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采访缘起
   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1998年7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广路2条4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三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么说。2004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娜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49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年2月25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86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2月28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会了台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XX，商讨了几样现场访问的方案。温XX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于是在28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进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1门吗？有一位90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温XX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剥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可现实中的袁氏夫妇却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xx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象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三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的镜头冲着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xx：“你呢？”
   温xx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xx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xx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xx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xx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酥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象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东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3月2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3月3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梭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以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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