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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情怀的泛滥与复制
公共情怀的泛滥与复制
——部分小女子美文批判
不知小女子美文肇始于哪朝哪代、何年何月，至今没有衰落的迹象。随便翻翻《读者》、《知音》、《女友》、《青年文摘》、《青年博览》等文摘类杂志，满目皆是，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它们用优美的语言，讲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再插上光明的尾巴），通篇都弥漫着一股小家子气，具有下笔的目的性、结构的单一性、情感的主观性、逻辑的硬性、客观上的欺骗性、文本的复制性，独缺乏思想性及艺术个性，也少有“小资”文章的情调和趣味性。
初读小女子美文，也曾心向往之。再读，则寡淡无味。现在是避之唯恐不及。
既言“批判”，自然有别于那类先大肆泼墨的表扬然后蜻蜒点水式的指出不足的文章，当尽已所能，不遗余力、毫不客气地抨击。
有人说我“批判”是缘于“嫉妒”。如果是这样，我不知是嫉妒她们的文本，还是嫉妒她们的声名？当文本不足以让人嫉妒的时候，其声名也就虚妄和浪得了。
结构上的单一性与教化语势下的千篇一律。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读过她们三篇以上作品的读者便能感觉到。起初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加三两句浅显的抒情或道理，便结构成一篇文章；后来发展到二个简单的故事、甚至三个简单的故事，然后画蛇添足地补几句杨朔式的抒情或道理。而且，她们所抒的情或讲的道理，是千篇一律的纯洁、可爱、高贵、鼓励、激动……哪怕有一丝污点的东西，也要靠边站。她们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告诉读者什么是纯洁，哪些是可爱；什么是高贵，哪些让人激动……如果散文这么写，那就容易多了。说句不过头的话，只要会写字，只要会讲故事，即使不会讲，随便搬来古今中外一些书籍，看看找找抄抄，然后着边际不着边际地胡乱发几句感慨，便都成为散文家了。文学功底稍好一些的，人生感悟稍多一些的，稍不留意，也许就成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第N个杨朔了。长此以往，最牛×的肯定是《读者》类的大众流行刊物，以前他们选稿是百里挑一，到那时恐怕万里挑一还不止呢。在此，建议有眼光的人赶紧再办一份《读者》类的东西。火，你无须怀疑。试想，一个真情匮乏的年代，谁还不需要一点娇情？别忘了，到时分我一杯羹。最不堪重负的，自然是那些懵懂无知还需要小女子教化的青少年，他们要忍受掏腰包和中学老师式教育的双重痛苦。可怜的人哪！
题材上的洁癖症与欺世的伪善。既然是教化，她们自然要着意选择那些所谓“圣洁”的题材，千篇一律地爱呀、温暖呀、温馨呀、幸福呀、感染呀、鼓励呀、感动呀、高贵呀、高尚呀、神圣呀……在她们的笔下，你根本看不到人生或生活中的阴暗、危险、痛苦的一面，几乎全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但现实生活肯定不会如此。这显然是一种粉饰，一种缺乏作家所应有的道义良知的不负责任的体现。虽是善意的，却也是更大的虚伪和欺世。如果从教化的角度来讲，其负面效应也是潜在的。这跟“艺术高于生活”毫无关联。“题材经过他们的选拔大都洁净光滑，高雅精致，像小布尔乔亚们每天经过处理的下巴。生命中复杂的处境，苦痛、软弱、屈辱，彷徨乃至不被察觉的危险，就这样因其有碍观瞻而被轻易地绕过。我们曾经被一些散文家告知要热爱生活。无须号召，那些经过了加工的生活肯定是人人都热爱的，它们神圣、庄严、浪漫、体面（就像专门给检查团打扫的街道），而且，富于戏剧性——在那些被描述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像是经过培训的演员，一口莎士比亚式的台词，深奥而且华丽，遗憾的是，如同堂皇的口号并不能改善我们的境遇，作家的洁癖也无法消解生活的琐碎不堪。”祝勇在《布老虎散文·冬之卷》“编余琐记”中的这段话，既道出了散文题材困境的内在因素，又可看作是对小女子美文“欺世的伪善”面目的有力揭露。
主题上的目的彰显与代上帝言的欲望惯性。小女子美文的所有目的就是一个——为了抒一段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所谓的人生情怀，或讲一个故作深刻状的所谓的人生哲理。前面的所有文字都只是在铺垫，目的只在结尾的几句话，所谓“卒章显志”，它的重大作用被中学语文老师称之为“主题升华”。 由一双旧布鞋，她们也会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我敬仰岁月深处那双摆渡了生命的鞋子，我更感动于眼前这盛着比花朵还娇美、比珍珠还高贵的心事的鞋子。从黑布船鞋到珠串凉鞋，那是怎样一条流溢着人性之美的金色长路啊！让我蒙尘的双脚带着自省的愧怍小心翼翼地踏上这条路，让我对每一双摆渡了他人同时也摆渡了自己的鞋子说：让我分享，让我跟上。”由一个针线缝织的坐垫，她们也会生发出人生价值的感慨——“每天每天，我都是怀着别样的心情坐上去的。我喜欢想象一个鸡皮鹤发的老人含住一枚针时的情景，我喜欢为这情景支付感动的眼泪。我常常想：坐在这样的坐垫上，我还有什么理由怨艾叹息？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创造一份有价值的人生？”诸如此类主观臆造、人为拔高、强行在没有思想的事物和有思想的人事之间搭建逻辑关系的写法，用董桥的话说，就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去，乱射一通。”