东西，可能都遗失了。我隐隐记得在里面的例句，雪莱和海子并存，大冈信和骆一禾对举，我用这些方法整理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这些用蓝黑墨水写的稚嫩笔迹，一定在空气中失去它们的青春力量。但喧哗过去，波澜不会平息，就像我在《诗意》中写的：“遥远而秘密的风声传到这儿/ 也会掀起巨大的内心波澜。”我祝福孤独的跋涉者，能够得到美惠女神的眷顾。
　　一个时光中的小人物，可以发出多少大的声音呢？即使他自恋自傲万分，他的目光也不会超过十万大山，十万大河。我没有发出像有些诗人一样的喊声：“诗歌啊，你是我的命本！”诗歌对我只是一个痴迷的遥远的影子，它让我没有理由的接近，并且为它无端的哭笑，让我感到命运关口的造化弄人。04年3月在网上我遇到了一个像我一样痴迷的女子YQ，好感顿生。YQ说：“诗歌平衡我的内心。”似乎唤起我陌生的如烟往事，那时，我已经一年多或者两年没有写诗了，我在写教学论文赚钱。YQ不是照耀我内心的3月阳光，但她一定是前世王国落下的公主。但是，我还是要对她说，能够改变命运的，不一定只有诗歌。因为从来如此，诗歌只是贵族的吟唱，无论萨福，无论李白；无论哪一个时代，在美洲还是非洲。我见到一本《法国当代五诗人诗选》，里面的诗人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得好好的，业余写诗。诗歌只能是命运之外的东西，虽然你可以写出诗歌的命运。我愿意好运神常常眷顾她。

2004-8-2 14:12:30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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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该沉静的年纪
　　04年，假如海子活着，他也40岁了，他会写些什么呢？难道还会写“你迎面向我走来/大地微微颤动”的青春歌吟和“我已经走到人类的尽头”的过激偏想？不，这个年纪，一切都应该沉淀下来，不动声色如磐石，宁谧如夜空，那些人生投影的内心艰苦历练，应该在诗歌中萌蘖甚至像镜中觅花一样真切。那么多人经历思念，说思念是甜蜜的、陌生的、痛苦的、焦躁的乃至是让人发疯的，这年5月，我体会到对YQ的思念，“思念你，直到我内心恐慌。”我一遍遍地记起杜拉斯《情人》中的这个句子：“我爱你倍受摧残的面容。”我紧张地看着内心的痕迹，希望它不要偏离轨道，祈求心灵空间再广大一些，能够在秘密的角落容纳永不在场的人物；这种心态让我无所事事，憋闷，有一种堕落的恐慌。但是，语言的狂欢、心灵的张扬、盲目的畅想、对生活过于美丽的念头，这已经不是我这个年纪应该具备的。所以当我看到一位35岁的诗人，还在伟大城市里写着“铁的光芒、草原的泪滴”时，我是鄙夷他的，因为显然他的诗歌和人生是分开的，他是凭借机巧在写诗歌，而没有把自己整个悲喜放到诗歌的平台上，诗歌不能承受人生之重。这个十八年的回忆，如果没有YQ对我记忆的唤醒，我也不会写，因此，你也可以看成是献给YQ的一个独白，是远方灵魂回应远方灵魂的不在场的漫长对话。是YQ，让我重新走到诗歌的青草地上，但我已不屑跳语言之舞了，我只专注心灵散步。是YQ，这个因敏感而脆弱、因执著而坚强的女子，当她把诗歌通过网络展示在我面前时，我就祷告不要发生的不要发生。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柏拉图式思念的重复；我希望我们永不见面,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命运安排的流星，此前此后彼此的天空从来都是静谧的。
　　想起来，我没有波澜壮阔的青春；我的青春像一块玻璃一样平滑，像一块过时的蛋糕一样乏味，像一只苍老的劣狗一样令自己动情。2000年，朋友们都在为成家立业奔忙，这是一群30岁左右的没有背景、缺少援助、自力更生的男人。这一年，我尤其平淡。我搬进了新装修的130平方的房子，按揭分期付款，我再也不用城乡往返。但我永远记得那些乡居的日子，稻田的蛙鸣，霜降的枯草，自得其乐的炒菜、吃饭、午睡、阅读、骑自行车去10里外的深山冷村转悠。记得93年暑假，我和戴学各骑一辆自行车去邻县富阳，一出县界，风景殊异，富春江的风烟俱净、天山共色，让人感到造化的神奇，不到50里就有一爿别样的景况；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在黑板上你一句我一句合写一首《秋天》；我对着窗外的一棵粉红桃树和高大疏朗的皂夹树，写着给临安的女子她所不能看到的《初恋》。温去病说我诗歌向来沉重，是因为这是生存逼压下的产物。这些诗歌，没有任何高迈境界，有的只是一个老实人的生存记录，他将自己的心剖开，让你直接看到里面是黑的还是红的。
