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与超越——两篇关于“逃亡”的争论文章 　　　　　　　　　　　　　　　李北 　　《民主中国》杂志三月号发表了孔捷生的文章《再谈高行健》。针对此文，茉 莉发表了她的批驳文章《伪超越——再谈高行健的“逃亡”》。这是高行健获诺奖 后，有关其争议的进一步深化。 　　现在是四月，转眼即是六月。“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其重要，不仅 为政治，也及于中国思想、道德、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格。关于《逃亡》的 争论，本质上即是属于此。可以预想，这是一个契机，由此可能会触发一场蓄积已 久的对中国精神、道德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辩论。“六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转向低落，陷入多重混乱与危机。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回首，清醒地反 省了。但愿这两篇文章是个开始。 　　茉莉女士与孔捷生先生的交锋，主要集中在对《逃亡》的争议。孔捷生文章以 为《逃亡》“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戏剧成就和他的思想高度。”他甚至认为“《逃亡 》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旗帜、标语、高音喇叭和那些缠在头上或臂上的 红布带，它亦超越了“六四”十二年来的种种政治评判和道德争论。”因此《逃亡 》有“超越意义”。他说：“我从中感知到了人性的力量，它好象暗夜里的一盏孤 灯，无助地摇曳，却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读历史的烛火。《逃亡》是对生命价值的终 极关怀……”。至今为止，这是发表的文字中对《逃亡》的最高评价和赞誉。 　　孔捷生先生评述，人们对“谦和恬淡的高行健”的批评和“忌恨”，是“因为 高行健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假人民之名的极权神话之余，也否定了假人民之名去荡涤 社会的种种革命与运动，他否定了群体理想的崇高道德之余，也嘲笑了这种群体理 想对未来的光明承诺。”他“对绝对真理和道德话语彻底怀疑和无情耻笑”。 　　茉莉女士的文章针对孔捷生先生关于《逃亡》的评论而发。她针锋相对地指出 《逃亡》的超越是“伪超越”。 　　她批评孔捷生，“在这里，孔捷生先生明显地指出：对专制的逃亡远远高于对 专制的抗争。在高度评价《逃亡》的同时，作者表达了对抗争的蔑视。” 　　她认为“无论对‘超越’的理解如何不同，一个基本常识是：‘超越’的首要 条件是面对，是进入事件之中，是深入体验。完全不涉其中的局外人，不存在超越 不超越的问题。一个身或心都没有投入血与火磨练的人，一个从未为他人哭过长夜 的人，一个只关心自己肚脐下的旁观者，如此赞扬他的‘超越’，孔捷生先生…… 太离谱了。”她愤慨地指出孔捷生所说的超越是“掩饰背叛与怯懦的‘伪超越’” 。茉莉说：“在中国，知识精英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凶手杀人，他们只顾自己逃命， 既不制止行凶也不报警，事后也不愿写下真实见证，而是聪明地‘借用’一下（用 于写作或用于政治庇护），然后美其名曰：‘我是艺术家，我早就超越了！’”她 批评孔捷生“不仔细考察‘超越’的具体内涵，而只是拿这个词去炫耀，去唬人， 使得这种赞美成了对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矫饰与美化。”她进而指出：“高行健在 《逃亡》中表现的‘超越’，不是超越了功利，不是超越了自我，而是超越了人类 使命意识，超越了对他人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掩饰背叛与怯懦的‘伪超越’，成了 一种滑稽的符号崇拜。”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论证《逃亡》的超越意义时，赞誉作者“在《逃亡》 里，天安门事件仅是背景的借用和烘托。”而茉莉女士对此则提出尖锐的批评。她 批评《逃亡》“借用”“六四”的鲜血猎取艺术的成功。“波兰小说家阿尔法被同 事们谴责，即由于他描写华沙战后废墟一书的速度太快，‘将他人的痛苦如此迅速 地转化为悲剧的形式’，是正直有同情心的文学家不能容忍的。而高行健近距离的 ‘借用’，比阿尔法更多了一层对六四参与者、受难者的诋毁与嘲讽。”她辩护道 ，“人的感情，尤其是受害者（笔者为其中之一）的感情，是不能如此伤害的。” “当六四难属还辗转在泪水、冷漠甚至政治高压下之际，当许多六四良心犯还在牢 狱中或社会上孤苦无助之际，只要还心存一点内疚与尊重，何人能随便‘借用’？ ”“‘借用’必须有某些不言自明的限制。” 　　茉莉评述：“在《逃亡》中，高行健的‘借用’六四事件所想要表现的，正是 萨特剧作《间隔》（或译《禁闭》）中的主题‘他人即地狱’”。但是“六四事件 中，他人并不是地狱，国家暴力才是地狱，而他人，即无数参与运动的北京学生与 市民，则是命运相连者，彼此充满同情、互助、对专制者的共同愤慨。……因此， 就表现个人与他人、群体关系这个主题而言，《逃亡》是完全失败的。” 　　孔捷生文章中称誉高行健“孤愤决绝”。茉莉女士则认为：自私自利，为己为 是的犬儒精神已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高行健是之代表，可谓知音 遍天下。她指出“有关高行健的争论绝不是简单的文学之争，高行健的作品从来就 不限于纯文学，它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如何为人。”她毫不客气地批评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犬儒症。“尽管犬儒主义在东西方都有源可寻，但当今中国 的犬儒主义如此蔚为大观，仍然叫人心惊不已。”他们“‘躲避崇高’、‘渴望堕 落’，玩世不恭，看透一切。……压根就否认世间还有什么真善，还有什么正义。 犬儒们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的信仰，他们嘲笑理想，嘲笑追求，贬低 一切美好的价值——我是逃兵你也别逞什么英雄。这些都非常有效地帮助中国人遗 忘罪恶、放弃抗争。”“以优雅面目出现的文学犬儒，既躲避崇高又伪装崇高，既 嘲讽英雄又自充英雄（高行健先生在台湾自认感觉如同“民族英雄”）。他们所谓 的高于一切的文学，其理论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只有自言自语才是文学，只有自私 自利才是真实。”她感慨：“如果听任犬儒潮流的席卷，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在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 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知识分子，将 濒临绝种。” 　　她进一步分析犬儒主义于中国的发生：“犬儒们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来自一个 遭受着世所罕见高压的知识分子群体，承受过残酷的镇压和杀戮。半个世纪以来， 几乎没有间断的死亡、流放、羞辱，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格外懦弱的心理，塑造了 他们卑微、恐惧的病态人格。犬儒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犬儒们又是令 人厌恶的。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病态，反而把精神残缺当做精神高雅。正如一切腐 败的社会都必然制造为腐败辩护的理论，犬儒们更善于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将犬儒心态合理化，并无休止地嘲笑他人与自我抬高。” 　　茉莉女士的这篇文章，是近年来很少有的为道德激昂辩护，尖锐批评中国知识 分子放弃道德责任，奉行萎琐精神的文字。 　　孔捷生先生和茉莉女士的两篇交锋文章，表示对高行健获奖的文学争论，已转 入到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精神、道德、社会责任的思考和争论。这是此 次受奖，带给中国文化比此奖本身更有益的收获。希望其能引起人们更广泛的关注 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