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住的这片住宅楼还是平房大杂院时，院门的右侧有两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店铺，几乎就是门的宽度。那时我家住这片平房的街对面一栋黄色的欧式小楼里，我家的窗就对着这两个小铺，左边的，是水铺，右边的，是奶铺，我们习惯叫牛奶铺。

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楼，大杂院的平房没有自来水，早上和晚上，水铺供应两次水，挑水的人家早早把水桶挑来排好，等水来了，看水铺的大爷就挨着号给接上，来挑水的人交上事先买号的水牌儿，挑上就走。挑凉水的走光了，一大炉开水也烧沸了，水铺的大爷就又给排队的暖壶接上开水。暖壶往往是挑水桶来时捎带来的。一早一晚两次挑水的队伍，成了我们这段街两边的固定风景。等凉水开水都打完了，水铺门一锁，右边的牛奶铺开板了。

牛奶装在铁桶里，一舀子一舀地卖，盛在奶锅里端回家，直接放炉上烧就行了。牛奶铺卖的面包也是平民化的，我们习惯了叫黑面包。要买白面包，得到大一点的食品店或副食商店去买。现在的黑面包竟然身价倍增了，超市里的黑面包要比白面包贵上好多钱。我们小时候，只有开运动会和上太阳岛野游，才买白面包带上。

早上的牛奶卖完，白天就是卖啤酒了。啤酒装在大木桶里，就摆在小铺门前，卖完一桶，再搬进来一桶，放架子上，用一个戈镧一拧，就能接啤酒了。也卖白酒，白酒盛在坛子里，用一个小的舀子，一舀子是一两。要是多买，还有大舀子。

白天光顾牛奶铺最多的是孩子。那时候学校都是半天制。铺里柜台上有一只透明玻璃缸，缸里装着各型各色的水果糖，一分钱可以买两块，你可以要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糖，一块立即放在嘴里，另一块，用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包装纸包上，攥在手里拿回家慢慢享用。如果运气好，你有两分钱，也许就可以挑上五块。你愿意怎么挑就怎么挑，看铺的大爷从没嫌烦过。要是刚巧碰上是大婶看店，她还会往缸里倒一些新的糖，让孩子们继续挑。挑，就是用手在玻璃缸上指你要哪一快，大婶就用一把竹镊子夹出来。我们上学天天从这个院子里穿过，院子的尽头，就是我们学校的后院门。常常的，兜里没有零钱，也要进铺子里看看，看来了新样式的糖块没有。看铺的大婶从来不说话，见谁进来了，就是笑笑。好久的时间，我都以为她是哑巴，同学们也都在背地里叫她哑巴大婶。其实，我们大多时候是叫她糖果大婶。直到有一天，我听到她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和看铺的大爷说话，我才知道，她不是哑，只是不习惯说我们的中国话，我们美丽的糖块大婶，她是苏联人。

我不知道水铺在我认识它之前，它存在了多久，我只是看到，在我家搬到这条街没多久就消失了，自来水已经接到各家各户。水铺小屋扩大给了牛奶铺，加了两张白茬木桌，多了几条白茬木条凳，有人就在铺里打上酒切上红肠猪头肉，喝上了。不用说话，就指指你要的酒或下酒菜，伸手指头示意你要的数量，就成。你不用和大婶说话，你们自己边喝边说好了。

我还没说我家住的小黄楼，这是一对西班牙兄弟盖的，本来是一栋大楼，这对兄弟不知怎么打起来，一怒之下把一座大楼改成两座小楼，我家住的是左边这栋，右边那栋，是一个单位的办公楼。楼外的墙上和窗楣上雕塑着扇着翅膀的小天使，门洞上方的一大面墙上是裸浴的仙女，也许是圣母。忽然有一天，这些美丽的雕像被砸掉了，米黄色的小楼被刷上大红的油漆，在那样的日子里，牛奶铺的大爷自己上天国去了。其实他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就是在年轻时到苏联当民工，带回一位美丽的苏联大婶，他的牛奶铺也决不是苏修特务的联络点。那时侯，我甚至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苏联大婶，顽强地活了下来。

变成红色的小楼里停了水，停了电，停了煤气和暖气。这时我真怀念那个小小的水铺，那时，住楼房的人家还没资格到水铺打水呢，冷水开水都不行。

又过了好多年，我们的西班牙小楼恢复了米黄色，天使和仙女圣母却再也没回来。等到这个小楼拆掉变成十几层大厦时，我已搬到街对面，就是原来牛奶铺这个位置，这里已经是大片的住宅楼了。

我和苏联大婶住在一个院子里了，也许真的因为她，我和她的女儿成了朋友。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美丽的苏联大婶叫娜达莎，一个在书中常见到的苏联女孩的名字。她的户口上没敢叫这么美的名，她在户口上叫一个中国女人多见的名，她就随了丈夫姓刘。

高大的娜达莎大婶越来越矮了，这时我已改称她为大娘，每天在院里院外遇上，我都要向她问好，我的儿子六六，也甜甜地喊声奶奶。她的中国话一直没学标准，她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服饰习惯，无论春冬秋夏，她都是穿裙装，头上系一条对角折的方巾。他也一直保持她的饮食习惯，很简单的俄式餐，奶，面包，肠。她不去儿女的楼上住，她单身住在临院门的一层小屋，她自己烤一些蛋糕，拿到院门外去卖。直到有一天，院门外她的儿女为她挂出一串中国式的纸幡。

她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土，可她只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短短的一段时间，她在我们这条街上几乎度过整整一生，她从来没有多说过什么，我记住的，只是她平和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