　　这些年，音乐在我的生活中远去，我的录音机里放的是儿子的童谣和故事，原来的音带都抛在车库里了。我没有写过关于音乐的诗歌和文章，我很羡慕能够把音乐精神导入文本写作的诗人。我不大喜欢笨重家伙搞出的声音，听不懂交响乐。我喜欢灵巧器乐的声音，笙箫笛筝，本原的物质中产生的抽象音节，把抽象情思演绎出来。这是一个从空到空的过程，之间跳跃的一段就是需要填充自己的性命，对性命的感悟到什么层次，对音乐的感悟就到什么层次。有一次晚上，听理查德的《致爱丽斯》，我惊讶于笨重钢琴也能弹奏出轻快提琴的声音，我一下子领悟到，音乐，其实只是声音的高低缓急连断，对我来说，它不关音符，不关乐理。实际上，许多人对音乐只是听，远远不够的；你要跟着音乐哼，哼出声音的高低缓急连断，你就懂了音乐。我听《观音咒》和《大悲咒》，哼出了两种不同的心境，那种齐声赞颂的唱和，让人安然，俯身，景仰，融合。我以为，中国器乐和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最好在茅屋竹林焚香温酒，远离社会恶浊的关系，而我就喜欢这种滋味。
　　应该说，天象和内心有神秘的联系，一种情绪甚至一种思想也可以和一种天气呼应。张承志说鲁迅晚年的思想是漆黑的，我过了好几年才悟到，那是对社会大希望而大失望的一种愤怒、悲哀。我仰望过湛蓝的青天，也努力去眺望灰暗的空中的鸽子；我喜欢凛冽寒风中的星辰，也喜欢光洁如银的月亮；我对雨水有偏爱，我多次有对黑夜的情景描绘。因为我以为诗歌只可以这么写，具备意象之美。但我看到戈麦诗歌中写到天狼星，在昌耀的诗歌中看到“太阳是浓重的釉彩”“沥青胶结”“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投影大地”，在天涯网上看到一个叫aodaly的女子写到“六棱形银色弯刀”，既感到自身所知有限，也感到诗歌可以涉抵达广阔的视野。这种智性灵光超越了常人所言的“意象”，它比意象更为广大。只有积累深广的诗人，才可以这样信手拈来皆佳处，从容不迫寓境界。曾经现代派的回地和我讨论过意象问题。我的认识是：把生活中的原质贡献出来，远远比苦心经营意象要突出。这也是昌耀诗歌的秘密，海子说过的“元素”。

2004-8-2 14:12:47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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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海子念念不忘
　　文字具有静态性，而人的情思则是流动如光柱中的尘埃无绪。解决这组矛盾的办法，列来有两种，一是截取情思横断面，或者深入解剖或者拓展状写；一是顺情思之势写来，之间穿插叙述和意象。20世纪以前的作品，大多是后者，这是因为当时无论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处于蒙昧状态，也和当时小说中的心理状态描写相呼应；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青年人对现实的抱负和感受与农业社会大不同，艺术领域大多是前者，也因此形成众多的影响我们当代的学说。我理解现代派的兴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在中国，除了工业化的一个前提，还有就是交流平台的有效搭建，这就是网络。网络中的即时交流，像闪电越过稀薄的空气，直接把问题与答案呈现出来，给年轻人以创作的激情与表达的机会。2000年我接触网络，只是寻找资料，01年开始，我也赶上了这趟浑水，在各大诗歌论坛注册游荡，让往年的诗歌贴上去。03年，我再次感到诗歌的力量在减退，于是退出来，写语文教学文章。
