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自由論壇

　　為以獨裁專制制度來“統一”台灣﹐中共在全球開展了大規模的“反獨促統”﹐甚至通過一些應聲蟲製造輿論﹐說現在只有中共在推行“三民主義”﹐妄圖拉攏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泛藍軍和海外僑民﹐使之墮入其奸計。

　　中共利用“三民主義”搞統戰﹐這不是第一次。二○年代中共就曾在共產國際命令下“跨黨”參加國民黨﹐假裝信仰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推銷共產革命﹐企圖從內部蠶食和改造國民黨。當這一招被蔣介石識破而進行“清黨”以後﹐國共兩黨就陷入了長期內戰。中共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一直把自己打扮成三民主義的信徒，以蒙騙國內外。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所做的《新民主主義論》﹐無非是要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進行曲解﹐為我所用﹐稱之曰：“新三民主義”。說來說去﹐就是要將蘇聯顧問鮑羅廷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為已死的孫先生所“創造”的“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拿來進行欺騙，而孫先生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竟然還有“真假兩個三民主義”。他生前至多只是將“聯俄容共”當作推動中國國民革命的一個策略而已。直到中共騙取了一些“民主人士”的信任﹐孤立和打敗了國民黨後﹐毛澤東很快就撕掉了“新民主主義”的面罩﹐開展“社會主義革命”﹐一批還在做“新民主主義”夢的“民主人士”，轉眼就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但鑒於台灣還沒有“解放”﹐孫中山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每年“十一”國慶﹐孫中山的畫像還會不倫不類的同中共的四位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一起放在天安門廣場上。此時，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雖然“悔不當初”，甚至“痛徹心脾”，卻也連說話的權力也沒有了。

　　而現在中共的所謂推行三民主義﹐就如美國總統布希訪問北京同江澤民舉行聯合記者會時﹐江澤民以他也看宗教書籍為名來說明中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否認對宗教的迫害一樣。也就是說﹐中共口頭上會說幾句三民主義﹐甚至組織專人研究﹐但不等於它在推行三民主義。最近中共在河北正定輾平教堂的事件，就說明它奉行“宗教自由”的虛偽。這與它說信仰三民主義、卻又要顛覆中華民國如出一轍。

　　從中共的現狀來看，也一樣可以說明它仍在背離三民主義﹐並且越走越遠。 以“民族主義”來說﹐中共把馬列主義搬來中國﹐同封建主義相結合﹐殘害中國老百姓數十年﹐所做的惡事罄竹難書。由於馬列主義已經破產﹐中共搬出民族主義來凝聚它的統治﹐進行所謂“改革開放”﹐但至今仍不願公開放棄馬列﹐不時還要用它來標榜自己的合法性﹐就如江澤民提出所謂與時俱進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一樣﹐還是要用馬列來作為遮羞布，但卻不提三民主義﹐可見中共是否真心要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中共的反獨促統﹐究竟是要以馬列來統一中國﹐還是願以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也就很清楚了。

　　何況在中共的外交政策上﹐也不是在“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西方列強中以美國待我最友好﹐沒有霸佔中國的土地﹐希望中國“門戶開放”也是合理的事。如果當年滿清政府不是那樣的愚昧顢頇﹐同日本一樣開放改革﹐中國的情況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也不會有馬列的市場。但是因為馬列理念同美國的價值觀背道而馳﹐所以中共死盯住美國是“國際敵對勢力”﹐不惜從聯俄到聯蘇來對付美國。而且中共不顧當年列寧的俄國政府曾經聲言放棄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歸還所侵佔的中國領土(正因此孫中山誤認俄國是朋友)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江澤民執政後﹐竟能做出毛澤東“一邊倒”時也不敢做的事﹐同俄國簽訂邊界協定﹐變相承認當年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就是以出賣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相當於台灣面積的四十三倍)來維護馬列價值觀和中共的特權統治。更不堪的是﹐為了對付美國﹐中共又同流氓國家勾勾搭搭﹐充當他們的保護傘﹐危害世界的和平與安寧。最近江澤民出訪利比亞和伊朗﹐就更暴露了他的險惡用心。

