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金

　　写下"传统"这样的两个字，我生怕它太大了，生怕它超出了我想要表达的那层意思，可是仔细一想，担心是多余的。在我身上，传统并不是作为文字书本或者历史存在的，传统只是我内心里根深蒂固的那部分印象，这让我想起康德美学中关于先验的提法，我生命中存在过的一草一木总跟随着我，影响着我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这股力量比前人在书本上积累下来的观念比那些文字和历史要大得多。我想，这一草一木就是我心里的传统了。
　　是的，我离开滇西有九个年头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山可以小一点，水可以静一些，但它们都必须存在，否则心里总会感觉身边缺少什么。看书却不一样，有时看这个有时看那个，只要得有道理大都能看，但如果要把书本上的文字和历史说成传统，那么，这样的传统太无形了，远没有一棵草来得亲切和实在，心里难免不愿接受它们。不久前与高中同学通电话，说小镇上种的樱桃开花了，然后谈光阴，感慨这写么多年的时间，如果生个小孩的话也早该有狗那么高了--它的这句话突然让我兴奋起来，是啊是啊，该有狗那么高了。可是，狗和小孩又有什么关系呢？狗是狗小孩是小孩，可小孩和狗一旦被我们无意中联系在一起，很多往事就变得清晰了，比如谁是什么季节出生的，谁是和哪条牛一起长大的，谁被哪家的狗咬过，又比如，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富余的奶水喂大了两只猫。
　　于是，我和猫撤上了关系，和狗，和牛，和季节，和当年的庄稼，和更多的事物都撤上了关系，这些事物有的母亲帮我记着，有的我自己记着。
　　当我碰触到别的经历，当我面临抉择的时候，这些事物就像一个又一个气泡，从水底冒出来，左右着我的判断，这使我更加坚信，滇西的这一草一木，这才是我的根，才是我内心里真正的传统。
　　
　　
　　◎　风吹来的美
　　
　　下关的风是闻名遐迩的，位列大理四景之首。
　　在小站广通下火车，换乘中巴往西走，以前需要半天时间，现在，大约三个半小时到达下关了；许多年来，这一直是我每年迁徙的一部分路途。车往西走，慢慢的就有风吹来，越吹越大--这样说听起来像吹气球，也像儿时吹猪尿泡--但风的确是大起来了，刚开始头发先感觉到，后来是鼻子和嘴，直吹到最后是泪花。
　　风让我我想起来，有次去送女友，女孩在车窗口探头落泪，看着看着有点心痛，写了首很小的诗，诗就叫做《我知道，有风》。

　　我知道，有风
　　正吹着你。
　　你的小脸动起来了
　　眼珠子要出来
　　鼻子想缩回去
　　现在，你要捂住它
　　捂住它，捂住它
　　一定要等它安静下来
　　一定要让我想起，你要回去的
　　那个地方，有时候
　　也有风这么吹我。

　　是啊，有时候，被风吹着和迎风流泪，都是彻彻底底的一种感觉，是一种真正无法替代的美。
　　大约下午四点，汽车到达下关，这时候风小了些，找个地方先落脚，六点种我重新探出头来，这时候，我离风的美已经很近了。
　　风的美在不知名的山坡上，通常是在那些长满草的地方，黄匹草或其他一些蒿草，偶尔得有几处坟冢，也要长满荒草，不能有碑文。一个人横穿公路，沿着小道走上山坡，回头看看整个小城，密密麻麻的青瓦民居，包裹着几处稍大一点的庭院，约莫是庙宇或者图书馆之类，更远处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楼房，同样被山挤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小城就是大理下关。带着吃的喝的和报纸之类，在蒿草从中坐一会儿，等太阳下去，太阳下去了我就准备下山，这时正个人的缝隙里早已灌满了风，人变得轻飘飘的，脚下稍微用点力就可以飞起来，像只鹰，要么像风筝那样在空中停留几分钟，然后突然俯冲下去，我想着美，开始飘下山。
　　回到小城，天基本上黑了，风还在吹，有的地方亮着灯，有的地方没有，卖民族工艺品的店铺门前有人走动，有个白族少女从一道门出来，左拐右拐，很快就找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走，我坐在公车站，是别人在走，是漂亮的白族少女在走，是风在走，从我的眼睛走进去，从耳朵中走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用我感觉得到的最美的速度在走。
　　在住处，翻开一本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从故乡出发的雪》。我的故乡是很少看到雪的，但我们有风，就像今天，风变得异常亲切，人睡得就很塌实。
　　第二天，我搭车回家，一路上也是这样的风，一直吹着。

