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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传记第三部 连载之五
大灾难还在后头 前一场的灾难还没了结，新的一场灾难又紧跟着出场了。反右以后，来了三个方面的新花样：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前两个“大”在城市中施行，人民公社则在农村展开，简称三面红旗，使中国人赤着脚也跟不上。 这时节我为了右派的身份正下放在上海县陈家桥，这是个不到一千人的村庄，农民世代耕作，不需要名师教导。自高级合作社提高至人民公社，就把一户一家的个体农民，合并成大家庭的大集体，又异想天开把每户做饭的格局变成吃大锅饭，提出的口号叫做“吃饭不要钱”，为着贯彻这一口号，还得砸烂铁锅和灶头作为下了决心的保证。非常滑稽的是广播喇叭说是：为了提前实行共产主义。 聚族而居的农村皆有储粮备荒的传统，吃饭不要钱吃了没几天就只得吃存粮，连存粮也吃光了，就开始杀狗杀猫充饥，吃光家畜然后吃草根树皮和榆叶充饥，观音土名唤观音，其实是自欺欺人，谁知吃了下去，死得更痛苦，古人就有“饥而不食乌啄者（一种毒性的果实），为其愈充腹与饿死同患”！（《史记》˙苏秦列传）农村里开始死人，老弱病号死在前头，然后是青壮年，小孩子也逃不了。 五八、五九这两年偏偏是风调雨顺的年头，按正常的耕耘可保大丰收，旧社会遭遇歉收的年景，农民逃难到外地要饭也能活得下去，新社会拉平了贫富，家家户户断粮，到哪里，那里都在闹饥荒，这就把一切吃饭的门路全堵死了。 原来《红旗》上刊出一篇大科学家钱学森博士的文章，说是一亩地按照他的测算，可以收获三千至三千五百斤稻谷，他的科学根据：植株要密，利用太阳的光合作用，再加之深翻土地，便于吸收地下水源，既省劳动力，不必插秧，熟土翻下去又省肥料。毛泽东夸赞此文是农业生产的一场大革命，正合“孤”意，发了指示，强制执行。 老毛哪里知道，这是御用文人在仰仗领袖的鼻息，当他投其所好迎合老毛的疯狂，也就丢弃了理性的思维和实验的手段。钱学森制造原子弹不愧是个科学家，当他甘愿做疯狂的毛泽东的应声虫时，就完全拋弃了科学的 A、B、C。当然，文人中比钱博士更善于阿谀逢迎的，还有郭沫若，臧克家之流。 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无独有偶，在苏联也有自己的“钱博士”，那里的科学家名叫特洛菲姆李森科，也许受到钱博士伟大发明的启发，他也在耕作方面出了些怪点子，推广冬小麦改作春小麦，一年可收获两季，中国农学家则引进苏联的“先进”办法，试行一年双季稻的轮作制。 违反自然规律者，不论是毛泽东，斯大林，钱学森和李森科，必然受到上帝的惩罚，两国的所谓先进农业，结果都是颗粒无收。我国的农谚说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陈家桥的农民气愤地骂道：“怎么样折腾庄稼就怎么干！哪壶水不开拎哪壶！” 我在陈家桥下放劳动，本是惩罚性的，村长跟我的感情不错，同时，在该村下放劳动的还有两位华东师大的右派份子，男的姓郭，女的姓尹，郭得了精神忧郁症，在杀狗杀猫阶段即投河自杀，村长以郭某饿死为由，向县政府汇报：下放的“王某、尹某，他们即使交足粮票，粮站也兑不出粮来，希望让这两个右派回到各自原来的单位”。这样，我才结束了插队落户式的生活。半年之后，那位尹小姐得了浮肿和肝炎，治愈的特效药只有粮食，偏偏那时独缺这号特效药，死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岁。
陷入饥荒的城市 我回到上海，照旧到作家协会上班，干的工作还是整理书库。这时候上海人同样陷于饥荒中，农村有猫有狗可食，城里人却学了猫的本领，纷纷捉老鼠充饥，那热烈的程度比当年“除四害”的消灭老鼠之役还起劲！ 如果说钱博士发明了密植和深翻，人才济济的上海，无名氏的土科学家则发现一种叫小球藻的食品，据说内含碳水化合物，养在水里的“球藻”的胞子会自己分裂。我吃过小球藻，呈绿色，无味，吃下去会引起呕吐。 粮店没有粮食供应，粮票成了废纸，传说近郊区的供应山芋藤，我已记不清一斤粮票能换多少山芋藤，只上市两三天，四面八方抢购山芋藤者，一下子把存放屋后的“美餐”抢购一空，本人也没捞到尝一尝。我在山东可吃过这个东西，山东叫它地瓜秧子，农民把它磨成粉末掺在煎饼里作填充物。 我的家庭有六个孩子（大儿子在外地学习），加上我的父亲，共有九个人。在这陷入饥饿的城市中，能维持一日三餐决非易事，而一直在乡下的继母，因为常州闹饥荒，不打招呼也搬到上海来住，又添了一口，家长成天为吃的问题犯愁。 