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破碎的受难—— 试论廖亦武从诗歌躁动到底层勘探的书写历程
(博讯2005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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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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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高校恢复招生后，正当上学年龄的廖亦武曾多次热心赶考，无奈他顽冥的屁股与教室的板凳终无缘分，连年落榜后，只好放弃科场，去川藏公路上开起了卡车。那是十年动乱刚落下尘埃的年代，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经过招考的筛选，多年积压下来的人才多在纳入国家干部的生产线之后得到体制的养育。眼看着那么多能读的会写的各得了其所，几经碰壁的廖亦武难免有些失意的落寞，好在他从小受惯了排斥，人已磨砺得皮皮赖赖的，每受到冷遇，不只不屑于诗人式地自怜，有时还会来点自嘲，甚至把自己的那些落魄相在诗文中漫画上几笔。比如有一次赶会场的经历，就让他写得颇为闹剧：那是一处礼堂，里面有名人正作演讲，一群闲杂人员被拦在门口，没有入场券的廖亦武也挤在其中起哄，因与把门的发生口角，叫那厮一巴掌拍到两米之外。他当下被打恼了，捞起块板砖，就要砸将过去。
这捞砖的姿态很戏剧，也很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说，廖亦武强烈的表达欲即起于此一砸摊子的冲动。而那块在握的砖头，更物质地体现了他硬闯诗坛的文字力度，以及其后日益增长的抗争气势。不过那一砖当时并没真砸下去，据廖自述，是让一位很爱才的老诗人碰上现场，及时制止了他的莽撞。他不好意思地丢下砖头，随即在老者带领下，也以诗人的身分进入了会场。
开车的差事，廖亦武那时早不干了。自发表了《高原》、《大盆地》等乐观向上的诗作，他接二连三获官方诗歌比赛奖，诗坛上已名声大噪。廖亦武至此方才看出，文山学海上别有快捷方式，原来读大学挣文凭并非进入体制养育的唯一通道，对于爱好写作的文学男女，文联、作协及其掌管的报刊，包括延伸到基层的文化馆，全都蜂巢蚁穴般各敞户牖，只要你善于按既定的调子摇摇笔杆，有的是甜蜜的小位子收你入伙。进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艺界已较前宽松了许多，你露出点批评的芒刺也好，搞些雕虫小技的先锋试验也好，只要尚未触及政治要害，只要知趣地把握好分寸，伪自由写作的共荣圈多少都会让你沾些党国的恩泽。就这样，凭那些咏叹了土地、祖先及其血脉的诗作，廖亦武很快敲开体制的大门，干上了抄抄写写的工作。他从小就爱读爱写，即使现有的差事近乎文字打杂，比起把住方向盘终日在山路上颠簸，还是要来得顺手和带劲多了，更何况还荣膺了诗人的头衔。那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学过热的年头，写诗的和读诗的都热昏了头，跻身在巴蜀诗界的袍哥群中，廖亦武和他周围的一伙知青老顽童互相感染着，拖一身插队生活留下的盲流习气，连带着没发散完的文革造反余热，再搅拌上各人的文学野心，遂在群体的膨胀中爆发出飞扬跋扈的诗歌躁动。
这样看来，礼堂内外的那幕戏还真有些象征意味：进得去还是进不去，显然是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进去了，就有位置，有饭碗，有写作和发表的特权，有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名利。进不去，就什么光也沾不上。你尽可以在门外发你的莽汉主义嚎叫，但你那些码成诗行的文字只能在你们同仁的地下刊物上印出来，若惹上非法出版的麻烦，随时还会遭到警方的干涉。这就是中国文学界两极分化的对立形势：你不就范，便得出局；不受限制，必挨制裁。从体制外刚挤入体制内的廖亦武野性未驯，还不太懂得里面的规矩。一九八四年，他调到涪陵地区艺术馆，受命主编新创刊的馆办杂志《巴国文风》，同时还暗中编印四川的地下诗歌刊物。在被容忍的边界上，他顽皮地溜出窜进，踏着舞步向布雷区的纵深处穿行而去。
其实所有的出轨行动都是叫压制封闭激出来的，中国的先锋诗运动正是在这一恼人的写作缺氧条件下产生的词语熰烟现象：它先天地缺乏充分发热发光的空间和资源，结果就熰出了那么多烟尘雾罩的文字，冒着发黑的火焰，发出烧焦的气味。这种精神分裂症的境况使廖亦武陷入极度的幻灭，一九八五年以后，他不再写那些歌咏土地和祖先的诗篇了，体制内的饭碗已把他喂到了十分憋尿的地步。他恨不得登上一处制高的顶楼，小天使一般欢畅地撒泡热尿，好给整个干瘪的城市浇一头阵雨。就是满怀这一“创造性亵渎”的狂念，他创作和发表了“三城”系列以及其它长篇诗作。
