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又到了北京机场，是为了回到我朝思暮想的故乡─山城。机场上有卖各种电话卡的，但每家的价格都不同；机场上有卖牛肉面的，８０元一碗；机场上有不少穿西装系领带的男士，他们操着浓重的乡音，一听都是来自四川的，听口气都是才从欧洲国家考察归来。我也在欧洲国家羁旅过，西方国家的穿着与场合是密切相关的。旅行中的穿着绝对是便装。
　　飞机着陆了，旅客的手提电话纷纷响起。报平安、安排餐馆的，此起彼伏。令我这个多年未归的游子，有些刮目，有些兴奋。重庆变了，以前电话都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而如今是几乎人人携一个手机。
　　推着沉沉的行李轻快地走出江北机场，哥哥姐姐和小侄女在向我们招手。几年不见，我们仍能在刹那间分辨出彼此。甚或想到即使到了数十年，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唤出彼此。这是亲情的力量，这是血缘的召唤。
　　回到久违的家，等待我们的是一座丰盛的晚餐和***泪花。爸爸尚在医院输液，留下话不让我们去医院接他。他心疼我们的长途旅行。可当我开启门，望着消瘦和泪水涟涟的他，心中涌起的是忏悔的河流。我回来了，但没有在爸爸你最需要的时刻；我回来了，得到了爸爸金子般的眼泪。从不落泪的他，却在分别数年，为他最小的女儿抛下了。我是担当不起，受之有愧啊！我是多么想就此不再远游，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可是，命运之舟早已在多年前驶出，早不再我的控制之下。宛如我爱上了文学后，执著的种子便没离开过土壤。
　　那晚，与一位写书的朋友在沙坪坝茶楼。我们是初次见面，相互都带着自己的作品。我们谈的自然是文学，而周围的人都在桌上打麻将，不时还有人朝我们这边瞟上两眼。我们像是异类，而我所写的多半又带有古典的韵味，于是，成了异类中的异类，孤独中的孤独。朋友说从现实的角度，我应该改变文风，也就是说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走向写实。像歌德说的：“读者都希望作者像对待妇人一样来对待自己。所以，除了他们想听的东西外，什么都不许说。”
　　我的一位画家朋友、一位诗人朋友知道了，说我应该走自己的路......
　　不少朋友高谈阔论的都是如何赚钱，或者如何应付上下级，他们的世界不在我的臆想中，我的世界也不在他们的意念中。自觉不自觉间，露出了裂缝。如二十世纪初法国伟大作家普鲁斯特说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流逝、销蚀过程之中......
　　而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只是有点不甘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念头。为此，不放弃任何学习积累的过程。
　　逛书店，买书乐此不疲。捧着一大堆世界名著，喜孜孜地向人展示时，孰料，换来的却是：这年头除了退休没事干，谁还读这些玩意？
　　我是跟不上“形势”了，多年在外闯荡也没“苏醒”。众人皆醒，我独醉。而这一醉，将我引上一座独木桥，将我“封闭”在一个“梦游”的空间里......

(2/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