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彩

●窦宪君

我和彩坐在阴凉地儿里。

彩的几个弟弟妹妹，还有我的小妹，还有孙家的几个，在阳光底下跳皮筋儿。我和彩不动，彩不爱动，彩从来就是那个样子。我喜欢和彩呆在一起，也不动。

彩手里握着一截木棍儿，在地上画着，画花儿，画鸟儿，画过了划掉，再画。彩这样做的时候，弓着背，身体像个弧线，后背一侧凸现出一个鼓包。这个鼓包在蹲着的时候明显些，站起来鼓包藏在衣服里，不细看看不出来。

我不怎么注意彩的后背，彩就是彩，不是哇啦哇啦叫嚷的群，不是趾高气昂的朵，不是鬼了鬼气的叶，身体长什么样有什么关系哪，并不影响我们要好。彩好象也不注意这些。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一个院子里有一群孩子，时间久了就分成团伙，彩和我是一伙的。

彩家秭妹五个，彩是老大。彩的母亲生了彩之后，生了病，奶少。彩吃不饱，顿顿喂玉米面粥。喂到一岁了，别家的孩子可以走路了，彩还是软软地躺在摇篮里。我出生时，已经两岁的彩才开始学习走路，这时大家发现，彩的后背竟然无法伸直，背上像扣个大碗。

背上扣个大碗的彩，仍然长大了，我们上学，彩也上学。彩的个头矮，我们长个她不长，不过，矮也没有什么关系。个子矮矮的彩聪明伶俐，学习好，大家公认的好。院子里的大人们，提到孩子们的学习准会提到彩，希望自己的孩子向彩看齐。

彩是最好的，我崇拜彩。

我的小学是在街道上办的小学里渡过的，校址是原先的清真寺，破旧，离家近，两分钟可以跑个来回。彩有个姑姑在镇子上的中心小学当老师，小学就去哪儿念了。因为离家远，彩每天早晨总是比我们早一点去上学，放学也是回来的晚。彩因为每天多走很多路，经常带一些见闻回来，令我好奇和羡慕，我因此觉得学上得没有彩郑重，私底下央求母亲给转学。母亲不同意。母亲说，去了那边，就不能免学费了。再说，只要好好念念书，在哪儿都一样。没办法，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日常里，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找彩玩儿。彩经常说学校的事儿。彩是班干部，学习委员，天天要收学生的作业本跑办公室。她说她根本不喜欢干，那些作业本好重，抱到地方累得胳膊发酸。我觉得那不是她的真心话。在我看来，可以出入老师的办公室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我没有她的荣耀，最多只当过小组长。想要老师表扬，得多给老师缝几个黑板擦，缝的时候还要偷偷地，不让母亲看见。母亲看见，会心疼她的绵花。彩用不着这些，彩仿佛天生就是学习的料，仿佛毫不费力地，年年都背奖状回来。回来的时候笑迷迷的，连脸上的蝴蝶斑都笑迷迷的。

初中时，彩升入镇上的一中，我升入二中。一中挨着蚂蚁河，依山傍水。二中是原先的普照寺，在半山腰上。由庙改成学校已经有年头了，是不是因为庙的关系，至今我对二中的印象无法和青春期连在一起。有几次，我又萌生转学的念头，心思常常被些杂七杂八的念头占着，学习成绩稀松。

我所就读的二中，到了高中变成了职业学校，普高要去一中念。这样我终于有机会和彩呆在一个学校了。升入一中以后，我着实兴奋了好久。环境的改变，人也像是要飞一样，尤其是新学校并不十分陌生，有彩在嘛。

一中离家远，七八里地吧。那时候上学大家多半是步行的，谁要是有自行车骑，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儿。彩没有，彩已经走了四年了，我也没有，好在我可以和彩搭伴走了。冬天时，天亮得晚，黑得早，黑了也不怕，有彩说话儿，说着说着就到了。那时候，为了省时间，少绕路，我们不听大人劝阻，天天傍着铁路线走，踩着路基中央的枕木，或者在铁轨上学着走钢丝的样子，一步三摇地找乐子。彩不常这样，彩由着我走。彩走路快，小跑一样，常年练出来的，以至于我这个大个头跟她走都费力。

我们天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彩的脑子里仿佛装了无数个盒子，随便打开一个就是一个精彩故事。我几乎不记得十岁之前的事，也不记得和彩一起玩过的情景。彩记得，彩常常提到我哥。我哥比她大四个多月，她学会走路时，哥就领着她玩儿。那时候，彩家借住在我家，两家住南北炕，两个孩子像一个家庭的一双儿女，她从会走路就跟在哥的屁股后面。彩还说，她吃过我妈的奶，要不是我哥吃得多，我妈的奶可以养活两个孩子的。她说我哥小时候好玩，过年了，大人们会给孩子买一种小蜡烛，又名磕头了。邻家的三叔告诉我哥，那蜡烛点着了，一磕头就没有了。我哥当真，左磕一个，右磕一个，还是有，急得问三叔，它咋还有哪。我哥还有更好玩的，捏着公鸡的嘴在墙上写字，让她望风。

