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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一封信 總統先生：
您選擇敏感的六月訪華的消息已在中國大陸引起軒然大波，官方新聞媒介一再鼓吹中美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我不知道這種關係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經濟?政治?人權?國際格局的重構?解決社會兩極分化的經驗交流?抑或意識形態的相互兼併?當然，作為總統，您可以把“國家利益”做為盾牌，去抵擋政治捐款、性醜聞、人權交換之類的流言，這一點，同所有的專制政府沒有兩樣，即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或受這種交易掩護的個人企圖都能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順利實現。
自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就是政治”已成為盛行於世的一句箴言。比爾·蓋茨和索羅斯在“民怨沸騰”(朱溶基語)的中國一夜成名，並家喻戶曉。因為他們作為兩個來自貴國的互為因果關係的寓言，象徵著核爆炸一般迅速擴散開去的財富，以及這種財富對另一種財富的挾持和吞噬。當拜金主義彌漫全球，似乎民主與獨裁、人道理想與實用外交之間的界限也在烏煙瘴氣中變得模糊。於是您，總統克林頓應運而生，作為繼比爾·蓋茨和索羅斯之後的第三個企圖進入中國市場的世界經濟大腕。不過，前兩者都懷著遠大的政治抱負，試圖通過科技或金融的手段幫助人類解除奴役，實現人人平等的天賦人權；而您，卻把美利堅合眾國兩百多年來始終堅持的理想主義當作生意籌碼押在談判桌上，你忘記了自己在就職典禮上的誓詞。作為誓詞證人的不僅有全體美國公民，而且有應邀參加的中國民運代表。
不知道隔岸觀火的美國人對此會怎麼想，如果克林頓總統的健忘能夠代表他們的特徵和意願，上帝對人類的末日懲罰真該降臨了。因為對人權的強調與維護一直是貫穿在美國對外關係中的主線，割斷了這根主線，就解除了歷史對個人的制約，道德、倫理、自由、平等、博愛、和平就成了當權者根據自己的現實需要而任意闡釋的東西，特別是在印巴核對抗愈演愈烈之際，打“中國牌”以達成地區制衡就成了當務之急。看來，總統先生深諳“以夷治夷”的古中國謀略。既能開闢中國市場，又能“以夷治夷“，總統先生打著一箭雙雕的算盤決定六月下旬訪華,作為對江澤民主席去年訪美的回報。可以想像，當兩國國旗飄揚在天安門上空，兩國首腦在祥和的氣氛中完成歡迎儀式，一個全人類為之矚目的新紀元肯定會開始。然而，這是把過去與未來活生生地斬斷的孤懸的時刻，因為它並不意味著對過去、現在、未來的各種問題的答案。
九年前的6月，將盛情迎接您的北京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暴亂”，如果因此喪命而至今得不到昭雪的人們在天有欤隙〞奂谀念^頂，瞪大眼睛議論：“難道這個洋人頭目不知道這是中國的忌月嗎?”而他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也許會在鮮花和人群中，目送您的轎車馳過大街。是的，多少年多少代，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從未阻止過悲劇的發生。今天，我們這些因六四而坐過牢的人，承受著總統先生您想像不到的精神和生活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已簽署了一個最重要的人權公約，但生存權依舊得不到保障，除非我們徹底放棄個人的歷史和信仰，放棄對社會變革的思考。一個月前，我被一家本地報社突然解雇，並被無理扣發了大部分工資和稿費。這種明目張膽地觸犯中國《勞動法》和《版權法》的行徑，是成都市安全部門一手導演的(詳情見《致成都商報書》和《致中國成都市國家安全局抗議書》)。
由於打上了“不同政見”的烙印，大多數刑滿釋放的政治犯找不到工作，整日為生存而疲於奔命，成為相當突然的社會問題。我們中不少人六四前僅僅是普通的學生、工人、教師，他們想避開政治，像政府號召的那樣安居樂業卻不可能。克林頓先生，不知您是怎樣處理國內此類矛盾的?您是否可以剝奪反對派謀生的權利?
也許您是基於這種考慮：國際資本一旦大量輸入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力度加大，再就業的時代潮流將沖淡意識形態，提供更多人人均等的工作機會。然而目前中國的失業人口已超過一億，大約相當於日本人口的總和。在普通百姓的對立面，貪官污吏與奸商勾結，吞食或瓜分著大部分社會財產，在覆水難收的開發熱和一瀉千里的腐敗面前，沒有體制保障的“鞠躬盡瘁”的朱溶基和民主運動都蒼白無力。
您的到來將為不少官僚和商人提供機會，但這種機會不會用來造福於民。雷根總統在1985年2月6日發表的國情咨文裏說：“美國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是在自由方面獲得的成功，這一點可在一百個不同的國家重複一百次。”他又在該文中援引亞伯拉罕·林肯的話來闡釋了這種“成功的自由”，即“獨立宣言不僅使這個國家的人民得到了自由，而且使全世界對整個未來抱有希望。”
中國人最需要的就是對未來的希望，而總統先生您在忌月訪華的新聞在黯淡過去的同時，也黯淡了我們對自由的希望!誰都明白，您的到來有可能使幾位知名政治犯獲釋，然後放逐到國外，但是抓人放人的悲喜劇仍會繼續上演，許多不知名的良心犯的生存還會受到威脅。況且，世紀末的放逐是一種絕望的放逐，正如作為詩人的我不願將自己連根拔起一樣，誰又願意在別人的領土上充當自己祖國的反對派呢?
五十年代，美國沒能拯救匈牙利，把無辜的納吉從絞刑架上奪回來；六十年代，美國沒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把蘇聯入侵者的坦克從布拉格擋回去，但民主和自由的信念卻通過一次次血的抗爭而延續。今天，也沒有救世主能夠澄清和拯救混亂的中國現實，我們僅僅需要從民主社會不斷地汲收，改造原有的信念，並用這種信念去感動更多的同胞，激勵人們為理想而活下去，自救而不沉淪。而您，克林頓先生，應該像您的歷屆前任那樣，堅持而不是篡改具有人類性的美國自由精神，健康向上而不是墮落蛻化，別讓我們通過您，對美國公民的整體道德水準產生懷疑。
在這裏，我，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想同您，美國現任總統先生，一道重溫已患老年癡呆症的羅奈爾得·雷根在1985年的一次著名講話：“22年前，約翰·甘迺迪總統來到柏林牆，宣佈他也是柏林人。今天，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都必須說：我是一名柏林人，我是仍然受到反猶威脅的世界中的一名猶太人，我是一名阿富汗人，我是(蘇聯)布拉格的一名囚犯，我是在越南沿海漂流的一條擠滿人的船上的一名難民，我是老撾人，我是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古巴人，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印第安人，我也可能是極權主義的一名受害者。”
克林頓先生，當您在這個月下旬抵達具有千年蒼桑的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您是否敢於像35年前的甘迺迪總統那樣，宣佈您也是北京人?是證人?死者?或政治囚犯?如果您僅僅為了大國間的交易而來，那麼，當我某一天站在白宮前的時候，我將宣佈我是美國人，是反對派，是出賣理想的克林頓的犧牲品。祝您吉祥。
中國詩人：廖亦武
於199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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