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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作品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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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 2003年5月22日,《中国底层》之法译本在彼国南部蒙佩利耶书展上举行首发式,我因没拿到护照和非典型肺炎的双重因素,不能前往出风头,难免心气浮躁,拍遍栏杆。 是夜辗转难眠,照旧坐回桌边,翻检种种原始材料,竟发现这篇谈话稿已搁置了将近一年,几乎淡忘了。 犹如梦中惊醒,我一点一点回想在上访旅馆初遇老人的情景。那是个太阳天,羊老租张小茶桌,摆放在旅馆门口,自己却长髯飘飘,手捧“代写书信、诉状”之纸招牌,端坐一旁。 穿梭在那条陋巷中的上访专业户极多,所谓谋生手段大致为乞讨、拾荒、擦皮鞋、钟点清洁工或小偷小摸,而77岁的羊定清却选择了如此与世风格格不入的清雅古业,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于是交往,进而长谈,方知此老颇有来历:他曾向国民党官办之《扫荡报》和《中央日报》投稿数次,为我辈“自由撰稿人“之祖师,因逢改朝换代,其旧社会的言论被新社会治罪,九死一生,并殃及家族。 唏嘘未了,我父随之病重入院,不久撒手尘寰,接着是祭七、择墓、入土。再接着,中共交班,伊拉克战争,非典。家事国事,一桩又一桩,在走马灯一般的旋转中,双鬓依稀添白。 而羊老先生今在何方?前几日,我才骑车重游过旧地。因非典,旅馆配合公安机关将所有“外来人员”扫地出门,剩一片白地。我在那儿站了一刻钟,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别的——我的脑子也只剩一片白地…… 老威:老先生,在这上访堆里,您的岁数最大吧? 羊定清:今年虚岁77,和在高院门口擦皮鞋的霍老头同庚。 老威:可您的名字、资历相比老霍,一个天,一个地。 羊定清:啥意思? 老威:人家老霍虽满腹冤屈,但阅历单纯,哪像您这鼎鼎大名的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羊定清:大风大浪是经历过,可“记者”算不上。 老威:大伙背地给您取的绰号就叫“扫荡报”。 羊定清:看来这个黑锅我得背到死。 老威:不想自己澄清一下? 羊定清:我对许多人当面澄清过,可说来话长,人家不耐烦听。唉,一个人没有社会地位,说啥都顶个屁。 老威:我喜欢“说来话长”,我相信您的故事。 羊定清:不是故事。好吧,您当作故事也没啥。我是宜宾高县云河乡人,生于民国15年(1926)正月初八,头上两个哥哥,脚底三个妹妹,据我老母亲讲,羊家的香火原来很鼎盛,自晚清到民国,在当地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姓氏,出过好几位秀才,还出过举人。可到了我这“定”字辈,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乃,家道就有些中落了。民国25年,二妹、幺妹死于天花,民国28年,大哥、二哥又累死在背盐途中。旧社会,川盐很值钱,特别是自贡自流井的盐,一贩运出川境,价格顿时涨一两倍。所以,老家许多青壮劳力都相约去自流井打工,熬盐或背盐。那时山川阻隔,如今半天的路程,要走十几天,而且都是崎岖小路。我的两个哥哥据说死在贵州安顺场附近,可噩耗让同村人捎回来时,已过了一月余。我还小,正读私塾,还依稀记得父母在祖坟地里为哥哥们垒了两座空坟包,埋了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衣裳。丧事不久,被伤痛弄懵了的父母就商量着要我辍学,因为家中太缺人手,我虽年幼,也可放猪放牛,干些杂活。可祖母溺爱我,老人家把父母叫到膝下训斥,并令其诅咒:哪怕拆房卖瓦也要借清娃念书、进取,待来日飞黄腾达,为列祖列宗争光。 长话短说,民国33年(1944)夏天,我18岁,高县中学初中毕业。