家里买小菜的财务由我父亲承担，每天天不亮就往五原路菜场排队。三十六年后还记得一件往事：老人家有一次买回一斤豆腐渣，这是第一流的营养品，简直赛过山珍海味；有一天他买了两个大南瓜，正好掺和着糠麸美美的吃几顿。谁知好事多磨，怕是生在贫瘠的地方，或是没有肥料，南瓜下了锅成了一泡水，它的纤维又很难下咽，邻居尝了一口安慰我道： “老天爷似乎跟我伲作对，这年头怪事连连，买葱葱不辣，买瓜瓜不甜，母鸡不下蛋，萝卜变成空心……，长了这么大还没碰上这般霉运！” 感谢共产党让我全家维持了可怜的生存权，要两样东西成了我们的救命星：一件是每日供应一瓶牛奶，我是连续六、七年的老订户，为了孩子的成长，原则上先让最小的孩子享用；另外一条是李明的“海外关系”，本来，“海外关系”也象黑五类那样，是闯祸的根源，在饥荒年代，李明的叔叔从香港寄来的罐头食品，几乎成了全家的盛大节日。 冯素英（羊子）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羊子在湖南就业），家中张口吃饭有五人，他们的生存权同样没有保障，她的妈妈找到了一条生路，每天清晨步行到孕妇家收孕妇小便，送交医院提炼胎盘球蛋白，每月收入二十多元人民币，聊补无米之炊。 那年头上级发的票证多如牛毛，计有粮票，糖票，烟票，肥皂票，火柴票，布票，线团票，肉票，油票，豆制品票，副食品券等等，这说明物资的普遍匮乏。直至1985年以后，这十一种票证才成了一堆废纸。
后院炼钢 要说毛泽东的智商低下，他做的诗倒是合韵合辙；要说毛的学识兼优，他的无知简直比不上一个中学生。检查一下毛整个执政期中闹出多少愚昧加荒唐的笑话，如上节讲到的种田不施肥，只须把上层的熟土翻下去，就能长出粮食——这个念头，我在七、八岁时就会说一个“不”字；再如，不用焦炭可以炼钢，没有粮食却提倡什么吃饭不要钱，这不是神经病的疯狂是什么？ 回忆一下当年的“后院炼钢”吧，当我调到巨鹿路的作家协会，进门时便发现好端端的大铁门不翼而飞，原来上海作协占用的是本世纪初一个大亨造的花园洋房，两扇由扁钢造的铁门既结实又美观，据说是被“大炼钢铁行动组”硬拆下来拿去炼钢炼铁去了。如今只用十块木料做成临时的大门，真有贼也挡不住。 我还记得复兴路上一幢六层洋房，对着大街的阳台上都建有一人高的铁栏杆，“大炼钢铁行动组”同样也要拆下来，住户只得临时用麻绳拦住阳台。一位作家住在五楼，见着我气得大骂“行动组”不是人，大炼钢铁不管死活，家里人一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找谁算帐去？ 大炼钢铁用什么作原料呢？叫做就地取材，于是城市里已经稀罕的树木在一天之内烧成灰烬，炼出了所谓钢，火力猛一点被炼成“豆腐渣钢”，这个新名词只适用于柴火烧成的铁饼。火力不足的连“豆腐渣”也出不来。 毛活着的时节，他干下的惊世骇俗的荒唐故事，还不许人说一个“不”字，当时报纸上还得连篇累牍刊出赞美的文章，不过都是小报抄大报，千篇一律。沿铁路线展望平原山野，大小农村，原来的森林都变成了光秃秃，“倦鸟不知还”的鸟类不是不想“还”，而是无处筑巢无木可栖了。 1962年毛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一篇“一口大锅的历史”的小说里，转弯抹角地讲了一个含糊的“不”，讽刺了大炼钢铁砸掉铁灶的事。全文只是写了农民如何费尽苦心才保住了一只大锅。（刊于1962年7月号《上海文学》） 同年十月里，还是那个张春桥，闻出了这篇小说对毛大不敬，市委宣传部里，我的一个朋友把这个风声告诉了我。果然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是，就这么说过：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象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 上述这个会是党内会议，李明还保留了党籍，她听到了“上海一霸”指责王若望“又翘尾巴”的侮辱性讲话，我却没资格参加那个会议。我等待李明回来，快到下午七点，她跌跌撞撞打开了屋子的门，一看到我，就泪如泉涌，绝望地喊：“完了！”说完，便扑向沙发，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象五八年那么呆滞，我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轻声地安抚她：“什么事？又犯病了，送你去医院好吗”？