彩对很多事记忆犹新，奇怪，彩只比我大两岁，而我像是活在真空中一样。彩喜欢回忆，越大越说小时候的事儿。彩已经十九岁了，十九岁的彩只有说起旧事时，头才仰得高高的，背挺得直直的，金色的夕阳中，一张生动无比的脸。

大多数的时间，走在路上很遭罪的。刮风下雨，数九寒天，躲都躲不掉。一次，初冬时节，赶上雨夹雪，天黑下来，漫天的雪花在天空中飘着，衬着车站的彩色大灯，很好看。只是，雪花落下来，即刻化成水，落在身上，衣服湿透，好冷。我和彩打着一把伞，雪从对面斜斜地刮过来，打在脸上，睁不开眼睛，伞只有支在正前面才起作用。我们踩在路基中间的枕木走，步调一致。我们大声地说话，不说话嘴就要冻僵一样。从前方传过来的汽笛声响了好久我们也没有听见。突然一道大光打过来，我们猛然意识到，尖叫跳出去，蒸汽机机头距我们只有两三米远了，眼瞅着就要压过来。

我和彩傻站在路边上，看着火车机头“呼嗵，呼嗵”地开过去，好一会儿，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同时，司机的谩骂声传过来。我们醒过来，撒腿就跑，跑出很远，停下来，捂着胸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始笑，大笑。

雪花依然飘着，飘到我们的脸上，化成水淌下来，还混杂着我们笑出的眼泪。

我们回家谁也没有说起那天发生的事，过后很长时间，只要想起来，我们就会向对方发出感慨，那天呀，假如，假如……。

一年又一年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从一个院子里出去，从自家破败的土坯房里走出去，天天去学校，好漫长的时光啊，背着同样的帆布书包，匆匆忙忙的，一切看起来非常有意义，时刻梦想着有一天走去外面的世界。

那一年，彩高中毕业了。很多人收到了大学入取通知书，彩天天盼着，彩的分数最低也可以念个师专什么的。可是，一个假期过去了，什么音讯也没有。

彩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是考前的体检出了问题。

那年秋天，彩走了，去了一个外地的亲戚家，一去就是几个月。我以为彩不会回来了，彩写信来说，她在外面吃得好，住得好，长胖了。我希望真是那样，彩的亲戚家有权势，彩家是工人家庭，不能比的。要入冬时，彩回来了，彩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胖了，看上去倒是瘦了一圈。回来的彩，不顾阻挠，又进了学校，参加了我那一学年的高考。彩家孩子多，都在念书。彩的母亲因为要再次负担起彩复读的费用，平日里总爱唠叨。彩不爱听时就躲到外面去。她有时会叫上我，我们一起去爬山。

我和彩又恢复到一起上学放学的状况。彩心情不好，尽管她遮掩得好。我也不好，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和彩一样，几乎把人生的希望都放在象牙之路上，越往前走，越觉得进了死胡同。

彩后来说，她原本不想再考的，指望亲戚给她找份工作，什么活儿她都愿意干。结果，又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工厂愿意要她。她说她不服气，一定要考，不做老师可以学别的。彩说这话时，咬着嘴唇，说完了，低下头，长时间沉默不语。我意识到，身体的缺陷真真正正地在影响着彩的正常生活。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彩，我也有她那样的无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着，天空下着雨，不知道要往那里去。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走散了。

那一年，我落榜了，彩仍然没有敲开大学的校门。我们都在那一年选择了离开。彩去了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学，做了一名乡村教师，我则离乡背井，去了几千里外的父母的老家——鲁西平原上的一个小镇继续读书。

我们离开成长的地方，我们嫌它杂乱，破旧，像个笼子。我们离开得义无反顾，更像一次名正言顺的离家出走。我们不懂得珍惜，只看重理想，选择逃避，忽略亲情，时间是什么，统统地丢在了身后。

我看见彩了，多年之后，看见已经做了母亲的彩。乡间的风把彩的脸吹成了紫红色，她一身酒气的丈夫立在彩的旁边，身体足以装下两个彩。彩笑，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气息从彩的眼角飘出去，飘出去了，便雾一样地散了。

我们已经无法坐下来，中间似有墙一样的东西隔着。

我现在想回去了，回到破败不堪的大杂院里，坐在月亮底下，一大帮孩子们在一起。我和彩坐在一边，我看着彩画花儿，画鸟儿，画过了划掉。彩依然弯弯的身子，背上像扣个大碗。这有什么关系哪，这一切多么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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