二
廖亦武属于知识贫乏中饥渴过来的一代人，与很多参与先锋诗歌运动的作者相类似，他也是读了些偶然踫到手的西方诗作译本，受到诱发的创作激情才一发而不可收地井喷起来。廖诗的英译者戴迈河（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ａｙ）指出，廖诗先后受到过惠特曼《草叶集》、但丁《神曲》和金斯堡《嚎叫》的直接影响（參看戴迈河的論文：《廖亦武在“死城”中》，見“新青年学术沙龙网”）。但实际地看来，所有这一切影响充其量也只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由于各方面存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从影响到接受，其间的可比性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形式上造了些现代启示录（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ｔｉｃ）声势的“三城”系列，模糊的启示录像响也仅虚晃了几枪，很难说这些长诗与西方启示录文学的传统有多少实质性的联联。要论廖诗所唱的那怪调子，我看它倒更像是“启示录”的反调。至于他那个以先知自居的阿拉法威，也不过拿先知的名号当黑面罩戴上，神秘得煞有介事而已。也许起这个怪名字，是要在字面上与阿拉法特称兄道弟，也许只是戏谑地谐音了上海话，作势要摆出“我发威”的酷相。不管其中的玄机或玩笑是什么，通过阿拉法威的串演，廖亦武的“创造性亵渎”毕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泄。阿拉法威是一个体现了“对立与综合”原则的人物，他的杂拌声音混淆了神魔，杂糅了人兽，迭合了主与客、我与他，既代言了诗篇作者的狂想，又被处理成他肆意诅咒的靶子。正是通过这个顶着先知名号的反先知，廖亦武把一系列极端对立的东西在他的言说载体上强行扭结在一起，进而从中聚变出极度悖谬的词语爆破力。正如《幻城》起首的诗行所云：“一些人像刽子手，一些人像待决的囚犯，／而你，身兼双重的角色。”或如从《杂种》中发出的狂喊：“我们是一群企图杀死水的鱼。”他的阿拉法威就是这样一个自打耳光的悖谬人物，集施暴与受罪于一身，以玩世的姿态公布启世的教训，见证着灾难，同时不可救药地卷入其中。他是词语迷狂的化身，在这个“意义”衰败的死城中，他分身为历史崩溃的碎片，最终以自毁的方式引爆了整个世界。为了把个人的沉沦夸大为人类的劫难，廖亦武让他的阿拉法威口吐大量腥秽的词句，看他那滔滔不绝的阵势，似乎语言堤防的溃决只有这样血肉模糊屎尿横溢地冲刷下去，这块土地上淤积的千年脓水才得以排挤干净。
应该如何定性这些读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诗行呢？是词语腹泻？是书写谵妄？是巨大的社会梦魇缠住了魂，鬼使神差那抖动的笔端心电图一样通传了紊乱的不祥？还是所有这一切错综交织，构成了诗谶型的文化先知症状？
先知者，“春江水暖鸭先知”之谓也。地震前老鼠的群徙，大雨前蚂蚁的忙碌，都属于自然界的先知事例。先知并不都是一副古代圣哲的模样，未必都皱起忧国忧民的眉头，形象高大得让人肃然起敬。从以往的情况看，中国式的启示录往往是从那些疯癫的边缘人或浑无机心的妇孺口中道出来的。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是先知，历朝正史中《五行志》所录的童谣均为先知性的韵文表达。当政者之所以极度惧怕此类谜语式预言，指斥其妖言惑众，就是因为它通过某些特殊个体的语无伦次，泄露了群体无意识层面的恐惧和欲望，“谣传”了被压抑在社会夹缝中的呼声。廖亦武未必认真读过《圣经》，也未必思考过中国的谶纬传统，但在巴蜀先锋诗群中，也许就数他边缘，从小即受家累，吃过不少苦头，生性又憨中有悍，踫到“管不住自己手脚”的时候，还可能显得有些癫狂……正由于他具备了这一特殊的身心素质，血肉中多了些敏感而坚韧的感受细胞，这才叫社会感应——社会现实中弥漫着的，足以激发人做出反应的信号、征象、事件等——那只看不见的手抓起脊梁，嵌入了蒙克那幅叫做《呐喊》的画框。幸或不幸是很难说了，反正他在跟着感觉走，自踏入灾难的漩涡，张口向天地发出尖叫便定型成他的生命姿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廖亦武自封的“巴人村先知”头衔视为他头上的棘冠，而那个“阿拉法威”的外号，则可看作他给自己披上的一袭捉襟见肘的紫袍。他以为他那些好斗的诗篇无非纸上谈兵，不过放了些笔头空枪，哪料到戏言会成真，到后来，很多以恶谑取胜的警句都成了对他自己的诅咒。
词语的迷恋就是这样一个魔幻的十字架，背上了它的重荷，就很难扭转那惹人侧目的姿态，走不出仿佛是命运框定的角色了。廖亦武的写作因此而有了受难的性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