　　我在一本《世界文学》中看到萨福的《黄昏》，对那个牧羊童的形象久久难忘，我还读到《雅歌》中的描写充满农业社会的气息。这时，我已经把海子的诗歌全部读了一遍，领悟海子诗歌中的奴隶、王的阐述，是往日时代的一种怀想和追忆。我深深喜欢这个落后于时代的诗人，他用这种方式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不协调相抗衡，他的孤独，既有来自性命的，也有来自外界的。他喜欢诗人的标准，不是西川式的以优雅文本展示的，而是直取性命的，是那种赤子情怀，是那种专注的、不计后果的行为。他两次去西藏，喜欢额尔多斯姑娘，与四姐妹毫无婚姻，然后沉迷气功和幻象，孤独中骄傲挺进，没有现代文明的家私，我想起来就理解他，这种人本主义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当代，那种直抒胸臆的方法，的确是落后了，但海子的价值在于，他复苏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传说时代，他把处于文学史交接地带的断层彰显出来，并且以自己无畏的方法成为标本，他是曙光。我这样说海子显得无奈，但我依然认为，海子不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去世，即使卑微的命运没有给他承诺星光大道，即使伟大的缪斯没有给他爱情的甜美。我是我的兄长，我现在年纪比他大了，他依然是一个活着的可以称呼的给我领路的兄长。
　　我背诵了海子所有的短诗，从诗歌中我走进海子的日常生活，西川的那个后记我读了许多遍。我一直以为，如果你走不进诗人的日常生活，你就走不进诗人的诗歌世界。有一段时间，我有海子的习惯和思维，现在也还有。海子的印度香，他读过的书，他的善良和单纯，他发明的几个小口号，我收存了各种报纸怀念海子的一些文章。燎原的《海子传》，我读到了他的家乡和北京的生活细节。黑陶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他朴实的母亲。我最希望看到海子的笔迹，我想知道他是用什么笔写出《太阳》的，是潦草的书写还是清洁的书写。前几天，我知道了辽宁诗人韩忠，他告诉我海子和骆一禾的一些情况，我说我不喜欢写诗歌的妻子，而海子认识的女子，都是写诗歌的，这是他的不幸。因为对海子来说，生存的压力远远大于诗歌的压力。这个无法分清诗歌与生存的小哥哥啊！
　　我用读海子诗歌的方法，读其他的诗人；我读一本诗集，必须找到这个诗人的传记。我不承认诗与人是分离的，一个没有生活理念的人，不可能有独到的诗歌；我甚至极端的认为，人比诗更重要。这也是萨特的《论艺术》把作品与经历结合起来评价的方法影响我思维的原因。当一个人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他除了写金斯堡式的嚎叫，就是对人类文明是一个讽刺。西川的散文写过金斯堡，那时他已经年老了，声音沙哑。假如一个老年人在你耳边这样叫，每一个人都受不了。因此许多人以为诗歌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一个40岁的男人还在写诗歌，肯定是别扭的。但我相信，艺术的天空是广阔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和权利，只要找到合适于这个年龄段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诗歌史上的青年太多了，并不是诗歌的幸运。北岛还在写，于坚还在写，西川还在写，很多40岁以上的人还在写，我祝福他们。

2004-8-2 14:13:02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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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处的光阴是一样的
　　记得博尔赫斯说过，写什么、写到什么份上都是命运安排好的，40岁的贾平凹在倍受争议的《废都》后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我读过肖复兴写音乐的一篇文章，说贝多芬穷其一生达到的高度，莫扎特12岁时就已经拥有了。一切皆有定数，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悲哀的宿命念头。许多诗人的开场白何其优秀，但上台之后就呆板无所作为，或者如鲁迅所言成为堕落的叛逆。我们看到许多人写了几年后，或者由于生活变化不多，题材狭窄不宽广，或者表达胶结不灵动，种种弊端产生了。而且文学史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很多大作家反来复去就是这个题材的扩展，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人生》《姐姐》等的扩展；不断重复自己，表达自己，连大作家都不能避讳。这给诗人的难题是；必须超越自己的命运。里尔克的机遇是，他遇到了罗丹，并且把罗丹的雕塑手法转移为诗歌手法，提升了拟物诗的品位。平民海子没有遇到大师，但他遇到几位追求极为高远的好朋友，代表当时水平的《修远》的骆一禾和《十二只天鹅》的西川，他们诗歌的方向虽然不同，但彼此投挈珍重，而且见面的机会也很多，了解信息方便。比较他们三个86年到89年的诗歌，的确有不少地方在呼应，尤其是海子和骆一禾，同时写到青草、民间；海子和西川，同时写过桃花，海子离世前几天修改的就是桃花诗。但海子的桃花全是出自个人胸臆的幻觉，不同于西川温情畅想的青春故事，这就是命运的不同。
