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２００１年２月听说的。那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出，在北京开书评会，因此认识了前来弹唱助兴的梁和平、赵莉、何勇等人。由于梁和平的生动刻画，王西麟三个字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老梁是这样说的——

   　　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内外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９７年就与他签了合同，按其中规定，两年后筹钱推出他的系列交响乐演奏会。可好不容易熬到了３年半以后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官方却突然下达了‘取消音乐会’的通知。这时候，排练已进行一个多星期，瑞典的首席小提琴家Ｉｇｅｄｕｓｓ正飞抵北京，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筹来的钱已花出去一大把。

   　　气焰嚣张的老王顿时六神无主，象一头悲愤的熊瞎子扑入我家门，老远就连叫：“坏了坏了，和平，坏了！”我给他倒水，请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讲。原来是上月２４日闯的祸，那是音乐会排练的第一天。早上九点，指挥谭利华为了表达对作曲家的敬意，就即兴请衣冠楚楚的老王对北交几十号演奏员讲几句话。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门向音乐大厅宣告：“２０世纪过去了，２０世纪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两次世界大战，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２０世纪最大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最后又被无情地抛弃！”

   　　一言即出，万马齐喑，可我们的老王还在彬彬有礼地向发呆的大伙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把最好的机会给葬送了：“您的交响乐何时才能让更多的国人听到！”

   　　于是老王开始小孩一般检讨，什么“熬夜创作，头痛难忍”啦；“有人告密”啦。“可关键的关键，”他突然一脸严肃道，“我忘了在最后补上一句‘中国除外’！”

   　　…………

   　　２００４年大年初四，我终于在梁和平家中听到３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响乐》，又名《世纪悲情》，以及《黑衣人》《铸剑》等作品，还聆听了王西麟声震屋瓦的民歌个唱和即兴演讲，身心为之倾倒。

   　　于是在芦苇、梁和平等心热者的极力怂恿下，我果真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下午至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六入王西麟偏僻、狭窄的家进行采访。此前，在饭馆里喝过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访问。

   　　王西麟今年６７岁，性若赤子，喜怒无常态。他在对话中频频泪下，继而弹琴示唱时过境迁的曲子，以刺激几近淡漠的记忆。他自揭伤疤，坦承了在社教运动中的“告密行径”，并深表忏悔。这种毁容的勇气，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是罕见的。但我要说，正由于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称“声音证词”的交响乐。

   　　老威：说起来很惭愧，我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长期对本土的交响乐只略知皮毛。小时候，经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的字幕；二十几岁做诗人，为了凑寻根文学的热闹，也听过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之类，有意无意听过上百遍，耳朵都起茧子了。至于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晓得名字——经过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梁和平说：“王西麟是中国唯一把握了交响乐灵魂的大师。”将我骇了一跳。

   　　王西麟：你应该听，必须听交响乐！你应该听，必须听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多么伟大的音乐，多么深沉的痛苦！中国思想文化界却没有耳朵，不听，不懂，这真是最大的缺憾！

   　　老威：我听过拉赫玛尼诺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郁的曲调，铁锤一般缓慢起落的波涛，您的《第四交响乐》有伏尔加河的影子。本来我当时就该听，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后的前几天，我才在梁和平家里听到了。

   　　王西麟：怎么样？

   　　老威：非常厉害，令人瞠目结舌！后来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与芦苇一起再听，渐渐觉得您的音乐完全在演绎你的经历，是一部特殊的个人证词。

   　　王西麟：太对了，我的音乐没有柔情，没有布尔乔亚，它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大湖，什么都从周围朝里面灌，眼泪、血、泥巴、叹息、惨叫，都朝里面灌，你说它能不重不深么？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源头，其次才是爱和恨。可许多娘娘腔的艺术家说，爱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放他娘的狗臭屁，当你活都活不了，哪来的爱？六四开枪，死伤那么多人，你说一千句爱也顶不回一颗子弹。动物也会爱，猩猩，大象，甚至狗，都会母爱和性爱，您能说他们的叫声是音乐、画或者诗？

   　　老威：我从《第四交响乐》中听出一种乡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６０年代发配到山西雁北地区搜集到的一种哭坟的调子，以后又把上党梆子融进了这种悲调，我在第三、第四里也用了，原调是“可怜我那兄弟呀”！年轻的女声，背后配有原始的唢呐。到了第四，哭腔延长了，整整９分钟，眼泪模糊成一片灰濛濛的河流，翻滚的脑袋，没有脸，没有耳朵，看不见任何表情，只有９分钟无尽的泪！八把大贝斯，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地方戏和民歌。几千年就这么一段，一首歌儿，哎呀呀，这三个字，人类几千年也没变。可突然之间，大鼓，哐噹哐噹，砸下去！把贝斯声带出的泪全砸掉！政治，老毛，运动的绞肉机咔咔响，您被抛进黑屋里，双眼蒙布，喳喳、巴巴、剥剥、各各，这些老鼠般的声音，议论，告密，怒斥，揭发，咆哮，打倒！用脚往死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无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脸粘满浓痰，埋下脑袋，头发里全是浓痰。来不及擦，呸呸！通通！拳头又来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还做你的学生，今天脸蛋就叫革命运动搞扭曲了，满口脏话。哗啦！最会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软肋上，半天喘不过气，遍地花！