　　
　　◎　远去的声响

　　心目中的寂静末过于山梁上的那三株沙松树，也许，寂静并不适合它，我这样修饰它，完全是因为它整齐、庄严而又残缺不全的样子，它说不清的由来，以及，它的苍老。由于红土山梁的衬托，它只是一团黑影，从我第一天看到那座山开始，就立正着，从来没迈出左脚，也没迈出右脚，有风大的时候，很远的就能听到它神秘的沙沙声。 树的存在，仿佛是为了尊严，是为了年轮，或者，是为了沧桑，这么多年来它从未动过。
　　据说，这树是山神树，可能是布依族或是其他什么民族留下来的，树的历史和树的外形一样充满着沧桑。在一个名为"红白旗"的民族动乱中，树的主人也就是定居在此的民族已被清洗，即使当时他们有所存活，也已远走他乡至今下落不明。我不知道在那样的灾难中人们是怎样度过一个火光冲天却又寂静如斯的夜晚的，又是怎样悲伤而又慌乱地携家带口翻山逃去的；如今一切都早已平静下来，村民好多年没听到任何撕杀的声音了，有时候连一个野兽的呼啸都没有；那么，树存活下来了它会孤独甚至寂寞吗？或者，它会悲伤吗？它会感受到自己的沧桑吗？
　　关于动乱，当地人连个大概的时间都无法说清楚，翻开史书，这样的民族清洗只有在元代或清代才最有可能发生，才最有可能在滇西这片相对安静的土地上更换居住者形成像这样一个杂居的地域。这么说，我看到的山不是原来的山，树不是原来的树，人就更不是原来的人了；而这几百年来，看到过滇西原来面貌的，也只有那三颗沙松树了，历史真正存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树的敬畏和迷信，对山的膜拜以及对人的朴实，以及那些年迈的述说者。
　　更为可悲，小时候上学登记，我问祖父我们是什么民族的，他的回答比我想象的要多出好几个字。
　　"你问我我问哪个去？"
　　说过之后他笑了笑，然后又摇头。我至今无法揣摩他老人家那个动作准确的含义。我的个人档案上，从此填上了"汉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意味着，我不是几百年前余留下来的。

　　
　　◎　黄昏
　　
　　黄昏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时间。黄昏是一个心理概念，它的存在总是很短，只有它在我们的心中贮存下来，黄昏才无处不在。黄昏像一个影子紧跟着我们，有时在古城长安，有时在沧州或者枣庄的乡下。要么恢弘。要么小巧。要么，仅仅是一颗水珠一轮夕阳，一两个年轻女子。唯独能够确定的是，黄昏总会有个背景，这个背景在我们内心早已规定好最佳形色，是传统的，先验的，我们在现实中也许从未见过，但在我们心里总是有这么个黄昏的，我们自始至终都无法真正摆脱它而单独去面对眼前的小景。
　　现在我记起的这个黄昏是多年前的黄昏，我坐在屋后的小山包上，左手边是溪流是阔叶林，右手边，母亲在相对潮湿的着几棵杨柳的洼处开了菜地，到了冬天豌豆花油彩花一块开放并被几条串着着小水塘的沟渠隔开，看上去一小片一小片的，像衣衫。这个下午母亲带着外孙给菜浇水，浇完水她抱着一捆青菜回家，三岁的外孙像个铁蛋子跟在身后，进门时情景和我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很快，家中的灶房有炊烟升起，起初泛白而后慢慢呈青色，到山下干活的村里人一个个回来了；左边的树林传出一阵鸟叫声，溪流也响起来，周边不再寂静，或者，寂静之前得这么热闹一会儿。现在就是那一会儿，天还没黑，我独自听着这些声音，感受渐渐变凉的风，看着家，忧伤就莫名其妙地来了。
　　而刚才，我享受着家的种种好处。
　　鸟的叫声和其他一切声音慢慢地平静下来，我在小山包上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似乎听到母亲在喊我，仔细一听，果然是母亲在叫 "憨包--憨包"。应了一声，起身准备回家，抬头一看，天全黑了，远处山上的灯火和星星融为一体，分不出哪是哪，在我记忆中这里是没有这么多灯的，那时候我一看就知道哪儿是山哪儿是天空，可是现在不同了，几年不见，几这么黑不溜秋的，怎么也分不开。
　　后来细一琢磨，大概星星多一点的地方是天吧，那么，稀疏一点的地方一定是山了，于是摸黑回家，爬着爬着，路才慢慢地变得熟悉起来。
　　
　　
　　◎　酸木瓜·桃醋·多衣

