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廖亦武

   　　采访缘起：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泪雨心香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撰写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８４岁的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１５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槽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开始，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结束，共进行了７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　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４０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８４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　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　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９７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泪雨心香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　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　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　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　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　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　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管制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　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普通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　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处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２０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　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　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５０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再加上是老乡，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５６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提建议。５７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 刘佑东把脸沉下来说：“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
   　　稍后，储安平的“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为了自保，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上了５７年６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密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　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　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避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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