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去合肥，在一个聚会上见到了有“九十年代民刊见证人”之称的民间诗人阿翔。但凡听力不佳的人，他的语言表达也一定是含糊不清的。吃饭时，看到阿翔一直在高兴地和朋友们说个不停，那带有方言的话有时我听明白了，更多时候听不清楚。估计别人也是听得云遮雾罩的。或者，他说什么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说！刚好手上有一本诗人车前子的随笔集《云头花朵》，作者在书中调侃说，他生下来时大笑了一声，结果受惊吓的护士失手把他扔地上，摔折了一条腿。想起诗人拜伦，也是腿有残疾，还有失聪的贝多芬、失明的荷马、博尔赫斯、阿炳等。有时候，一些疾病，是天才的印记，是神启的智慧。一些病疾是生命状况的一种休整和调节，有着本质上的涩滞和沉重。在向真理的圆心作螺旋递进的过程之中，在生命的向度上，飞旋的转轴需要慢下来，再慢下来，增加生命的容积和质核，个体的轻飘才不至于像水珠一样被瞬间的离心力抛掷而去。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说过：“倘若没有人生的艰辛，则没有诗人”，深以为然。话题还是回到阿翔。从诗歌报对他的采访记录上了解到，他在长江边上住，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工厂工作。据说他因为耳背在街上走失了和他在一起的幼小儿子。是一个在困窘中生活的诗人。生活对于他是减法，他丧失左耳的全部听力，右耳仅存一点点听力。因为自身的残疾和主流社会有了很大的偏离。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诗歌，犹如迷茫的黑夜看到了星斗，行动有了方向。诗歌对于他是一种生命的表达。这种诗歌的表达对于他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失聪使他远离了一些喧嚣，更多的依赖心灵的感受，得以清醒看世界，获得一份从容和镇静。他把人生诸般滋味用诗歌表达出来，用文字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形成思想上的交融和共鸣。诗歌对于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救赎和激赏。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诗歌，也就没有阿翔。

一个诗人是因为坎坷际遇才成为诗人，还是诗歌给了诗人的人生多舛。或者这是一对二律背反的命题，永远没有答案。现实是非诗意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无不是对艰辛生活的超拔和俯瞰。诗歌因为金字塔尖上的位置决定了诗人具有着异于常人的秉赋，人格与现实将面临极大的冲撞。诗人从来都是社会的晴雨表。从一种带有宿命意味上的感伤来说，许多诗人都是性格中有残疾的人，如稽康的孤傲，阮籍的癫狂，以及天真、耿介、冲动、神经质、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等等……现实生活所能激发的偏颇，都被一代代的诗人诠释到了极致，也是以人工来印证天赋的有无吧，可不可以这样说：是诗人自身的一些缺憾演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尖锐矛刺，带来异于常人的痛切感悟，促使着诗人的灵感和睿智从琐碎生活的卑微中源源不断地脱颖出来。

马永波说：“相信天才、对苦难敏感的心和后天的努力、遭逢，是成就一个诗人的三大要素。”然而，诗人最终还是需要从自身的苦难遮蔽中走出来，也只有从自身的束缚和限制中超脱出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源于对世界的探寻和热爱，诗人实现了自我对社会实践的参与。但仅仅做到这一步是远远不够的。诗人必须超越自身的苦难，一己的伤痛，进入一种更加开阔的大视野、大空间。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诗人见证了历史。同时，诗人什么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的诗人角色，不把自己悬浮于大众之上，进而拥有一颗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平常心，那么，他的吟唱才是和谐的，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