家里张灯结彩,遍请亲戚后,父母就卖掉20亩水旱田,一头牛,凑足一大笔银元,助我去重庆求学。当时,父母要求我读工商,将来做个生意人,中兴已衰败不堪的家道;而我身处抗战胜利前夕,同所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知识青年一样,心系国是,渴望投笔从戎。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秋天,我于家中稍事休整,准备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时,竟在高县郊外被绑了壮丁!其时晴天白日,我刚走上公路,就从路边树林里窜出一彪人马。一条麻袋自脑壳罩到脚,我还以为撞上棒老二(土匪)了,就在麻袋里大喊救命。外头捣来几枪托,痛得我一下子耷在地下,只听得有人拉枪栓骂道:“喊个屌!一枪毙了个狗日的。” 我骇出一裤子尿,就低声求饶:“大爷们放我学生娃娃一条生路,身上的钱财都孝敬。” 麻袋外应答:“老子们不是大爷,是国军!而今打抗战,前方兵员缺乏,对不住了!” 就这样,我昏天黑地栽进驻县城的壮丁部队——叙泸师管区当了壮丁。随后辗转宜宾、泸洲、自流井、贵州安顺、遵义、毕节等地背盐,作牛作马。 老威:当兵咋做苦力呢? 羊定清:国民政府的战时壮丁法令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一到地方,就乱套了。有钱人家不愿出壮丁,就出一大笔钱,空缺的壮丁名额,就四处抓人顶替。到了管区内,不发枪,不操练,先白做几个月的苦工,累不死的,才交给正规部队。这之前的军饷、粮饷,以及壮丁们背盐挣来的辛苦钱,统统落入各级长官的腰包。 老威:他妈这壮丁部队就是人贩子团伙。 羊定清:跟共产党贪官一样,国民党贪官也在政策法令的保护下,无法无天。短短两个月,我所在的连队就因害红白痢疾、闷头摆子不治身亡,逃跑,累成肺痨等原由,减员过半。剩下的30多个骨瘦如材的弱丁,缩编成一个排,由排长和班长押着,继续背盐。为了怕我们逃跑,每人都刮光头,却在脑顶盖留一撮毛作为标记,屙屎屙尿也喊报告。最后,干脆5人一组,一条绳串起来,在路上就谁也跑不了。 抗战胜利时我仍在贵州山路上背盐,直到某一天,上峰要到叙泸师管区视察,营里才急了。为了应付,就由连排长带上人枪,挨家挨户抓县城老百姓,临时套上军装充数。我记得已是民国34年(1945)双十节,站在操场上接受视察的壮丁不足200人,而抓来的假壮丁却超过300。谁也不敢吭声,因为长官言明:应付了场合就放人,出了纰漏谁都走不脱。 那天来的是省城大员,屁股后还跟了大拨本地贤达士绅,没想到,我的同窗沈云山居然也在其中!我老远就认出他了,却忍住不吭声,直到沈兄随显贵们来到跟前,我方突然伸出手,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轻声叫道:“云山!” 场里所有的人都楞了,营长气极败坏地跑过来,瞪我一眼,却又转脸笑对显贵们。我已豁出去了,死揪住同窗的胳膊继续叫道:“我是羊定清!云山,认不出了?” 此时,连过去了十几米远的省城大员都回头来。沈兄见状,急忙拍拍我的肩,耳语道:“我会救你。”随后大声说:“莫激动,莫激动。”就抹下我的手闪开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以为完蛋了。不料当日下午,沈云山就亲自到壮丁营接我出去。犹如囚犯出狱,我当即大哭一场。沈兄温言劝慰,原来一两年不见,他进了国民党高县党部,任通讯秘书,所以能够很快打通关节,救我于水火。 回到家,父母一见皮包骨头的儿子,以为大白天见鬼,傻了一阵,才互相抱头痛哭。经历这场变故,我本已心灰意冷,不料在家没歇多久,国共内战又开场,好歹是读书人,总不甘心这辈子在庄稼地里混。正郁闷着,就接到沈云山来信,一番叙旧,赞我志向高远,才华出众,为诸学兄中之翘楚。接着,就引出替《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之地方时政版约稿的正题。我受宠若惊,免不了回函谦辞;沈兄再次来信恳请,并寄来样报若干,他说:“拙弟不才,滥竽充数为扫荡诸报之特约通讯,当竭尽犬马,举存兄之高文,幸勿推辞。” 两番知遇,沈兄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于是从命动笔,在一年内,通过沈兄向《扫荡报》投稿8次,刊登4篇;向《中央日报》投稿6次,刊登两篇。