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反思书摘 　　　　　　　　他对国家和民族功不可没——纪念陈立夫先生 〔编者按：在本刊艰难筹备之时，惊悉国民革命前辈陈立夫先生，以一百零三岁“ 人瑞”之寿，安然于台北辞世。作为本刊的编者，几个旅美的大陆学人，卒以为最 好的纪念，莫过于将大陆历史学界在反思中为他“树的碑，记的事”找出来，以慰 藉这位中国国民革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了：以将他在艰苦抗战期间对中国现代教育 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告诉给几代不知情的海内外中国人。以找回中华民国在长期浴 血抗战中，如何保存中华文化国脉的丰功，如何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伟绩，特别是 如何保护与爱护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历史事实，以为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文 化教育事业如何被马列与中共破坏，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又如何被马列 与中共欺骗、利用、糟蹋及大规模迫害的历史，作一个对比和见证。更为这位曾被 中共诋毁为“反革命四大家族”之一的真正国民革命前辈，讨回一个历史的公道， 藉以证明：“他对国家和民族功不可没”。这，就算是我们敬呈给陈立夫先生的一 份薄奠吧。〕 一、知名学士荟集陪都 　　重庆素称文教昌明，为川东文化中心。故典籍中往往将重庆与成都相提并举， 巴蜀文化遂成为我国古代西南文化的代名词。然而，重庆文化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 还是出现在抗战时期。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一次生死大搏斗。 　　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大批的高等院校和科学文化机构 完成了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 大学、交通大学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先后迁渝，加上重庆原有的重庆大学和四川省 立教育学院，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校汇集于重庆。与此同时，具有当时国家一流 水准的科研学术单位，以及商务印书馆、中正书局、国立中央图书馆等一百多个单 位，也相率迁至重庆。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中等学校也迁来重庆及附近地区。重 庆因而呈现学校文化机关云集，文士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据当时我国著名的社 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份子中「高级知识份子十分之九 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也在中国历史 上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国脉的第四次意义重大的文化教育大徙。其中，曾在陪都从事 过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的国内著名学者竟达数千人以上。实居抗战时期全国之冠 。这些知名学者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科学、文化的 一代精华。密集于陪都重庆，有利于知识互补，形成雄厚的智能优势，促使陪都的 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空前繁荣。 二、教育体制适时改进 　　教育体制是教育事业得以延续分发展的制度保障。抗战建国的紧迫需要，客观 上要求战时教育加强组织、计划和领导。以陈立夫为部长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在 教育体制上进行了系列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是∶ 　　第一、创设师范学院。 　　战前，重庆本无师范学院。一九三八年，教育部正式决定在本年底共设六所师 范学院，即在中央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内设师范学院 ，并新创设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建立，结束了重庆地区师范学院教 育的空白状态。为抗战期间师范教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政府决定筹设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学院） 。一九四○年九月，教育部批准女师学院正式成立，并聘谢循初为院长，并设立了 女师学院附属学校。女师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校风严谨朴 实，学生勤奋好学，抗战期间为国家和重庆地区培养了大批师资。整个抗战期间， 重庆的师范学院由战前的空白状况，发展到拥有两所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 和女子师范学院）和近十个培养高等师资的系和专修科。 　　第二、创设「贷金」制度和其他救济措施。 　　古今中外，在此之前，除了对优秀学生予以奖学金以外，均未有广泛对学生发 给贷金或供给伙食的先例。 　　抗战初期，大批战区学生随高等院校内迁，断绝了原来家庭的经济资助，生活 、求学面临困难，成为抗战初期教育发展严重的危机之一。