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破灭       正文1784字

张锐强

我是从农村贸然闯到城市里来的流浪汉。因为只是半路出家，没有真正的城市血统，所以骨子里永远带着泥腿子的怯懦与敏感。如同选拔赛中侥幸过关的棋手，最终坐到马晓春、常昊那样的大牌种子选手跟前时那样。所以对贾平凹如今还自称农民，我一点也不觉得虚伪或者做作。我常常想，如果从文化背景的角度考证，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悲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永远只能在农村与城市这两个文化背景之间游移，哪一方都不肯接纳。或者说，我们在哪一方都缺乏那种与生俱来适应感，那种“我就是这里的主人”的自信，因而在哪里也都不可能安心。怎么说呢？我需要城市的方便，但受不了城市的嘈杂；我想要农村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没有污染的蔬菜，却又对那里的闭塞视若畏途。我总想要硬币的一面而摈弃另一方面，要磁铁的一极而不想要另外一极，结局自然只能是永远失望。传统的城市人不会真心渴望农村生活，传统的农村人或者并不真正喜欢城市生活、或者过于渴望城市生活因而可以原谅它的一切弱点。他们对于彼岸的莫名向往当然也是存在的，但力度却如同衣不蔽体的流浪汉对当红歌星的倾慕。没有想法是生理上不正常，真正有想法是心理上不正常。而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生理还是心理，总是正常人多些。

正因为如此，我不敢轻易发表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我担心那种游子回望的角度，会在真实的农村生活表层涂抹上太多的宣传色而让它失真。农耕文化与田园牧歌的美梦，还是早点醒悟的好。我是河南人，又当过兵，所以在酒桌上经常会成为被纠缠的对象，理由是河南人能喝，当兵的能喝。我很讨厌一竹竿打翻满船人的论断。这样的逻辑实在过于简单，根本经不起推敲。正因为如此，我也不能同意诸如城市人狡猾势利、农村人淳朴善良这样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即便成立，也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只能存在于新疆西藏那样极度边远、一直没有被商品经济侵袭的地方。而一旦需要假设，逻辑也就不再成其为逻辑。所谓狡猾或者势利，只是一种对实用价值的认同，它是商品经济出现的必然结果。而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如同空气，传播区域根本没有城乡的界限。只要商品经济的意识到了农村，那种所谓的狡猾与势利也必然会同车抵达。谁也不能只要硬币的一面而不要另一面、要磁铁的一极而不要另一极。不光是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不能，就是上帝也没辙。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发言权的。我有过太多的失落经历。儿子出生以前，我每年都要回老家省亲。游子归来，故乡的一切自然都会被蒙上温柔的面纱，所以我很受不了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纠纷。那种围绕着蝇头小利而发生的纷争委实让人寒心。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局面。故乡不是山美水美人更美么，你们怎能这样大煞风景？别人咱不好说，只有鼓励家人大度一些。可以想见，这种劝喻没有任何效果。最终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并且由此产生了无边的失落。

然而这种失落却是自找的。贾谊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文明更合适生发的土壤不是贫穷而是富足。相形之下，达则兼济天下的难度比穷则独善其身要小许多，可能性也大许多。怎么说呢？假如一块钱能救活一条命，乞丐伸手的可能性自然要比百万富翁小些。《水浒传》里面对郑屠淫威之下金氏父女的困境，李忠被动掏钱的动作只是一个“摸“字，远不如鲁达爽快。这个“摸”的确写透了世态人情，施耐庵他老人家端的是厉害。为什么？不是鲁达的精神境界高，更不是他的家庭成分好，主要原因在于他是军官，收入比卖艺的李忠稳定而且丰厚许多。

所以我想，真正论起热心善良或者帮助人的概率，城市人弄不好还要大些。尽管我也从心里抵制这个论断。当然了，这个说法遭到驳斥的概率也比得到赞同的概率大些。因为它打破了许多人的美梦。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农民进城办事，摸彩中了5000块钱的大奖。回去的路上他到路边店嫖娼，结果被抓住罚款5000元。我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寄给一个从农民诗人流浪出来的编辑。这人也是作家，最近连续攻占《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的小说阵地，名字叫白连春。我的小说当然没有送审，他的评语最后一句是真正的农民不可能这样。为什么不可能呢？我明明亲眼看到过治安科的讯问笔录。

鲁迅先生曾经怀疑过自己惊醒铁屋里的人的美梦是否应该，但最终他还是一往无前地做了下去。从这个角度考虑，将人们从田园牧歌的虚幻梦境中惊醒的确有残酷的一面，但却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大家共同努力消灭贫穷。那种不得不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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