　　在我的印象中，最酸的东西肯定是酸木瓜。有个故事说，一贫一富两个人打赌，分别砍着对方吃东西，流口水算输，结果是贫者的酸木瓜赢了富者的大鱼大肉，木瓜的酸由此可见一斑。
　　"吃不到葡萄倒说葡萄酸"，想起这句俗语，同样折服于其中"酸"字的准确，其实这酸不是虚伪不是鄙视而是很真实地流口水，也就是馋，得不到的东西是拼了命也要试一试的，得到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眼泪鼻涕一起抹，嘴得撮一下，搞不好弄个痛苦的表情，其中滋味才称得上酸。
　　小时候只要看到酸木瓜的红花一开就开始等，就开始想象它的酸了，找准机会咬一口木瓜芽，几天饭量肯定少不了。但母亲很反对这样吃，她把酸木瓜切片拌以食盐和辣椒腌起来，减其酸性而回味大增，来年雨季炒山菇和鸡菌枞算是美味，煮鱼汤喝也没得说。
　　只可惜，这种酸果并非真正的木瓜，树身不粗实，枝条上却长满了木刺，人爬不上去，乐趣自然少了许多，但酸还是有的，过了这么多年，想起酸木瓜来，口水还照旧得流，也还是那种酸溜溜的感觉。
　　相比之下，桃醋这东西酸味要淡得多，而且，在坛中泡的时间长了还会显甜。儿时看到母亲摘青桃，总央求她少泡些桃醋，因为她每次摘下桃子把它轧开并放进醋坛，树上的数目就必定会减少，而我的意愿是让桃子留在树上，从五月到八月，放学回家我可以悄悄爬到桃树上去玩一会儿，乐此不彼。
　　后来稍微长大了一些，自己也栽几棵桃子，不论是五月熟的六月熟的还是八月熟的，三年都能挂果，这时又希望母亲能多泡些桃醋，希望春夏之季能够吃上像黄瓜、凉粉、莴笋或者粉丝这样的凉拌菜。我们现在吃的陈醋那时我们叫做醋精，我们闲它酸得太薄情寡义、没有真正的醋味，况且要先兑水才能食用不如桃醋来得方便，价钱在当时我们也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所以桃醋是上上之选。
　　再后来，离家的时间长了，我才发现自己对桃醋情有独衷。有回过年回家，小妹问我，哥你吃不吃凉粉，我说可以不要凉粉，只要桃醋，于是有凉粉吃。
　　还有另外一个酸东西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多衣。"多衣"两个字其实应该都有木字边，要不然这两个字什么也代表不了，可是我想象出来的那两个带木字边的字我怎么也打不出来，只好找两个简单的同音字代替了。多衣的树要大一些，可以长几十上百年，木质不特别坚硬但韧性很强，儿时经常玩的陀螺就有用多衣木做的，多衣木的陀螺很少开裂，如果碰到石块或钉子瘪了下去，第二天一般也能够恢复，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以柔克刚吧。起初玩的陀螺是祖父做的，他当过木匠做出来中看更中用，和同伴玩起来准赢，可后来有一次耽误了作业，挨了他一拐杖后再没有玩过这么好的陀螺，我那时有个心愿，就是要做个好陀螺与伙伴一较高下。
　　其实，更值得回忆的不是多衣木陀螺，而是多衣果。刚上学堂那阵，前面坐着个姓罗的小姑娘，她书包里常有两个塑料包，一包是食盐和辣椒末，另外一包就是多衣果。下了课她总是先低头吃两颗--或者多一点吧，我不知道她吃的是几颗，就说成两颗，这无关紧要--然后回头笑，笑是很准确的，我保证她笑的绝对没有多一下，笑有点像得意，也有点像鬼脸。有时她更高兴一些，也会分多衣给我吃，那小东西又酸又涩，我不知道她吃了之后是怎么笑出来的，她说多衣有回甜味，不幸的是我一次也没吃出她那个味来。多衣有时也换成橄榄，也分我吃过，而且橄榄我吃得出回味，只可惜光阴荏苒，感觉没吃几回就到了中学，她还坐在我前面，只是多衣和橄榄少了，那样的笑就更是少。
　　后来回家碰到她，她已是另一个小姑娘的母亲，问小姑娘你喜不喜欢吃多衣，竟不知多衣为何物，她只知道橄榄。
　　
　　
　　◎　珠栗