　　中共在民權主義方面﹐更是劣跡斑斑。孫中山說﹐這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中共只改了國號﹐加上“人民共和”字樣﹐實際上比歷代封建王朝更加獨裁專制﹐否則就不會因人禍而餓死、害死數千萬無辜的中國人，在世界歷史上堪稱“之最”；就不會有全世界最多的政治運動﹐最嚴厲的宗教迫害事件﹐規模最大的文字獄；還有，就是用戶口制度把老百姓捆綁在既定的土地上，以作為中共世世代代的奴工。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導演了“六四”大屠殺﹐江澤民則表演了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中共的本質絲毫未變﹐只是更會製造輿論，因而在海外有了更大的欺騙性而已。

　　中共現在號稱“改革開放”﹐推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竟僅僅是進行一九七八年以來就已開始的“村民選舉”。不要說村一級還不是政權機構﹐即便是這個搞了二十多年的村民選舉，離“民主選舉”這四個字，仍然有很大的距離。至於它同民主政治究竟有多大關係，說起來只能令人汗顏。而海外的一些所謂專家學者和“愛國華僑”，卻對此津津樂道。中共在海外的宣傳更是熱鬧非凡，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在民生主義方面﹐表面上中共近年來經濟有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貧富兩極分化愈趨嚴重。孫中山批評最多的也就是“貧富不均”這點。他說：“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他還說：“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然而現在中共領導人卻沈醉在自吹自擂和醉生夢死之中﹐過著特權階層的腐朽生活﹐置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於不顧。

　　中共的統治術的確越來越高明﹐製造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先進樣板﹐掩蓋中西部的貧困﹐不顧東北和其他國營企業大批工人下崗的事實﹐對農村廣大地區生活水平無法提高更是束手無策。百分之二十的銀行存戶擁有百分之八十的存款，已道盡了貧富不均的事實。更嚴重和更不人道的是﹐近年來才揭發出來的河南“愛滋村”﹐暴露出中原地區的農民，竟然貧困到了要以賣血來作為發展本地經濟的手段﹐導致愛滋病流行。在四川､甘肅､青海﹐也有這種同類的賣血情況。就是經濟有很大發展的廣東陽山縣，也有一個“短命村”﹐能活到四十歲就是“人瑞”了﹐幾十年來人口都沒有增加。最近查到的原因，就是因為環境不好、極其貧窮所致。而當年中國的工業基地﹐國營企業遍地的東北地區﹐現在下崗工人最多﹐因此也是潛在著“動亂”的地區。由於官員同企業領導勾結貪汙﹐使下崗工人生活日益陷於困境。由於就業問題嚴重﹐膽子大的便流進關內為非作歹﹐成為著名的“東北虎”﹔老實本份的因在當地活不下去﹐只好起而抗爭。今年三月在大慶､遼陽､撫順爆發的大規模工人運動﹐象徵著社會大動亂的苗頭正在出現。孫中山上述的論述﹐難道不值得中共當局引以為戒嗎？

　　就是中共官方﹐也承認二○○○年有二百多億美元的資金外逃﹐民間的估算是四百多億﹐就是二百多億也是很可觀的了。而中共每年花在購買武器裝備上也有數十億美圓﹐二○○○年中共是全球最大的武器進口國。這些情況當然影響國家以更多的財力來調整經濟結構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也更顯示中共的貪官汙吏和領導人，因自己都覺得不安全才加緊了資金外移和加強了軍事獨裁專制的統治。據中共內部人士透露，去年一年，中共就有四千左右的地市級官僚攜鉅款逃往海外，中共黨人對中共前途的信心可見一斑。

　　中共的上述表現﹐同三民主義有共同之處嗎？古雲“危城不入。”現在要同中共談統一﹐把兩千多萬台灣老百姓驅趕到“危城”裡面去﹐也未免太喪心病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