一九三八年三月，陈立 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对于解决战区流亡青年的生活问题，制订和颁布了《公立专科 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款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予以贷金，此项办 法也适用于公私立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此项贷额为每人每月八元至十元，半额为 四至五元。以中大为例，来自沦陷区的学生都拿贷金。据徐中玉先生回忆，「当时 六元钱作为伙食费，两元零用。在抗战初期，伙食倒不差。」 　　「贷金」制度实行的最初一年，享受贷金的专科以上的学生就有三万余人，中 等学生二万余人。到一九三九年，教育部津贴的学生已达大约十至十四万人。「贷 金」制度是确保沦陷区和战区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是确保战时教育 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一个创举。 　　在教师的救济方面，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经教育部登记合格后，分派担任 教育部青年及民众读物临时编辑，国立编译馆临时编译，专科以上临时教师，以及 地方教育临时辅导员等。按规定，原任大学教授者，月给一百元至一百二十元；原 任大学讲师或专科学校教员者，月给八十元；原任大学或专科学校助教者，月给五 十元。对于战区的中小学教师，教育部特创设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和国立中学， 以接纳或救济他们。凡此种种，使大批内迁的战区大、中、小学教师生活有了一定 保障，以利继续在抗战中从事教育工作。 　　第三、改善教师的薪金待遇，资助、奖励学术研究，以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 学质量。 　　由于战时物价上涨，教师的工资无法维持生活，这就势必要影响教师队伍的稳 定和教育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教育部制订了一系列规定。 　　一九三九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案》，一九四○ 年以后，又颁布了《小学教员待遇规程》。一九四○年冬，教育部又颁发了《国立 中等学校职员薪给统一表》。因此，省市中小学教职员的待遇得到了普遍提高，这 对发展初等教育起了促进作用。 　　一九四○年十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校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将 高等院校的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薪俸分为七级，教授为九级。如第一级月薪∶教 授六百元；副教授三百六十元，讲师一百四十元，助教八十元。第八级教授三百四 十元，第九级教授三百二十元等。 　　上述规定的实施，有利于稳定高等学校教师队伍。例如，中央大学一九三七年 迁渝之初只有教职员工三百余人。到一九四五年已增至九四八人，其中教授二三六 人，副教授五十四人，讲师七十六人，助教二二四人，研究部助教二十八人，职员 三百三十人。从中可见抗战时期教师队伍确在稳定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此外，教育部每月还发给学术研究补助费供研究之用，一九四三年，每月发给 教授五百元，副教授三百八十元，讲师二百五十元，助教一百三十元。之后随物价 上涨，逐年有所增加。在此之前，教育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颁布《设置专科以上 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以鼓励有学术成就的教师进行研究和着述。 　　由于这些制度的颁行，抗战中期以后，各高校的学术研究风气盛极一时。国立 中央大学在一九四三年度，仅理工农三院就与校外机关合作从事科学研究达十七项 。根据一九四四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的介绍，该年度中央大学教师撰写或翻译学术 专着达五十余部，出版学术专刊二十四种。该年度，中央哲学系的唐君毅教授和物 理系的赵广增教授等八人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学术奖。 　　第四、针对战前教育缺乏统一计划和规范的弊端，教育行政部门为此建立了一 系列制度，对于战时正规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逐渐转入统 一组织、规划，进而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至此，中国战时正 规教育体制业已确立。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在战时对教育体制进行的一系列 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保障。 三、各级学校相应调整 　　抗战期间的陪都教育部门，随时都面临着遭受日军轰炸破坏及教学设备严重缺 乏等诸多困难。但是迁渝学校与重庆原有学校的教育人士，充分发挥了正规教育的 优势，努力调整学科结构，强化教育机制的合理化，使重庆及大后方的教育在抗战 期间获得迅速发展，其调整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对专科以上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调整，合并重叠的院系专业，还使高等 教育的结构合理化。 　　第二、为适应抗战经济发展需要，努力创设新专业、新学科，培养抗战建国急 需的人才。 　　一九四二年八月，国立交通大学为适应战时航空技术的需要，创立了航空工程 系；为适应抗战和内地建设需要，于一九四三年与交通部电信总局、中央广播事业 管理处等单位创办电信研究所，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渝期间，电信所培养硕士生二 十四名。