   　　数不清的脚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猬了，朋友的，学生的，同志们的！你趴在粪坑边，一刹那经历了悲剧、喜剧、丑剧、神剧、肥皂剧！垮了，尊严垮了，我就写屁股颂……

   　　老威：你的音乐是控诉？

   　　王西麟：不仅是控诉，还要复仇，象《黑衣人》，一个不放过。

   　　老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解冻”后拍的，一个孩子问在斯大林时期当过狱警的爸爸：“您在集中营时，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问，最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忠于职守，不愧为专制政权的一条好狗，结局也是受不了而跳河。而中国呢？中华民族呢？这些人在街上，在饭馆里，在小轿车内，他们或许整过人，告过密，为了往上爬，把别人踩得死去活来。那些杀张志新的人，杀遇罗克的人，如今却活得理直气壮，没有孩子站出来问他们过去干了什么？整过谁？乌纱帽和钱袋沾没沾血？这些住洋房，开洋车，功成名就的好父亲呀，想到过忏悔吗？象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的……

   　　老威：那您是怎么“复活”的？王老师，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王西麟：我１９４９年就参军了，从１２岁到２０岁，一直生活在革命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根深蒂固，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是部队打下的，组织上见我是棵好苗，就把我从西北军区调出来，送到北京，进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的教师预备学校，直到考上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才算离开部队。

   　　老威：一帆风顺嘛。

   　　王西麟：５７年进高校，我依旧不脱黄军装，并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很快就当选为学生会和共青团的干部，还代表上音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鄙视白专道路，仗着身体壮，力气大，将音乐大学当作劳动大学，挖河泥，挑担子，垒炉子，炼钢铁，什么都一马当先。那是一种着了魔的时代风气，炼钢炉就竖在操场，连宿舍的铁窗子都撬去炼。可以说，我在三年级前，基本没练功课，校内象个大工地，也没音乐气氛。直到６０年下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搞大跃进了，教学才恢复正常。

   　　老威：缺了那么多课，咋办呢？

   　　王西麟：我当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所谓的白专尖子，几乎都是为了音乐而考进学院的资产阶级，音乐世家出身，转眼之间，人家在国际上比赛得奖，拿奖牌，又成了为国争光的香饽饽，比如洪腾，殷承忠。而我，再怎么紧跟时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们瞧不起。况且，我学医的哥哥精神失常，饿死在兰州，我姐姐当了右派，因不服上诉，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我也马上不“根正苗红”了。心里窝火，只好暗下决心学技术，与政治互相疏远。开始是独自摸索，听资料，尝试，毕业前的一年，碰见留过苏的瞿维，对我悉心传授，专业进步，成绩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威：据说你创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当时没有作曲的主科老师，我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上音图书馆，我分期分批，大约啃了３０多部四重奏文献，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里格，菲里宾科等。作了大量笔记，积累了较多手段。于是在１９６１年暑假，悄悄躲进琴房，开始潜心作曲了。挥汗如雨４０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乐章２５分钟的《四重奏》，并由丁善德院长的小女儿，女子四重奏组的丁芷诺安排了排练并逐段录音，这在校内有了影响。

   　　老威：可谓三年寒窗，一举成名吧。

   　　王西麟：作为学生和学校，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毕业鉴定会上，我却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学们的一致批制。正如我几年前鄙视白专，反击右派那样，大伙指出：“王西麟辜负了党的培养，一心走白专道路，已滑到危险边缘。”特别是过去同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Ｚ君，竟拍着桌子斥责：“你快成为右派了！”骇了我一大跳。

   　　老威：您果然从左滑右了？

   　　王西麟：没有，只能算从不务正业里摆脱了出来，懂得了交响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非下乡采风的产物。马克思讲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研究了从圈地运动到大工业社会的６００年历史，６００年资本积累，而非老毛号召的１５年超英赶美。交响乐和民歌的差别，是数百年文化和历史上的，而非阶级歧视。挑着粪桶，砍着树，赶着牛车能奔共产主义吗？当然，那是一个在村里打转的农民共产主义。

   　　老威：您思想这么超前？

   　　王西麟：几十年后才认识提高，成为右了；而当时，不过年少气盛，觉得受了压制。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天之骄子”的心态又复萌，觉得自己所学的与广播民族乐团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乐为由，在招待所赖着，不服从组织调遣去“民族乐团”，僵持了半个月，领导只好仍然改派我去“管弦乐团”。

   　　老威：有啥不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