　　珠栗是我私下起的学名，在滇西的方言中它被称为珠Liao，Liao为平声，字典里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字，故擅自以栗代之。
　　珠栗，多年野生常绿阔叶树，木质沉实，实如珠，豌豆大小，似栗非栗，味比栗香，炒后食用最佳。
　　少年时，秋天钻山林，最终目标就是珠栗，林中珠栗甚多，但去皮很麻烦，常常都是几个伙伴一起挣抢，统统塞近书包里，坐在山梁上一颗一颗用牙咬开，回家央求母亲用铁锅炒黄，改天可获得好滋味。
　　抢珠栗的生活终止于一次恐吓，多嘴的人说在珠栗丛中遇到野猪，先是家里，然后学校也跟着下了禁令，就说珠栗绝对不能捡。捡是不能捡了，不过还能吃上，每到赶集的日子，五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兰花碗珠栗，兰花碗在当时算是很大的碗，五分钱也不算少。那时侯我是不知道心疼钱的，让我感到心痛的是，我坐在操场的台阶上吃了一个下午的珠栗却吃不出味来，真正让人回味的吃法早成了过去：我们坐在柞木树梁子，把那些带刺的躯壳一个个用牙咬开，把珠栗一颗颗地剥出来，我从个过程中得到了满足。
　　我是幸福的人。一个二十岁的在广东东部小镇教书的小姑娘会每天给我打电话，隔一个月坐长途汽车来看我一次，她买她喜欢吃的东西，买书和衣服，有时候买布娃娃，大老远的给我带过来。后来我们吵架了，我们各自缩在自己的小屋里思索，分别抽烟和咳嗽。一个月后再次打通电话，我们告诉对方幸福怎么来得那么容易啊，有时候真不敢相信这就是真的，我还告诉她我一直把她当成艺术品，她说她也把自己当成艺术品了。于是我们继续打我们的电话，继续看我们的书并且写下一些文字，慢慢的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件艺术品了。
　　这个小姑娘的名叫若真，我说等她再长大一些，等她能完全决定自己的时候就会变得真实了。我还和她说起了珠栗，说起珠栗的那天，我坐在她那个从什么角度看出去都是村庄的窗子前--突然被幸福和疼痛击中--眼泪不知怎么的就无声无息流了出来。
　　

　　◎　那一亩二分干田

　　干田是我三岁那年分的，是水田的补充，全家六口人，总共分得一亩二分。作为劳动工具，每户还分了一头水牛，我的童年，基本上就这样从干田和水牛开始了。
　　由于地势较高，干田在旱季不会有水，每年秋天收完水稻就该开始种植黄豆然后种植麦子或者油菜，这样的种植习惯引申出了两个名词，春夏季种植的作物称为大春，秋冬季的作物称为小春，大春为主小春为辅，这样重复耕作。收获的时候几乎所有男人都肩挑着收成沿剑麻丛间的小路回村，每每走上一两个钟头，这种真正的汗流浃背的劳作，坚实的脊梁和秋日下闪光的臂膀，黝黑的彻底男性化的肌肤，血性的生存方式，是对田、对种田这样简单的名词的最具说服力的定义。
　　对于孩子来讲，干田却绝不是一种劳作更不是生存，而是一小块田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被蒙昧的童真沉积，具体，却不真实。或者说，这些事物其实早就被刻意的成长经历模糊掉了，已经被藏在人生的最底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陷入乡愁的时候，当必须做出一个什么抉择的时候，从朦胧的记忆中被重新挖掘出来--这样的时候，人是有根的，我想，干田就是我的一处根。
　　"干田的黄鳝，瘦人的鸡巴"。这句话放在滇西的俗语里代表的是一个"大"字，后者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考证，前者倒是可以确信无疑。一把竹片制作的简易钳子，一把火把外加一只水桶，大半个晚上转悠在田埂间，当水桶满了或者火把燃尽了，大可回家享用美味的夜宵。这在八十年代那些没有电灯的夏夜是难得的喜悦，当然，这喜悦充满了欺凌和玩弄，缺乏难度的猎取不再是游戏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捕食——而捕食的过程总是血腥的。孩童的游戏应该在白天进行，将食指探入洞穴去追踪黄鳝的行踪，当它有了逃避的可能，游戏的趣味就能显现出来，年幼的好胜心也得到了满足，收获不丰，兴致却从未减退。
　　干田的油菜花在春初是美的，但那仅仅是种美，这种美因为它的普遍存在而失去了记忆的价值，我心里更有价值的记忆是野生的狗屁菜。狗屁菜又名狗腥菜，以味取名，朴实地道，可取根凉拌食用，也可取茎叶煮汤，清淡而有祛火消食之力。这小东西本来是干田埂上野生的精品，从生长到采集都是天然的赋予，后来引入城市市场和经济挂上了钩，改成人工种植，特色倒还能成其为特色，但野性肯定是没了；既然和钱混在一起，那么趣味肯定也没了。我所喜欢的狗屁菜，还是田埂上精瘦一些自然一些的狗屁菜，我所习惯的食用方法也还是要蹲到田埂上去慢慢采集。
　　如果稻谷、黄豆、麦子、油菜以及艰苦的劳作过程是干田对村庄的馈赠，那么对我个人来说，更多的恩惠就是捕获和采集的喜悦。
　　只可惜，父辈已经老迈，而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善于在效益上作文章，我们的原则是最小的支出和最大的收入，干田不能那么种了，干田变成果木林，作为另一种记忆，正在嵌入其他孩童的心中。