　　读海子的诗，可以发现1986年后大量出现“幸福”一词。这是一个让人重视的事实：中国诗人中，只有海子这么多演绎了幸福的主题。只有潜心追求、不畏世事，把自己理想化的人，在完成自己认定的事业后，才能产生这种身心清凉的释然的感受。他完成《土地》后，骄傲地写道：“幸福找到我/说：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孤独的海子，坚强地为自己的活着找到了理由。这个从安徽贫穷的小山村走出、却歌唱“活在珍贵的人间”的浪漫主义诗人，沉浸于巨大的想象之中，称自己为黑暗之王而被太阳光芒灼伤，引发我们的很多心思。因此从人本主义的立场看海子，也许会使我们对海子本人以及海子诗歌作更深入的理解。幸福是人生范畴的。命运锃亮的斧头和诗歌凛冽的刀锋之间的战斗，海子的风格何其像唐吉诃德，而命运向诗歌哂笑而过。
　　歌德在中年时候去阿尔卑斯山的息斯敏峰休假，写了一首诗歌，当他80岁时候故地重游，看到用铅笔写在墙壁上的这个诗歌时候，泪流满面：“一切都将静息。”你可以佩服大诗人的敏感和激情，能够保持到80岁；昌耀在诗集后记中也表示，失去激情就失去诗歌的最终底线。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的力量把歌德拉近了命运。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名作《恐惧与颤栗》讲了亚伯拉罕向上帝贡献儿子以撒，最后上帝以羔羊代替杀戮的故事。在摩里亚山山顶，得到伟大指令后的沉默中走完了恐惧过程的亚伯拉罕准备好干柴，绝望地用刀子面对在地上刚刚走入颤抖的以撒。我理解了一种命运旋涡，旋涡中不为人知的力量使人无可措手。克尔凯郭尔想通过这个故事，讲清信与罪两个重大命题。接下来的情节是，这一对饱受恐惧与颤栗伤害的父子沉默地下山，“从那天以后，亚伯拉罕变得老态龙钟，眼前一片黑暗，他再也看不到欢乐与愉快”。而以撒呢，“他们回到家里，撒拉迎上前来，以撒已经垂头丧气，失去了信心。世上无人谈及此事，以撒也从不向人提起他所看见的事情，亚伯拉罕更不怀疑有任何人看见过这一切”。
　　因为立波喜欢基督教，我也看了几篇类似的文章，但我却以中华文化消化之，进入不了他讲的信仰。我以为，云层之上是同一太阳，高处的光阴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我喜欢中国方式的解释，这种解释使我喜欢生与死，灵魂的在与无，禅意。92年我买了一本书，讲人濒死的心理状态和记忆内容，我喜欢看埃及的法老咒语，喜欢神秘的宇宙爆炸和生命起源；我曾经相信人类来源于月球的说法，因为那个书上讲得信誓旦旦。我一度认为科学使诗歌丧失了探索精神。但后来，我读到贾平凹的《高老庄》，里面他写到了灵异现象，彻底使我失去了兴趣，小说家的叙述不在生命本体的彰显上，却无端去描写不可琢磨的东西，这怎么可以呢？我一下子认识到，人的本体的重要性。关注自我的发掘，重视自身的变化，比遥远的求知要牢靠。诗歌，它不能承担科学的责任，它不是全知全觉的，它的力量只能在小范围中体现。对于我，它就是表达自我思考的有效工具。你看，我对诗歌的看法不是来自诗歌本身，而是另一种表现手法，多么有趣！立波不相信我的这个说法：诗写到什么份上，就是做人到什么份上；虽然反过来不能这样说。但中国传统就是这样，气节重于文风，技巧寓于大道。现代派的诗人，你可以嘲笑我愚妄，但不能嘲笑天地间你要书写的内容。就像辽宁诗人老剑说的：不能总是写灰的诗，也要美好和善良。就像立波说的，为光明和清澈发言。

2004-8-2 14:13:16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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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高处用语言接住了神秘