永别了，我的李明 1962年 4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三不主义”（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和放宽文艺政策的报告。 听到这个好消息，生起时局好转的幻想，《上海文学》主编叶以群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我很快写出了《一口大锅的历史》，当时我有几方面的考虑：如果真能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文章，对我的李明将是极大的慰藉，同时也让关怀我的朋友们知道，王若望又站起来了，等于登出一份广告，告诉人们，此人已经不是敌人了，何况叶以群有言在先。在文革时期，他竟从自己住的楼上跳下来自杀。 我还有好胜心，不愿随大流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久久没刊出我的作品，好容易登出一篇东西，总要触及时弊，不说假话吧。那口“大锅”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大跃进期间的荒唐事谁也不曾写过，突破“遵命文学”，表现作者独特的观点还属首创，虽然我在结尾处不得不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孰料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依然是“阳谋”的诱饵，“光明”的尾巴也未能帮助我逃过厄运。 想起在一九五八年，李明就表现精神异常，如今我的焦急是不知道她听到了柯大鼻子讲了什么。 她挣脱了我的手说：“不要理我”！然后，她拉开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哭。我从邻居那里才知道了柯庆施如何辱骂王若望，这对于李明来说，就象是一把匕首猛地扎在她的心窝里；狼犬的鼻子还是嗅出了反党的异味。柯大鼻子有两句信条：“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脚下的奴才，对敢于冒犯他主子的叛逆，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她走出了会场，扶着墙根不辨东南西北，失魂落魄地、竭力想躲开一切人的眼睛，她鼓足气力终于找到自己的家。这时，她已经处在精神分裂状态，在哭声中发出断断续续的谚语：“老王，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准备着吧，这一次不会让你轻松……”。 我变得毫无办法，只能用一种绝望和懊丧的情绪迎接从天而降的灾祸！唯一使我安慰的是，她在哭泣声中所说的谚语，孩子们虽然听不懂，我是完全懂的。如今每想起她一进门喊出“完了”的声音，就全身打颤，那是一种跟迫害狂搏击的声音，谁知这也是一种垂死挣扎的声音呢！ 这一回大发作，她会无缘无故地笑，她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在她莫名其妙大笑时，她那形象更可怕，更让我受不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我看到她梳头，并且背得出几首唐诗，仿佛看到一剎那的欢乐和阳光。 关于那个可怕的“一口大锅”，她再也不提，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 她在病危时对我谆谆告诫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大概是她回光返照时的遗嘱了。 她只活了四十五岁，于一九六五年八月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第二次上“阳谋”当的代价，我痛失了李明可贵的生命。 她的弟弟梅芳赶到华东医院，没能见到姐姐最后一面，他当场晕了过去，经过抢救，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姐姐，你在哪里呀”？
