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生活的可能
　　——大卫《二手苍茫》印象

　　大卫是个诗人，这一点毫无疑义。10多年前，当我刚刚接触诗，确切地说，是学读、学写的时候，他已经小有名气了。这曾令我十分钦羡，乃至崇拜。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初，诗人的光环是何等的荣耀和夺目！那时，我就常想：要是能写出大卫那样的诗歌，该多好！这或许是我寂寞韶华时代最大的一个不愿向世人启齿的愿望了。一个诗歌媒体匮乏的时代，可供让人知晓或接触的诗人毕竟有限，而大卫无疑是那时我所知的青年诗人中相当优秀的一个，尽管当时我并没有读懂他的几首诗。我还知道，他是医生。这就更令人惊讶和莫名了。圈内人都知道，诗与哲学是最密切的。那时，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提出诗和科学的内在联系。一个抽象的、精密的、确乎枯燥的东西，如何与一个形象的、语义模糊而又韵味无穷的东西联姻，并发生着奇妙的肉体关系？一个平时操持尖锐的手术刀或贩卖维生素A、B、C、D、E的手，居然也能拿捏并耍出一手漂亮的汉语言文字？后来，有人提出诗与科学最近。原因是，它们所极力追求的都是真实、准确和负责。我才释然。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神交已久”？
　　直至2003年2月14日，这个红玫瑰炙手可热的节日，大卫这个“不速之情人”，悄然出现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和我的面前。这多少有些让人出乎意料而又喜出望外。于我，一来可解多年来飘忽的神交之苦，二来可就诗学诗艺诗识问题当面请教，三者可尽地主之谊借酒水之机增进情感。最为难料的是，这个在江南温柔水乡长大的男人，居然也生得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材（1.83米），且才气逼人、帅气十足。这多少让枉生北方却五短身材的我，有些自惭形秽。我自然要称“大卫老师”。而大卫也戏称“东篱老师”。我知道，这两年，因为网络，我也像国内某些所谓艺人那样，诗写得不怎么样，却因网络诗坛，混了个脸熟。
　　很长时间没有读到大卫的诗作了，却隔三差五在国内一些知名的报刊上看到他颇见性情和功力的散文随笔。今年1月份，云南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了他两部文集：《二手苍茫》和《爱情股市》，洋洋洒洒60万字。我知道，多年来，他虽蜗居万丈红尘的大都市之一隅，身为灯红酒绿、喧嚣琐屑所陷，内心却依旧像台湾余光中先生那样，“左手缪斯，右手散文”地寂寞地行进在通往人性彼岸的荆棘之路。
　　没能读到《爱情股市》，摆在我面前的是《二手苍茫》。“二手苍茫”，起初，我不知何意，以为“两手苍茫”，那该是一种何等悲壮、苍凉的境界啊！后又想，这年头什么都有“二手货”，比如二手房、二手车、二手手机，乃至二手女人，莫非连“苍茫”这个形容大地、云水、暮色等空阔辽远的抽象词也有“二手货”吗？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和生活呀？
　　我以为，每个作家，究其终身，其实都在用语言这种古老而传统的载体，去抵达一种他眼中或内心的现实（生活）。他毕生所困扰、所矛盾着的以及尽己所能要摆脱的无非是写作对现实的态度问题：是忠实，还是回避？是真诚，还是虚妄？虽然这只是基本的底线，但要真正完美地实现并不容易。诗人孙文波喜欢用“忠实”一词，来评价爱尔兰大诗人希尼的诗。他说：“在我看来，作为写作的前提，忠实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保证：使写作始终具有向真实和打动人心的方向前进的可能。”（读《希尼诗文集》）
　　但正如穆涛先生在今年《美文》第2期“稿边笔记”中所说的：如今散文写作中“现实回避”的现象也是严重的，太多的写现实的文章，要么是关在书房里写出的，要么是闭着眼的幻象。就像张爱玲打比方的那个例子，“一只蝴蝶落在戴着白手套的手上，隔得让人难受”。
　　从这个意义上去打量和关照《二手苍茫》，可以说，大卫对现实的态度是忠实而非回避的、是真诚而非虚妄的，它体现了大卫作为一个诗人、作家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和良知：道德的忠实和普遍的人性关怀。
