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馬悅然教授、
尊敬的各位獲獎者、
各位女士、先生和朋友們：

　　大家好！ 在過去的一年中，發生了舉世震驚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這對世界政局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有三位重要的民主人士先後去世──他們是王若望、王若水和劉凱申先生。他們的去世是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項重大損失，而且他們三位都和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有著很深的淵源。王若望和王若水曾獲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劉凱申是基金會的長期支持者和老朋友。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起來為這三位民主運動的先驅者、也為“九一一”恐怖災難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鐘。

　　（默哀畢）

　　“九一一”之後，為了建立世界反恐怖聯盟，國與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有了很大的調整。比如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就發生了很大而富有戲劇性的變化。而中國政府也趁國際社會團結反恐之際，以“反恐怖主義”為名，在國內大肆鎮壓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的人民，大肆鎮壓法輪功的抗爭，持續鎮壓異議人士的活動。從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以及大赦國際、自由之家和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報告來看，中國的人權狀況一直在惡化。中共因為拒絕政治改革，因而一個龐大而腐敗的專制集權政體便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陷入了十分嚴重的困境。就是在海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也對“六四”血案的記憶開始了退化，甚至有些“六四”慘案的受害者，也逐漸地轉變了他們的立場和角色。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表面現象，甚至讓某些華人懷疑“民主化”對中國的正面作用。有人甚至利用海外言論自由的環境和條件，講了北京當權者想說卻不敢說的話，例如，“中國的國情並不適合民主政治”這類荒謬的言論。在歷史大轉折關頭，出現社會分化，有些人對中國前途迷失了方向，這是很正常的。就象當年孫中山先生領導推翻滿清統治的辛亥革命之時，就象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被中共武裝暴力推翻之時，海外華僑中就有不少人成了“保皇黨”，也有不少知識精英曾“站錯了隊”……原是懷著國富民強的良好願望，卻造成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效果。然而，八九年的天安門血案和“九一一”恐怖災難，卻空前地激發了人類社會的道德良知，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實行專制集權統治的政府，恰恰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甚至其本身就可能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而唯有自由民主才是根治恐怖主義的良藥。

　　也許，中國民主化的困境，恰恰表明中國社會的轉型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中國加入WTO，以及在此之前的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已經表現了幾代中國人嚮往成為世界大國而進行的鍥而不捨的努力。特別是必須發展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對於政治結構的巨大壓力，又無疑要成為中國必須推進民主化進程的強大動力。今年秋天中共要舉行“十六大”，按既定程序要完成最高權力的新舊交替，這又為中國執政黨自身的被迫轉型和政治改革的必須進行，投入了新的變數。而持續的社會開放和經濟發展，也對人民群眾權力意識和民主意識的覺醒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還有，就是方興未艾的工人抗議浪潮，和廣大農民為爭取基本生存權而發動的此起彼伏的抗爭，和以法輪功為代表的宗教信仰的復興，猶對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注入了十分可貴的多元化動力。

　　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不可逆轉的！而且，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更需要我們繼續高舉民主的大旗，為大轉折的中國提供一個參考的係數，以使得歷史的巨輪不要轉錯方向，更不可復辟倒退。基於這一認識，我們的評選委員們評選了江棋生、辛灝年和《北京之春》雜誌為二零零一年度暨第十六屆“中國傑出民主人士”。

　　我相信，江棋生雖然身陷囹圄，但他對民主理念矢志不渝的的忠貞，他富有思想和理論方面的修養，以及他的年輕有為，乃象徵著繼王若萬、王若水、黃雨川和劉凱申等先驅者的民主事業後繼有人。

　　辛灝年先生對辛亥革命和民國史作出了富有創造性的研究，他為“新中國”正本清源的研究成果，就是中國進行民主教育的“範本”。而他的個人行為，也對迷失了方向的華人和知識分子作出了榜樣。

　　而《北京之春》雜誌，則擔當了民運思想庫、信息中心、聯絡站、活動中心和普及民主思想的大學校等多重角色。它的當選顯示了海外民運的建設性力量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可能大家已經看到，與以前的幾屆台灣、香港和海外的當選者不同，這一次的當選者相對地比較集中，全部都是來自大陸背景的個人或組織。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傑出民主人士的評委們和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希望能夠相對地集中力量，在關鍵的時刻，對中國大陸民主化轉型起到更積極的作用。本著這一精神，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未來將繼續堅持我們的初衷，並歡迎各界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每評選一屆民主人士，我們就為中國民主化多貢獻了一份力量。事實上，這也有助於促進中國朝著民主化的方向更邁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