内容均为地方见闻,穑稼之辛,兵役之乱。我还评论了所谓壮丁法令,以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道:“抓丁者如匪类,贩丁者视国家律令如废纸,长此以往,则将贪兵疲,官强民弱,共产魔道乘虚而入,社稷危矣。” 老威:内战结果还真被你言中了。 羊定清:《扫荡报》稿酬不错,发表一次能挣一个银元,在乡下就算一笔大钱了。所以父母很高兴,就起早贪黑,承担全部农活,让我潜心撰文。四邻也羡慕,都说羊家祖上显灵,风水要转了,只这定清一人,就抵过几任秀才。因为在整个县境,能在国家大报上发文的,也凤毛麟角。 老威:您是我辈的祖师爷,因为本人目前就以卖文为生。 羊定清:现在的稿酬如何? 老威:比您挣银元差远了。 羊定清:我也就挣了一年。48年夏天,沈云山调升重庆,断了联系,我的投稿生涯就告一段落。捱至49年,国民党败象已显。经济滑坡,军事吃紧,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父母还捏住这银元不肯用,而金元劵和法币又贬得太快,揣几大卷去赶集,只能买回两斤盐巴。 转眼岁末,四川全境解放。接着,工作组下乡来,按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家十几亩薄田,本来划阶级成份只够上中农,却被贫协一致推选为地主,为啥?就因为我“落入了法网”。 老威: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 羊定清:本人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老威:那为啥“落入法网”? 羊定清:因为发表文章。朝代一变,《扫荡报》就成了反动喉舌,我当然罪不可赦。父亲年纪大,想不开,几场批斗下来,就“畏罪自杀”了。我挣的银元一文没用,连同房子、耕牛、田地和祖传的首饰,统统充公。我被关押在乡公所的黑屋内,白天黑夜都点着煤油灯,写交待材料,向人民缴械投降。 老威:这同我爸在文革中的状况差不多,大约是1971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几百个臭老九一起,集中关押在盐亭县城关小学内,天天写材料,背靠背检举他人。有人受不了,在厕所用剃胡刀片抹脖子,死了,还抬出来,放在水泥乒乓台上曝尸示众。而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出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羊定清:文革和土改不一样,在土改中,工作组就是法律,枪毙、管制、关押、批斗、用刑,全凭一句话。幸好我在土改初期就被揪了出来,当时正“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组的作风还较温和,主张说理斗争。划清阶级后,工作组领导由南下的外省干部换成了本县的复员军人,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镇压“坏蛋”。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毙人,只要有三个以上的贫下中农检举某个不法地主的复辟言行,马上就把地主抓起来批斗,当场就枪毙。杀人上瘾了,后来,连贫协组长、民兵连长都随时提着枪,找借口消灭了敌人,方先斩后奏,向工作组补充汇报。 老威:您没被毙掉? 羊定清:如果我留在村里,十颗脑袋都不够崩,因为几十年后,出狱还乡,才晓得方圆十里的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已被消灭了大半。有的地主,全家老小被斩尽杀绝,连看门狗也没逃脱。幸好我被早早定性为反革命敌报记者,问题步步升级,在村里关几天,就转乡公所,接着又进县监狱,才得以公审公判,走完法律过场,保住脑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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