　　《二手苍茫》切入现实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关注底层民生。无论是地下道里眼中透出恐惧和希望杂糅神色的卖花姑娘，还是北京站内被“红袖章”吓哭了的卖桃子的小女孩；无论是双手像两根韧性很好的枝条将“我”的腿箍得紧紧的乞丐，还是风雪中站在他人屋檐下佝腰袖手准备找工作的农民……在关注底层民众凄楚、悲凉、不幸、痛苦等琐碎不堪的生活时，凸显出作者悲悯的情怀。这种情怀，多少透射了作者的无奈，而在不能言明的无奈中，又放大着作者的悲悯——“当我把二十元钱递给小姑娘的时候，内心里涌溢出一股酸楚。花，我没有要，在这个城市，至少目前还没有值得我去送花的人……”而且作者强调“悲悯”并没有档次之分，“勿以善小而不为”。大卫在书的代后记《北京的外一首》中粗略地记录了他作为一个“底层”在北京过的没有诗意的生活。读过之后，我仿佛在三百里之外，就能看得到这个“生活在别处”、靠卖诗文来挣房租、喝啤酒、挤公交车的男人“艰辛”的样子。
　　一种是以幽默、嘲讽的笔调针砭时弊。大到朝政腐败，小至女人的假乳房；从比鸡窝还乱的娱乐圈，到白色污染拎走的菜蓝子……举凡现实中和生活里那些不道德、不善良、不健康的文化、行为、习惯都在大卫的冷嘲热讽中。“站在被告席上的几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原领导，面对庭审，都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大吨位的自卸车，把所有的责任与罪行都卸个一干二净。没有一个人面对无辜死去的生灵而心生忏悔。”“一些官员之所以对女人‘性’趣盎然，除了体内的力比多繁荣昌盛之外，估计还与其手中的大印有关——我甚至觉得那个一直坚挺的印把子是他们的‘政治生殖器’——从来没有疲软的时候，因为权力从来都是最有效的‘伟哥’。”像这样的嘲讽，可谓一针见血，力透纸背，足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大卫的幽默同时还表现在自嘲。“赋闲在家的日子里，为一家报纸写专栏，一天一篇，对我来说，其痛苦程度不亚于让一只鸡在白炽灯的照耀下，夜以继日地一天下一个蛋。好在那些蛋还挺挣钱的，那一个月硬是写了好几十篇随笔，挣了一笔碎银子，这才使我们家的菜汤里可以持续漂起幸福的油花子。”类似这样的语言，在《二手苍茫》中俯拾即是。在一种自我嘲弄的幽默中，无疑减轻了艰辛生活给作者所带来的压力及痛苦。它是医治现实生活创伤最有效的一剂良药。
　　《二手苍茫》虽是近百篇生活随笔，但在我看来，无疑有着长篇小说的某些功效，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当下的社会百相图。作者以敏感的眼光，新颖的视角，轻松、幽默而不乏犀利的笔法，触及到了当下生活的各个角落，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尤其对社会底层熔铸了普遍的人性关怀，对人性中“恶”的部分予以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表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道义、良知与责任。
　　当然，生活（一种现实）远比文学更有想象力。过去总有人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现在看来，这句话颇值得商榷。“来源于生活”不假，但“高于生活”则未必。是内容高（丰富）？还是形式高（花样多）？抑或格调高？在我看来，艺术平行于生活就很困难，在丰富而污杂、真实又琐碎不堪的生活面前，它只能是低于的。李敬泽先生在《文学能干点什么：以汪若为例》一文中曾反问道：“文学或小说在丰富、真实、优越的生活面前还能干点什么？相对于‘沸腾’或‘炎热’的生活，写作的意义何在？写作是否可能？”他最后强调：“‘写实’（我理解的一种写作）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有其内在的限度，它很可能过滤和排除人类意识中某些至关重要的成分，它也许会成为对生活的驯化，成为包装在生活表面的亮闪闪的薄膜。”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最大限度地抵达他眼中或内心的现实（生活），而尽可能地少做或不做那种“过滤”、“排除”、“驯化”、“包装”式的工作。《二手苍茫》中许多优秀的文本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

　　200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