我读到穆旦诗歌是世纪之交，语文课本选了他的《赞美》。我认真分析了这个诗歌，以便举重若轻地向学生解释这个诗歌。从语言入手是领悟诗歌的最佳途径。假如你已经读过，就会感到这个纪实性的诗歌是如何被穆旦的激情之流挟带入印象主义的境地；那些欧化的多定语的长句，是怎样有效推动诗歌的展开。但穆旦翻译的拜伦诗集，我却读不到拜伦的或穆旦的痕迹，可能作为翻译家的穆旦，他有意地以传达内容为重点、以介绍为重点，从而偏离了诗歌的轨道。我读到的翻译，陈敬荣、冯至、李魁贤、王道乾、《圣经》等为上品。另外还有多少优秀的翻译者啊，他们不被我重视，看来，一个翻译家遇到情投意合的作品，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94年左右，我和立波的争论集中在：他注意语言，我认为语言是小道，进而以为技巧是小道。我当时以为语言只不过是自我发现的一个环节。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汪曾祺，他在加拿大讲中国文化时提到一个十分有趣的见解：“语言就是内容。”这个可爱的中国老头子说：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只有语言不能表达清楚的思想。饱蘸感情的思想根苗，一定可以开出精美的语言花朵。许多诗人到晚期语言干瘪，是因为没有斩新的思想，没有鲜活的感情，没有神秘的源泉。这也是昌耀所担心的。语言有繁复之美，也有简拔之美，如苏轼言：少时绚烂，老成则简。语言有虚实之美，藏纳之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和“谁和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同样有内涵之美。
因为语言可以技术化，更多的是属于文本层面，是可以用意念来控制的。许多人说某诗语言好，其实是说这个诗歌用最适当的语言表达了最适当的内容。而许多有良好习惯的诗人，如马永波，他不说某诗语言好，他一下子把握了诗歌形而上的成分，从中读解诗歌。他评论我的《阳光洞穿万物》，说在事物高处用语言接住了神秘。太重视语言简直是诗歌之病，是古诗“诗眼派”的恶习。兰波写“O是蓝色的”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种奇怪的游戏趣味，但这种语言的变异却打开一种思考的角度和方向：诗也可以这么写。他提供了一种诗歌技术。
我把梅艳芳的歌曲《女人花》列为第一女声，因为这种声音恰到好处地把内容全部传达出来，一种沧桑、无奈的命运，让人动情。我以为海子的语言非常干净，与他自身的干净纯粹是一致的；里尔克要表达对世界的思考，只能用他的那种天使视角，体现在语言上，我们可以感知挪移用词的方法和对事物间关系的探索力量。有人喜欢说语言是刀，划破思想的果核，我以为，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轮子碾过的痕迹，思想越重，语言就越注目。我读《高更传》，每每为最后附录的一段高更书信感动，虽然我带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高更的其他文字，但我依然认为高更文采非凡，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敢为自己的画命名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可是那么多人喜欢徐志摩。我以为，像他们那一代诗人，对语言的认识仅仅局限在音节上，这是受古诗的影响，他们首先在诗歌节奏上打动人。但是时代在前进，我们对语言的认识要与时俱进。语言的功能，从古到今，第一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第二是修饰文辞。中间的分流我们不必了解，但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点。这回到上面说的：人比诗歌重要。

2004-8-2 14:13:30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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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诗人何为