“只缘妖雾又重来” 上述标题引的是毛“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他自己就是放送“妖雾”的人，自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反右”，马不停蹄又来了个“大跃进”，称之为“妖雾又重来”，不是最恰当不过吗？ 毛泽东一手造成几千万人活活饿死的人吃人大悲剧，这个十恶不赦的“领袖”还不肯停止作恶，唯一补救之道，他只是声明自己“不再吃肉”罢了。毛跑到安徽的鱼米之乡芜湖考察，询问当地干部：“粮食太多了，怎么办呢？”当地负责人不是不知道农民早就揭不开锅，但在领袖跟前，还是不敢撄逆鳞，他机智地回话：“多造些粮库就是了”。 昏君毛泽东自作聪明说：“仓库堆满了怎么办，是不是做酒呢？”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天大笑话！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昏君晋惠帝（司马衷）的大臣报告皇上，黎民正处于饥饿中，皇上出了个好主意：“何不食肉糜”？ 当今的昏君提出“做酒”的解决办法，跟“何不食肉糜”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当今的大臣还不如东晋的大臣们老实；再者，晋代的饥荒也不是司马衷的“三面黑旗”造成也。 “妖雾”的“重来”是愈演愈烈，后来居上，大跃进的作恶还没完结，更毒辣更广泛、更持久的“妖雾”果然重来了！ 这就是大家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爱上了一个“大”字，计有大集体、大食堂、大跃进、大字报、大辩论、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大案要案、大练兵、大救星、大一统……，他老人家好大喜功，大狂，又造成了大折腾，大疯狂，大饥荒，大砍大杀，大逮捕，大浪费，大破坏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头一炮，原是姚文元发表吴晗创作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又批评他的同伙邓拓和廖沫沙，即所谓“三家村”，往后，即由林彪副主席颁布了一道“公安六条”：凡反对毛主席的言行，皆作为现行反革命论处。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上述头号通令作了注解。 于是大疯狂，大逮捕，大抄家，大砍大杀，马上在各大城市展开了。 即以大抄家而论，“不同牌子”的红卫兵都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家先后三次“开门揖盗”，第四批红卫兵再来抄家，看到地板上只剩下一条破席子了，无家可抄，他们才跳过这一家。 “倾家荡产”原是形容赤贫、火灾以及抢劫一空的成语，而红卫兵的抄家的大破坏已远远超过倾家荡产，这是由于大抄家之后还得强迫大搬家。文革中的搬家带有恶作剧性质，听说北京，南京红卫兵的大搬家，是把全家驱逐到农村，只能以自行车装运几件简单的行李。有几万户北京人被撵到农村，南京的牛鬼蛇神则迁到苏北；上海的牛鬼蛇神比较幸运，大都驱逐到汽车间或储藏室，我家只是从五层楼搬到八层楼的吴强家，两家挤在一套居室里。应该说，我的运气还算好的。 毛对这种大疯狂的倾家荡产行动还请马克思出来保驾，美其名曰：“剥夺者的剥夺”。 我在一篇《抄家杂记》中还讲了抄家、搬家以外的大破坏：“他们把书刊出版物冠以‘封、资、修’，古代的线装书，挂在墙上字画，红木家俱等都属于‘封’；外国的书，包括钢琴，沙发，西装，领带照相簿等划入‘资’；现代的书刊（除了马、恩、列、斯和鲁迅的著作）则列入‘修’。抄到上述这些东西，书刊字画则运到造纸厂做原料，更简单的办法即一火焚之；钢琴沙发不能烧，便集中到一间房中，贴上封条。（刊于1985年《艺坛》第一期，编入港版王若望着《天地有正气》集）” 毛泽东藐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曾夸口道：“秦始皇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生，被杀的不过四百六十几个，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总共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红卫兵抄着了金银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上缴一部分做个样子，大都装入自己的荷包，我妻羊子的娘家，她妈妈听到风声不好，打算把几根金条和首饰藏起来，羊子自信冯家不是牛鬼蛇神，劝母亲不必藏，结果还是给红卫兵抢去了。 红卫兵自然抗拒不了金银财宝的诱惑！大抄家腐蚀了一代青年，在后来的年代里早已反映出来。
