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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的《革命军》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 和 苏报案 大陆 金冲及、胡绳武
编者按：本文摘录于金冲及和胡绳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该文真实地记述了中国共和革命之所以爆发的思想原因和历史由来。是一篇信史。但由于文中存在着马列思想的太多浸染，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教，和指中国的辛亥共和革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虽为作者的不得已，但本刊在发表时，还是予以了必要的删节。敬请作者原谅。
正当留日学生中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革命思潮在国内也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的起点，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的出版。 邹容，原名绍陶，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商人。容幼年时，就很有反叛性。十二岁时，第一次参加考试，就因同考官顶撞而退出试场。他对父亲说过：“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戊戌变法时，容年十三，随日本人学和文。“容因此得识诸学门径，习闻欧理绪余，乃浏览种种新籍时报，每有所刺激，好发奇辟可骇之论，又纵谈时事，人因是以谣言局副办呼之。无少长贵贱，如其人腐败，或议有不合，容必面斥之。”一九零一年夏，他到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他回家时，给大哥蕴丹写信，痛斥科举制度：“近国家掇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并劝他大哥：“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食道也可。”当他准备留日时，他的舅父刘华廷阻挠他说“中国之弱，乃是天运。”“汝一人岂能挽回？”“若裕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邹容在离家到日本后，给他父母去信时，断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只要正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
一打开《革命军》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邹容热情洋溢的对革命的赞颂：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魂、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我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在邹容之前，孙中山自然是有明确的共和革命思想的，他所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也已经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到这时为止，一直还没有写出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著作，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因短于学理，不为人所重；一九零一年的《国民报》是有革命倾向的，但它这种倾向常常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正面地响亮地喊出革命的口号；《江苏》杂志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发表，已在《革命军》出版以后。象这样旗帜鲜明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应该算是第一部。它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确实有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意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邹容在《革命军》中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他响亮地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他写到：“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以人种发展历史之一大原因也。”
邹容提出的革命的内容，不只是民族主义这一个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比过去其它人更加鲜明地、系统地宣传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他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点出发来提出问题。写到：“今试问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他还说：“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故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这自然是比较彻底的民主共和思想了。 邹容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象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象这样系统地提出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邹容也是第一人。 在邹容心目中，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是革命的最高榜样。在他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明确地规定：“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他特别推重法国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 《约论》。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也好，美国独立也好，都是卢梭等人的学说结出的丰硕果实。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写到： “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则吾请执卢梭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之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伦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 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发表，在当时思想界，有如响起了一声震撼大地的春雷。还由于这本书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着它就象触到了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这就更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书出版后不久，章行严在六月九日的《苏报》上发表了《读革命军》一文。指出：“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櫡往事，积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也云。”它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香港翻印的称《革命先锋》，新加坡翻印的称《图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称《救世真言》，在横滨与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并列，称为《章邹合刊》，还有将它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总数当逾一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数中居第一位。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曾说：“……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更有赴日留学生感慨地说道：“……我们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甚至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改良派散布了一系列的谬论，来反对革命，阻挠人们走上革命道路。这些谬论中许多又同社会上长期存留下来的旧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不坚决批判改良派的谬论，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能的。对此，章太炎逐一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驳，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这就帮助许多人从改良派的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很有些所向披靡的气概。 改良派企图用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来吓唬人们不要参加革命。章太炎却从历史上论证：在专制政体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也。” 改良派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论证：正是革命实践，才是提高人民觉悟的最有效的途径。 “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无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业。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不可已，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事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太炎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改良派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要人们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章太炎则竭力揭破这种伪造的神话，打倒这尊虚设的偶像。过去，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的名字俨然神圣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万万说不得的。谁胆敢提一下，就要大祸临头，脑袋就要搬家。章太炎偏偏选准这个目标，直斥光绪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震动远近。顽固派为此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它在当时所起的那种震动人心的思想解放作用，今天我们已不容易完全体会到了。 对康有为，章太炎更作了尖锐的揭露，指出他那封信名义上写给南北美洲诸华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信”，其实是写给清朝政府看的：“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即康有为）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固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髦，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籍，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革命军》也好，《驳康有为书》也好，最初还只是秘密的出版物，传布和影响的范围不能不因之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章行严为邹容《革命军》题签时，“容曰：‘此秘密小册子，力终捍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言下唏嘘不置。”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苏报》终于成了他们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 《苏报》，本在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办人是胡璋（铁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驹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主笔最初是邹弢。