　　94年，我知道了海德格尔 “诗人何为”的质问，当时，并没有领会这4个汉字组成的词语的重量。但因为迷信一切重量级的人物，我抄录了他在《世界文学》上的《林中路》，买了他的《诗与思》。如同一切操作性技术工作一样，随着年岁的增加，经验依然如尘土拂面越积越厚，必然在内心留下回声。到01年，我以“绍兴第一种”的网名登上了当时名气颇大的文学性网站“榕树下”，恰好见到一次文学征文大赛，我肯定也帖了应征诗歌，应该有些反映，但毕竟没有得奖。但我肯定用自己的判断评价了诗歌，获得一个评论奖，榕树下还给我寄了几本“榕树下文集”算是奖品，这是我从网络里得到的第一个免费午餐，此后我得到了更多的免费午餐，书籍、物品、发表、交友。我的大部分诗歌都是通过网络张贴在报刊杂志发表；很多朋友给我寄来他们的诗集，包括美女紫衣侠、大名鼎鼎的诗歌网络闯将刘春和《诗刊》社的孙文涛先生，很多民刊也到了我手里，从这里我看到许多诗歌爱好者默默坚持的痕迹，他们不被主流诗歌界接受，但民间创造力的存在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这里我体会到了骆一禾说海子在北京受排挤的心境。后来我看到办“流放地”的马文波的诗歌和翻译，我很佩服，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才华卓著的诗人，是介于民间和主流之间的一个尴尬诗人。有一次，我在诗江湖贴了一个《阅读于坚》的读书笔记，那时于坚正好被沈浩波拉去做特邀嘉宾，他看到后，还给我回了贴，这是我第一次和外省有名望的诗人交流，虽然他回答地非常简单，大概是：“谢谢。已读。”这让我兴奋了好几天。到03年，我还在各诗歌论坛和文化论坛像个独行侠一样游弋。后来我看到榕树下的一个诗人联系地址栏里，居然有我的名字，已经让我感到很陌生了。这以后，我从来都用真名，一个小人物，干什么还要神神秘秘的？
　　那时我发现有些大型杂志可以通过邮箱网上投稿，就开始功利性地有目的的投稿。《作家》杂志社给我回信了，虽然是退稿，但我终于可以平视这个刊物了；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两个网站居然把我的诗歌变为繁体字，我看到自己另外一种字体的诗歌，却发现好象不是自己写的，好象一种字体的变化也影响了诗歌的品味，但我理解我一些作家为什么要在介绍自己时候都注上XXX是繁体发表。我热爱北大精神，以为“北大新青年”是一本书，就去了，见到自己的名字只是出现在主页上，跟贴的人也不多，就没有再去。假如哪一个网站给我的跟贴多，我就多呆一会。这样就有一些诗歌发表在报刊，《中华文学选刊》《诗选刊》《诗潮》《扬子江》等，我感谢网络提供的这个机会，没有网络，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去给这些报刊投稿的，因为通过邮局的费用很贵，而且我又不认识其中任何一家的编辑。有几个杂志社给我回信，说我成为他们的培养对象；我就等稿费，有些3年过去了，可能永远没有了；有些给了稿费却很少，这让我很失望，我转了几个圈之后，就定下心来写教学文章，那种稿费比诗歌高多了。我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只知道热爱也要节制。
　　我认为，写作和发表是两回事，承认和回音也是两回事。写作是表达和释放自我，发表是证明和体现自我；但价值的观念每个人不一样，尤其得到白痴的千万次回音，不如得到大师的一次渺小肯定。但是无论如何，低薄的稿费无法证明一个诗歌的价值。现在诗歌的稿费制度是以行计算的，没有名气的是每行2、3元，有名气的是每行10元，这说明不了什么。一部小中篇6万字，至少有3600元，会写一点的小说作者不用一个月；同样力量的诗歌能够获得这个价值？诗人也要生活，即使一个月发表15首诗歌，每首40行，这个诗人的成绩相当不错了，也只能得到2000左右的稿费。一个普通小说家的稿费远远不止这些。我的文友海飞一个1千多字的故事，得到3千元的稿费。所以，用美国诗人默恩的话来调侃：“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高贵之中又是多么无奈！

2004-8-2 14:13:42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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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展示整体力量