医院变成殡仪馆 一九六五年底，离李明逝世只有三个月，我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传来，我当夜便赶回常州老家，乘火车到达常州城已是子夜，开往丫河的班船已停驶，我只得步行数公里，太阳还没出山，我已经来到父亲的床前。我的兄弟、妹妹都到了，他们说：“爸爸就是要等你来了才断气。”我刚刚喊了声爸爸，他果然睁开眼，连话都没有说出来，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王氏宗亲的两代子弟参加了送殡的行列。夜晚，落户在淮北太和县的弟弟王鹤向大家讲述他夫妇在淮北怎样度过闹饥荒的艰难岁月。前一节曾介绍王鹤受我株连划成右派份子，本来他在安徽省会合肥，变成右派便放逐到贫困的淮北。他说：“幸而大哥的老难友张凯帆给淮北地委打了招呼，我才没有下农村，在淮北市一家医院打杂，张凯帆是副省长，他有权给下放的干部挑个比较好的地方，但没权给谁摘‘帽子’。五八年大灾荒来了，抬进医院的病号多半是浮肿病，医生也没法治，病号只有等死，这个医院的业务实际就成了殡仪馆。而医生护士自己一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粥，后来连玉米面也吃不上，想出办法安排下农村去‘要饭’。我这个杂工是下放的第一批，一组五个人，四女一男分派到太和县乡下。 “首先看到树皮草根都吃光的情景，开始吃倒毙者的肉。我们住在有着三代人的大家庭中，年轻的儿女、媳妇全部到铁路沿线做乞丐去了。老爹老妈并不欢迎我们，一进门老爹说只管住、不管吃。只腾出一铺炕给我们，姑娘们有点为难，老爹说：‘怕什么，米囤不管用的世道，小伙子那个东西也不管用咧’。讲得四个妇女面面相觑。我们到哪儿去弄吃的东西呢？本地农民已经把能吃的东西罗掘俱穷，两手空空的外来户只有向当地人求援，一个干瘪的年轻人悄悄的跟我献计道：‘东各庄已经易子而食了。你不是有四个同伙吗？我帮你砍倒一个，两人拆账怎么样？’我吓得汗毛直竖，不敢告诉姑娘们，这时候饿极了的农民完全回到原始的兽性，在一切吃光以后便动脑筋吃人肉，有的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而畜类都是不肯吃同类的。萧山县有一个女孩怕被人吃掉，对她母亲说：‘妈妈你不要吃掉我’，结果妈妈饿急了，等孩子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是把她吃掉了。据该县两个生产队的统计，当时光尸体就吃掉二百多具。 “逃生总比被人吃掉好，不过当人们尝试着逃生的时候，没跑出一段路，就被本身的浮肿、虚脱、乏力打倒了，最后还是被人吃掉，不是喂自己家里人，而是救活了陌生人。可是，多吃一顿人肉的陌生人也不会活太久。这就是饥荒岁月乞丐走不远的原因”。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国是吃人的世界，这句话适用于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甘肃、宁夏、四川等地农村。 “为了逃命，我们五个人又回到淮北市人民医院。政治部主任听了我们的汇报，哭丧着脸说：‘只有抬死人的生活，一天发一个窝窝头，不能抬的，什么都没有’。护士们苦苦哀求说：‘抬死人我们干不了，干点别的都行，发半个窝窝头也干’。 “政治部主任只有苦笑：‘护士这个职业，医院里如今派不上用场。护理得越好，病号多活几天，这几天就得多吃东西吧……你们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按规定倒可以发一个窝窝头’。”。 王鹤最后说：“告诉你吧，一天发一个窝窝头，还是掺糠的”。至于那四个护士是否转业抬死人，他没有交代。 安徽河南两省在大饥荒年月死人最多。当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粮食生产上比赛“放卫星”，前者吹牛一亩地丰收一万五千斤，后者放卫星放到二万五。一年以后，这两个省饿死了几十万，后者饿死了一百二十多万。 仅1958年下半年内，由于饥饿、浮肿病而死亡的，共有两千两百十五万七千余人。（据中共官方在1965年的统计数字，引自1996年10月号《争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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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走向死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