　　◎　共产草·飞机草
　　
　　我想，一棵草的命名可能是个大学问，如果不是什么大学问，那命名的背后时不时封藏了不少东西？
　　比如一种被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草——共产草。
　　我始终认为，这样的一棵草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庄稼地里普普通通的草要获得这样的称呼何异于天方夜谭，但一棵草的的确确有了这样的名字，一棵不能充饥的草，一棵除了充作猪食别无用处的草，一棵现在正被除草剂进攻的草，共产草，余留的名字和它所代表的时代一样令人费解。
　　幸好，这个时代性的命名已经再没必要重新更改，如今这种草正在以人们想要的速度减少，而一棵草，也绝对不会像荒诞的历史那样让人记忆犹新。
　　另者，一种蒿草在与共产草相同时代被直观而实实在在地命名——飞机草。
　　一个现代特征和传统命名方式的结合体，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开始担负着使命，我能想象当时人们从飞机上把它撒播下来，让它在荒芜的山坡上肆意生长，让它覆盖并养肥红土坡地。
　　现在，它靠风力繁殖，"飞机草"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只能表明它的来源。但它一直都是保护荒山的主要植被，也是滇西农村农家肥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根稳稳地扎在了山岭，开垦和野火都无法使它灭亡。
　　它是有生命力的。
　　共产草和飞机草，不同的两个生命，不同方式的命名，我今天将它们记述下来，是因为它们是滇西所特有的，是因为我怀想故土，突然想到了它们。
　　我想，我的文字和草的命名是无关的。

　　◎　灯，或者火

　　灯是滇西的灯，火也是滇西的火，其实灯和火并没有什么区别；遥远的回望中，灯即是火，火即是灯，在寂静的黑夜里，在模糊的山川间，一处处亮起来。
　　今天的灯或者火是我在逃离城市走在通往大海的路上突然想到的，一些遥远的灯火，一些阑珊的灯火，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我无法控制的灯，或者火，忽明忽暗，默默地亮着。
　　在故土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灯火和看着天是一样的，我能找准任何一处灯火的位置，就像我知道一颗星该亮在什么地方；现在走在城市里，我看着天和看着那些灯也是一样的，该有的事物难以找寻，灯火不复存在，星辰不复存在，黑夜也不复存在了。霓虹正抹杀着我的记忆，马路正在穿过我的记忆，而车声，正在将我的记忆惊醒，正在使她疼痛，城市耀眼的光亮和黑夜深处静静的灯存在着反差，一盏被固定的路边的灯和母亲找我时举的火把存在着更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让我在明亮处丢失了自己，街上的那么多人，也被我丢失了。
　　丢失了他们我蹲在柞木树梁子，蹲在那个长着柞木树的山坡上，等着天黑，等着母亲出现在另外一个山坡，等她喊我，然后，我要摸黑跨过一个溪谷，向着火把走去。丢失了他们我蹲在滇西的山林里，我弄出一些声响，等着猎人的头灯出现，等枪声响起，然后，我会听到一声生命的哀鸣，一个短暂的低沉的吼声。丢失了他们，我回到澜沧江的一个渡口，徘徊在江边，等着对岸的摆渡人凌晨起床，他点燃灯，用江水洗脸，坐在礁石上抽烟，等他做完了这些，会把我摆渡过去，对于江的那一边，我向往已久。
　　丢失了他们，我在躲黑暗的任何一个角落，在黑暗中我看到母亲的灯火，猎人的灯火和摆渡人的灯火。
　　我看到了滇西的山，或者，滇西的河——
　　七月，云南传来了地震的消息，老诗人站在山坡上，语重声长："破碎的山河。"——
　　我想，肯定有一些灯熄灭了，要不，肯定有更多的灯在瞬间被点亮起来，肯定有很多门空空地开着。远方的那片土地，肯定是一张唇微微张开，轻轻吻了我，然后，突然一口把我吞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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