　　手作为与世界发生直接关系的要素，已经在日本作家清冈卓行的艺术随笔《米洛斯的维纳斯》中提到。这篇2000多字的短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思考：在这个世界上，残缺是不可缺少的美，是一种根本无法弥补的力量，就像维纳斯的断臂，对作家的诱惑胜于其他。我理解这种心态，因为他已经把断臂的维纳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添加了双臂的维纳斯反而对他是对完整的破坏。有关罗丹和手的一个故事，也再次进入我的视野。罗丹雕刻巴尔扎克像时候，人们首先注意的是他胸前的一双手，罗丹毫不犹豫地斫去它们，说：“我要的是整个巴尔扎克，而不是这双手。”这是我高中作文的一个材料，一直到我当老师，我才认识到，诗歌也有这样一双看似精美其实多余的手。从文本角度讲，执着一念的许多方式，都会无意造成要命的“罗丹的手”。
　　80年代末，我读到的大多是朦胧诗，更多的是古典诗歌和50年代传统的诗歌，加上当时的艺术导向是趋向概念化的，于是重视对突出形象的句子、词汇的记忆，往往割裂了整个诗歌的文本，这也是一代青年人的通病。年轻人对世界看法的偏激，由此也可以从思维上体现出来。到90年，我读叶赛宁和莱蒙托夫诗集，还是对其中的表达理性精神的诗句感兴趣。当时我从大学图书馆中抄叶赛宁的资料，满满一大本，那些蓝黑墨水的笔迹大概表示一个渐渐的变化；我开始从诗人生平理解诗歌，不再局限于句子本身。后来，我认为读诗歌，既要从诗人的角度理解诗歌，更要从诗史的角度理解诗歌。91年开始读海子，我惊讶于海子表达的随意而精确，他的一个诗歌的开头“也好”让我感叹好久：哪一个诗人这样轻巧落笔啊！我思索：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开头？这个答案只能从这个诗歌的情感角度出发，那种看似不在乎其实刻骨铭心的情感。从海子开始，我逐步体会到如何读解诗歌的路子。那时侯，我已经21岁，这是一个乡下佬自己把握到的诗歌精神。
　　杜甫面对泰山，爆发出“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和境界，这时候他也是一个青年，同样的年纪，性命的差别就这么大，而我对诗歌的理解才刚刚开始。我也想居高临下读懂别人的诗歌，用诗歌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我能够打开这个开关，要到2000年，那年我把自己的20多个诗歌都命名为《心境》。这8年里，我在没有人领导的情况下像恩格斯评价马克思“在黑暗中摸索”一样自己摸索，找到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关键。每一个人处境不同，是因人而异的，对我来说，仅仅是用自己习惯的文本表达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心境。我以为这就足够了！哪一个文学史中的中国诗人不都是这样的？李贺是这样的，辛弃疾是这样的，纳兰性德是这样，我们绍兴第一才子徐文长也是这样。那时，立波正在鼓吹“高迈的诗歌”，他借用基督教的精神，“为光明和清澈发言”，但我依然认为他诗歌中最好的还是写出命运的《还乡》13章、《葡萄墨轴》和《光阴的故事》，他用他习惯的文本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心境。
　　许多人假如还像我一样对诗歌的突出句子、词语迷恋而没有从整体读解，造成的恶果是诗歌表达时候也会无形中重视这些，影响诗歌整体力量的推进，这样他就永远进入不了昌耀式诗歌的大世界。他既不能体会昌耀 “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炊饮” 的沉重感，也不能理解昌耀“善与恶的角力”的历史感，他将永远不能进入一个伟大诗人的视野，只能在大地表面飞扬尘埃的背影里沾沾自喜。假如要我说一个诗人的事业，那就是把人民从大地失散的东西收集起来，至少也要把自己从生活中失散的性命收集起来。辽宁诗人韩忠说我的诗歌局限太大，我说我只能做后者的事情，因为自己的生活实在太简单了。但是，02年的《心境》，我已经把自己提高了一步，那就是，慢慢将自我圈子放到社会生活背景中，把自己的心境作为一代人的心境来记录。我也许做不到闻一多那样“说和做统一”，但我在努力，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平凡的生活着，细致的体验着，真实的记录着。