报纸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粗陋猥亵，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并有欺诈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苏报》为陈范（梦坡）购得。陈原为江西铅县知县，因教案落职，愤而办报，力倡变法。以后，他的女儿陈撷芬又主办《女学报》。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后，东南各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增入‘学界风潮’一门，乃大为阅者之所注目矣。” 爱国学社成立后，由于“仓猝成立，经费不足，因与《苏报》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七人轮流担任撰述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苏报》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章行严为主笔。六月一日，是日苏报大改良，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用二样字体，错落出之。是日之论说为《康有为》，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数语，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论说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以风闻北京大学堂学生接应东京义勇队者二人被拘，且讹传正法矣。其实并无此事，不过大学堂学生曾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耳。而海上风谣四起，一日数惊。故《苏报》有是论。大约此簦议论，乃《苏报》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苏报》连续刊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九日起又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这时，《中外日报》发表了《革命驳议》一文，《苏报》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连载了章太炎、柳亚子、蔡治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词激烈，一切在所不顾。它犹如狂飙卷地袭来，上海新闻界原来沉寂的空气顿时被一扫而空。 这个时期的《苏报》，公然地、毫无顾忌地昌言革命。《康有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外，还写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用欧洲共和革命时期学生们起来“杀皇帝”、“倒政府”的历史先例，来鼓舞人们大胆地行动起来，写到：“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供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学生诸君将追其迹，而照耀于二十世纪之历史乎？将为先人雪耻，而壮大吾汉人之声色乎？吾歌之，吾诵之，吾全国之学生将欢迎诸君矣。望诸君自重，诸君胆壮，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中国万岁！中央革命万岁！” 其中，写得更激烈的，是《杀人主义》一文。这篇论说中，虽然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所表现的那种同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势不两立、鼓吹革命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写到：“此仇敌也，以五百万幺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他还写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黄旗已招展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苏报》的不少论说发表以后，外地报刊如香港《中国日报》、厦门《鹭江报》等纷纷选录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上海地区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此大张旗鼓地迅速展开，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震动。这年的五、六月间，清朝商吕海寰就函告江苏巡抚恩寿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恩寿就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领事照会，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太炎、陈范等人。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后，恩寿再次饬袁树勋，称奉清廷谕旨，要求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逮捕章、邹、陈等人。又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袁树勋办理此事。 六月二十九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苏报》馆，捕去报社帐房程吉甫。第二天，到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时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学报》馆捕去《苏报》办事员钱宝仁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开。另有龙泽厚，也因自力军旧案而被指捕，于当晚自动投案。邹容最初由张继藏在虹口一个教士家中，后亦于七月一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 章太炎被捕后，在狱中致书《新闻报》记者，称：“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苏报》上刊出。第二日，《苏报》就被封闭。 七月十五日，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进行审讯。清朝政府委托律师古柏提出控诉，指责《苏报》“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云云。章太炎在受审讯时，慷慨陈词，继续宣传革命，说：“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这次诉讼，引起国内舆论的沸腾，成为全国视线集注的焦点。案中的陈中开、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因无关重要，被关押四个月后即被释放。章太炎、邹容二人，清朝政府原来坚持要求引渡到南京，准备置于死地。但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拖延到第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租界当局最后只能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邹容病急时，已许某时某日出狱矣。先一夕服医生药，遂死。故外间生疑，多谓遇毒。”章太炎被关押至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方才出狱。 《苏报》案的发生，对国内思想界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这件事在上海发生。它对内地所起的打开风气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难比拟的。章行严在回忆中说：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载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维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目前动乱之局亦难于收摄也。此其机缄启闭，当时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审处之。然若言论长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凡一运动之所谓高潮无从企及。于是少数激烈奋迅者流，审时度势，谋定后动，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之效。《苏报》案之所由出现，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为借《苏报》案就可以将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下去。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大出反动统治者的意料之外。《苏报》案发生后，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动，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布。《苏报》第四期的本省时评说得很清楚： “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敌。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 他们还特地发表《祝苏报馆之封禁》的时评说：“此后，吾但祝满政府多封报馆；则国民之自由心愈发达，吾中国前途愈光明。吾乃于《苏报》馆之事，飨宴以贺之，燃开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时评中更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之革命风潮，当为奔涛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将以何术济其穷？” 《苏报》案尚未结束，在北京又发生了清朝政府杖毙参加自立军的沉荩事件。沈荩，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先时，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维新派中是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曾说：“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东渡日本。后回上海，参与唐才常主持的自立军事件，为右军统领。但，“荩所恃之主义，乃唯一之破坏主义，不喜学问，无复杂之头脑，故一闻才常之言，以为天下事大可为也。”事败后，潜入北京，秘密居住两年，被人告发。一九零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清政府逮捕。这时正在《苏报》案事件起后二十天。沉荩被捕后，被判死刑。这时，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这时行刑会“破其庆典”，于是就下令在狱中杖毙。七月三十一日，清吏用竹鞭捶击沉荩，连续四小时，血肉横飞，乃未绝命，最后用绳子勒毙。 这个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蛮残暴，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江苏》杂志的国内时评写道：“夫沈荩以何罪死，满政府固未尝有一纸死罪宣判书以告我国民也。夫杀而不能言其罪，则四万万人孰非可杀之人乎？”，“呜呼！吾向者犹以为满政府不过用其呼尔蹴尔之术以待我汉族，而不知今后竟至于磨刀霍霍而来也。今日杖杀一沉荩，不过小试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横飞，哀呼宛转于槌杖之下，又满政府待我汉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写影也，吾同胞其将何以待之？”章行严更于同年化名“黄中黄”写了《沉荩》的小册子（章太炎在狱中为这本书作了序），书中指出： “自荩死后，而满政府之丑状尽形呈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发议于各新闻杂志，以为今日可以无故而杀一沉荩，则明日即可以无故尽杀吾四万万同胞。前言满族之虐待我汉族，而尚有忠奴为之解脱，自今观之为何故？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几致全国之舆论为之一转。” 上海的激进份子又在愚园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到会的有数百人。会上，宣读章太炎所撰的哀词，鞠躬致敬，并有人演说沉荩惨死的事实和今后对待清政府应有的态度。到会的人中间，不少人为之流泪。 这样，从《苏报》案以后，革命思潮在国内，也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冲破种种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拾地向前推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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