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厚君子胡平回信质疑：“袁红冰怎么是学术官僚？”我一时答不出。因为此名词非我原创，而是国内好些难兄难弟的看法。前一天，一个朋友还好意提醒：“老廖，你怎么40多岁还这么不成熟，像安徒生书里的童言无忌，把大伙私下的议论拿去公开了？”

   袁与我素不相识，从无过节，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下列文字就想呕吐：

   这四部小说，它是袁红冰生命的全部。袁红冰用他自己传奇的生命历程，从文字、哲学、宗教、历史、人性上向世人展示了自由知识份子的博大胸怀。他用充满雄性、充满阳刚之气的笔，记录了现代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记下了中国人现代心灵、道德的沦丧，他用人道主义、圣徒般的心灵点燃了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圣火。”他称袁教授的誓言：‘如果我背叛心灵，苍天和大地将失声恸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激情表白，就象干沽的精神沙漠上，注入了滚滚清泉。

   最后他用自己第一次在悉尼的海边所创作的词句：“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志铭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于暴政的无数冤魂能够在浩荡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宁静；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著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用我们全部的生命铸造一个新的中国人格，铸造一个美丽、高贵的中国灵魂，这是我愿意承担的生命责任，并且我愿意为此竭尽我的所能。”

   这种行文的源头，最早是郭沫若的《女神》，20多首诗，啊哦等感叹词上百个。类似对国家，民族，历史，宗教，哲学等抽象大词的激烈情感，要么让人觉得了不起，很伟大；要么让人觉得靠不住，就像憋急了的人在当众排尿。据道上传言，袁红冰在近10年来，不甘心如我等落草为寇，就改弦易撤，混迹仕途，卧薪尝胆。旧友新朋，只要与自己利益不挂钩的，一概不交往。终于熬成贵州省法学会会长和贵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还率团出国。这证明党组织已对其信任有加。

   从某种程度说，袁红冰不是孤立的，六四屠城，大浪淘沙，除你等流亡和我等坐牢，其甚众精英，或从商或从政，从商者一夜之间成千万富翁的，从政者打拼至今，官至副市长，州长，及高级智囊的也大有人在。这无可厚非，只要心里有数，不要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就行了。

   不知袁先生在重温以下这些说辞时，脸是青的还是红的：

   在中国古代，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酷刑。在现代中国公开公布的法律中并没有这一刑罚。但是，中囯共产党统治的虚僞性决定了，实际执行的法律与公开公布的法律往往不一致。将我终生流放贵州就是证明。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开始，我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数年后，校方将我聘爲教授。同时，由于我资深的学术资格与出衆的教学水平，学术界推举我爲：1）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2）贵州省教学名师。3）贵州省省管专家。4）贵州省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5）贵州省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6）贵州省劳动者人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7）贵州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8）贵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9）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客座教授，等。

   英雄是最美的生命，正是他们挽救了人类的荣誉。

   意志如铁、个性如剑、气质如诗、胸怀如蓝天的自由灵魂，才是英雄。

   政治特权可以世袭，金钱可以继承，而英雄只能从每一个时代自己的命运中造就。

   一边是流放，一边是做官，而贵州到北京，坐飞机也就两个来小时。谁来判我这种仅次于死刑的酷刑？也让我边快活，边夸自己是“意志如铁、个性如剑、气质如诗”的自由英雄，还“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真是占尽了天下好事，却同“自由主义法学家”不沾一点边。

   天不变道还能变吗？89以来，弟兄们吃苦遭罪，总得有个盼头；可事实证明，没任何盼头。无论东西方，赢家总是通吃。纵观袁这大半辈子，弄潮精英，法学官僚，忍耻写作的当代司马迁和惨遭放逐的当代屈原，角色转换之陡峭，令我等愚钝者瞠目结舌。我暂时不知道他的文字功夫与苦熬功夫是否匹配，但一见谁这么自恋，这么没有节制地煽情，我就能想象此人不是善类。六四冤魂没去，坐牢者成千上万，面对如此漫长的血和泪，我们这些凭笔杆子混得比较有名的，在公共领域有了一点发言权的人，根本没资格自恋或作秀。连丁子霖与蒋彦永这样了不起的人物，面对亡灵，也每每苛责自己；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也算精英了吧？但是他认为一个人一天起码要反省三次，方能减少罪过。

   我坐牢4年，目前扳指头算了一下，同狱的六四政治犯，刑期短则两年，长则十几年，出狱以后，有死，有病，有二或三进宫，有被殴致残。唯一的小兄弟扬伟在追捕中自大陆逃到泰国，寻求避难，因民运榜上无名，还被美国大使馆轰了出来。漂泊四年，才在中国人权刘青的鼎力相助下去了多仑多。他满足坏了，半月前来电话，奉老刘为终身的恩人。

   我的好友康正果在社会底层折腾了半生，终于去了美国耶鲁大学，曾来电话，谈到民运中的阶层。他说：“你才几斤几两？若不是有点语言天赋，会写，或许早就和你的那窝难友一样，陷进烂泥坑，没名没姓，没鼻子没眼，爬也爬不出来。蒲勇坐了10年牢，出来就死了，你不写篇文章炒一下，谁知道？底层，冤案，你写了那么多，谁能记住？他们的声带被割了，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他们压根就没长声带。”

   但是我要问：什么叫民运？精英的？还是由小人物一点一滴积垒的？我所敬重的作家郑义，六四后在国内逃亡3年，其妻北明逮捕入狱。据他回忆，帮助他，藏匿他，给他以鼓励的多是各行各业的陌生人，教师，小老板，艺术家，甚至贩夫走卒一类。他们不可能青史留名，做了就做了，没啥可说的。

   对了，我本是江湖浪子，不敢妄称学者作家，甚至不敢标榜民主自由，我是凭着本能，凭着一种血里的遗传，在兜售一种战败者的道。虽然有什么潜规则，但老廖我整死不服，都是爹妈生养的人，凭什么你就该一再通吃？退一步说，你得了便宜也罢，低调些，道出实情，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人都向往的，在这个既垃圾又专制的国度，一个学术官场上的知识分子，哪怕混得再红，也谈不上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一句话，袁红冰你就说：出逃是为了活得像个人----这样，在国内硬撑着的我等，或等而下之的他等，心里也要舒坦些，至少要平衡些。然而你顶着党赐给你的会长，院长，教授头衔，却自恋得忘了自己是谁。这许多年来，民主进程与你何干？仁人志士的大苦大难与你何干？你作为法律界知名人物，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底层冤案作了那些关注？打过那些官司？作为六四旧人，你虽属卧薪尝胆，10年磨一剑那一类，可暗中帮过那些朋友？如果除了写书和流放[现代有飞机，有钱人都愿到处流放，如余秋雨，也把公费旅游叫流放]什么也没做，那我就要说：你改写历史之作也跟我们没关系。至于同国家民族历史宗教哲学发不发生关系，只有天晓得。

   还是那句可笑的话：赢家凭什么通吃？你凭空将道义资源兜了去，连残汤剩水也不留给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你会写，就赢；人家没你会写，就输。苍天有眼，你真无愧于心吗？

   我不顾大伙的劝阻，执意要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猛药，我偏要坏了这锅汤。因为我出不了国，四十好几还没尝过自由是啥滋味，被憋出毛病了。拿刘晓波同志的话来说:“狗日的老廖一天到晚访苦人，写苦文，挣苦钱，心理还不弄变态？”

   我这样回他：“老子不搞政治，即使心理变态了，也不会祸国殃民。”

   2004年8月27日星期五，成都 (9/2/2004 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