其结果，只能使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模糊。而且，一些小女子们似乎有代上帝言的瘾和欲望，巨大的惯性以及才智贫乏所导致的惰性，使她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帝的身份在文章的结尾处跳出来，看似温婉实则强行地告诉读者：人类需要爱，爱与被爱是幸福和美丽的，我们要有一颗高尚的灵魂，要同情他人，总有一些事会让我们感动的，我们要珍爱人生……瞧，这些话多么真理呀！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可问题的关键是，她们把读者究竟置于何处？傻×吗？白痴吗？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最终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如果所有散文的目的只是想抒一段情、讲一个理，那么散文的文学性及意义可就大打折扣了。
公共情怀的泛滥与复制。于坚/谢有顺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中强调：“写作也是个人身体的语言史。”“很多人的写作之所以显得苍白而无力，就在于他的写作几乎是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发生关系的，他的写作，总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或某个超验的思想结论里进行，凌空高蹈，是一种纯粹幻想型的写作，看不到任何来自身体的消息。”“身体是不可复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种公共性。所以，为文化而写作的作家，必定是个性模糊的作家；惟有面对自己的身体，忠诚于自己的身体感觉，并对身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语言处理的作家，才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他们有能力将身体语言化，语言身体化，使语言具有他身体的形状。”“一流的作家，是把他的名字去掉，也可以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身体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小女子美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从她们的作品里，你丝毫看不到关于她们“身体”的消息——她们的身份地位、吃穿住行、兴趣爱好、心里情绪……如果抹掉她们的名字，你可能认为是叶倾城写的，也有点像乔叶的，还跟莫小米相似……她们远离身体，是一种泛文化写作，以“讨巧的趣味、信心十足并沾然自喜的结论和始终向前的不变方向”为能事，给读者心灵鸡汤式的滋养（周晓枫语）。她们那种篇篇处处歌咏的所谓“博爱”的情怀，是公共而非个人的，是可以复制的，因此她们的面目是模糊的，毫无个性可言的。同样，她们那种“故事”+“感慨”的文本，极易操作，也极易复制，毫无创造性和生命力可言，多写一篇就等于多生产一堆文字垃圾，作者写死自己事小，对散文文本建设的破坏事大。下面是贾平凹《通渭人家》中的一段文字：“山沟人家能栽牡丹，牡丹竟长得这般高大，我惊得大呼小叫，说：这家肯定生养了漂亮女人！敲门进去，果然女主人长得明眸皓齿，正翻来覆去在一些盆里倒换着水。我不明白这是干啥，她笑着说穷折腾哩，指着这个盆里是洗过脸洗过手的水，那个盆里是刷过锅净过碗的水，这么过滤着，把清亮的水喂牲口和洗衣服，洗过衣服了再浇牡丹的。水要这么合理利用，使我感慨不已，对着县长说：瞧呀，鞋都摆得这么整齐！台阶上是有着七八双鞋，差不多都破得有了补丁，却大小分开摆成一溜儿。女主人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说：图个心里干净嘛！”这段文字如果让一些小女子们来写，不知道该拔到怎样的高度，像猫叫春一样，“呵呵”地滥情呢！可贾平凹却只用了“大呼小叫”、“感慨不已”两个短语和“这家肯定生养了漂亮女人！”“鞋都摆得这么整齐！”两个感叹句，情感显得那么内敛、质朴、真挚而沉实，读后令人动容。
尤为可叹的是，一些小女子们就像一架老式的复印机，至今仍在日复一日、连篇累牍、极其劣质地复制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老泥家的孩子——一个样”，是不自知？还是黔驴技穷？甚或实在割舍不下那份不菲的利和像感冒一样流行起来的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者，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是北岛《回答》 中的诗句。在一次友人聚会上，梁小斌谈到这句诗时说，用不着证明谁是卑鄙者，只要知道谁在通行就行了，因为通行者，肯定是卑鄙者，不卑鄙，就不可能通行。以此作结，不知与本文的主旨有无出入。
2004-2-9
附：参考书籍
⒈《1977—2002中国优秀散文》（祝勇编，春风文艺出版社）第007页、013页。
⒉《布老虎散文·冬之卷》（韩忠良、祝勇编，春风文艺出版社）第024页、226页。
⒊于坚/谢有顺《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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