中央政治学校增设了蒙、印、藏等语文专修科。其它增设的还有∶蒙藏学 校的教育行政、卫生教育、畜牧兽医、边疆政治专修科。江苏医学院的医学、卫生 教育专修科，以及朝阳学院的司法、书记官等专修科。 　　第三、高校科研加强与军事和生产建设部门合作，直接为抗战建国大业作贡献 。 　　一九四二年，资源委员会又颁发了与各大学合作奖助科的办法。一九四三年， 国防科学策进会悬赏奖金一百万元，公开徵求国防科研亟待解决的课题的答案。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在渝期间，中大与各方面的科研合作近一百项。仅一九四 三年度，中大的理、工、农三院就与资源委员会、军政部门等部门合作研究「考察 贵州桐梓一带的矿产」、「高压电网」、「静电容器」、「绝缘材料」等十七个项 目，获资助经费一一九点三五万元。一九四四年，中央大学物理系王恒守教授与学 生陈延苏因研究军工生产的重要技术课题「直接镀镍于钢铁之上的方法」成功，获 得国防科学技术策进奖，并各获奖金二万元。化学系方振声也因「汽油精炼方法」 研究成功，获得国防科学技术策进奖。重庆大学公路工程实验室与运输统制局合作 开展公路研究，获该局经费五万元。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还创设了应用化学研究室 ，针对战时受日军封锁，某些医用及实验化学药品来源断绝的状况，开展技术攻关 ，突破了技术难题，基本上做到药品自给。重庆大学矿冶系与军政部廿四兵工厂合 作，对该厂生产的各种钢料以及组织产分进行研究，使其各项指标达到军工生产规 定的要求。国立交通大学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与资源委员会签订《研究试验合约 》。该合约规定∶资源委员会委托交大机械、电机两系研究试验有关机械、电机技 术专题，资源委员会补助交通大学研究试验经费国币 拾万元正。 　　第四、职业教育适应战时的需要而发展。 　　鉴于中国亟需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国民政府提倡兴办职业教育。重庆的职业 教育因此出现兴盛局面。 　　（一）专业设置紧紧围绕机械、电机、电讯、农、商、测绘、驾驶、航空和医 药等与抗战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就先后办了机械、测绘、无线电 、煤油代汽油、汽车驾驶、土木、航空等专业的职员训练。 　　（二）培养方向和教学纳入统一安排，直接接受教育部、经济部的指令。一九 三八年，重庆的中央工业职员学校、省立重庆工业高级职业学校、私立中华职业学 校和私立大公职业学校就开办了战时亟需的机械训练班。 　　（三）抗战时期，重庆的职业学校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加强了与本地大专院校 的教学联系。如国立商业学校的创建就是在中大校长吴有训、教授吴道坤指导下进 行的。中大、重大和交通大学的知名教授还直接在中央工业职业学校、重庆高级工 业职业学校以及其它职业学校担任教学工作。如重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 为中华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重庆商业学校讲过课。 　　（四）许多职业学校以二十四兵工厂为实习基地；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办起了自 己的印刷厂；中央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以中央医院为实习基 地。 　　八年抗战期间，重庆职业学校由战前的七所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二所，为 抗战建国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中级技术人才。 　　第五、普通教育的调整和发展 　　重庆开埠以后，近代教育兴起。迄至战前，重庆约有中学三十所，小学一百所 。抗战后，大批的工厂、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迁来重庆，使重庆的普通教育获得空 前的发展机会。国民政府为发展普通教育颁布了《战时教育实施方案》，制订了一 系列改革中小学教育的条规，有利于重庆普通教育的发展。 　　（一）小学教育∶抗战期间，重庆的小学教育迅速发展，到一九四一年，已有 镇中心小学二十七所，保国民学校四十五所，代用中心学校四所，私立小学六十所 ，共一三六所。一九四一年，由于教育部制订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奖励私人 办学，重庆的私立小学发展尤为迅速。至一九四四年，重庆的小学发展到二八四所 ，入学儿童达七三九四七人，教师达三三一六人。 　　（二）扫盲教育∶据抗战初期的统计，重庆十六至三十五岁的人口中，有文盲 七万人。一九三八年，重庆市成立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着手实施扫盲教 育。截至一九四四年，已陆续有五万名文盲进入扫盲短训班学习。重庆的文盲大为 减少。 　　（三）中学教育∶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教育部采取创设国立中学和奖励私人 办学等措施，以解决大量战区内迁和本地青年的就学问题。到一九四九年，中学增 至七十二所，为战前的二点四倍，学生人数达二五四四九人。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重庆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发扬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国民 政府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仍有不少人至今还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 的科学、教育和各项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