2004-8-2 14:13:57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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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写作生涯
　　萨特把回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写作生涯》，里面虽然充满内心的进化，但无法掩盖其贵族气。92年暑假，在毕业等待分配的焦虑中，我完成两个诗剧，写在笔记本中；我后来一见到笔记本就写不出东西，喜欢在白纸上写，如果是信纸，我也要翻过来用，这个怪癖肯定影响我的写法。我根据凡高和高更的故事写了三幕诗剧《黄色小屋》，每幕以提奥的独白开场，中间全部穿插他们两个男人的心理独白。你肯定知道，这是模仿海子的。我在一个二楼的独间木阁子里，头上是被夏天太阳烤焦的乌瓦，瓦下是汗津津的我。那时我是多么单纯，毕业了，没有关系也不去找关系，不知道毕业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只知道毕业可以赚钱给家里了。假如那时我不在草塔古镇，而是像我的同学初明分配到深山里的陈宅小乡，为了改变命运，我走的路就会两样了。
　　我读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但许多书我没有印象，阅读的时候要学会自动过滤，把有用的留下，无用的剔除。我的记忆并不是很好，我对自己写过的诗歌背诵不出来，苏联一个诗人可以把自己所以的诗歌都背诵出来，让我感到惊讶。我读过尼采的诗歌，以为尼采仅仅是个诗人在德国历史也有一席之地。我有泰戈尔5卷本，喜欢他的多神论却不喜欢他的琐碎。04年春天和回地、立波在一个旅馆里，我读一个英国女诗人，我说这种清洁的表达和海子一样。我看过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只对其中几个感兴趣，对血腥的、暴力的诗歌，我没有去看；我不需要这些场面来满足自己的表达欲望，但是同样写到“骨头”，海子的我就喜欢，因为他是带着死亡也爱着的心理来写，不像托马斯的自然主义描绘。立波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现当代四大诗人，应该是艾青、昌耀、骆一禾、穆旦，我也以为这四个人对诗歌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我只系统的读过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只读过一点点，我很骄傲，因为这里有两个浙江人。对穆旦，我往往和里尔克联系起来，穆旦是人间的里尔克，里尔克是天使的穆旦，但是穆旦写诗歌的时候年纪太小了，厚度不够。
　　立波对我说过：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那时侯大概在93年，大家都年轻，还在讨论艺术问题。现在大家都因为生活而分开，电话里也讨论不到什么东西。更何况，国家和民族、政治和经济、公德和良心、历史和命运，太多的共性之间把人的个性削弱了。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夹缝中一个人寂静而寂静的写作，已经是奢侈的行动。我在这个文章中提到许多人与事、作者与作品，并不是为了显耀自己，因为这里有的是伤疤，而我没有暴露伤疤的癖好。这是一个平常人的倾心独白，属于我自己，也属于天涯，属于天涯的那些朋友。现在我要匆匆结束了，在不能决定一个最佳的谢幕方案之前，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04年6月14日始，04年6月30日完）
　　（给天涯一切热爱诗歌的朋友）

2004-8-2 14:14:28

边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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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2 14: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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