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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與政治 迷途之死 高爾品 一、一份得意而又沉重的人生履歷 聞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十五歲考取清華學校（時清華尚為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三年從父母之命回鄉下與高素貞結婚，同年赴美留學，入芝加哥藝術學院攻讀美術。一九二五年回國後，在教壇一帆風順，在詩壇名聞遐邇。曾歷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青島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等。抗戰開始，隨清華南遷至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教授。抗戰後期在中共多方派人拉攏之下，一改自己向來反共的立場，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圍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與中共過從甚密。抗戰結束後，在中共一邊發動“毛管區”人民“打內戰”、一邊又發動“蔣管區”人民“反內戰”的政治陰謀下，積極“響應”、參加和組織中共在國統區發起的“反內戰民主運動”，言行激烈，并在中共於“蔣管區”昆明發起的第二波“民主運動”中，被兩位國民黨青年軍官槍殺。時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為中共在大打內戰之中，大造“反內戰、要民主”的輿論攻勢，牽制在內戰戰場上的敵人，直至打贏那一場內戰，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二、詩性与人性、傳統与現代的拼搏 聞一多先生生長於上一個世紀之交，長成於一個風雲際會的歷史變革時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變革期時代精神的激盪之下，正渴求著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為著因襲的傳統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於舊思想和舊道德的重壓。然而，他非但是一個詩才橫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個恪守禮法的世家，因此，詩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較其他同時代的年輕人為猶烈。反之，因襲的思想和道德重壓，對他而言，又一定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為沉重。這，不但為他勃發詩歌創作的才情，帶來了“反盪的效應”；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斂沉墜的厄運。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將赴美留學的那一年，一紙家書，帶著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這對他不啻是晴天霹靂──要他與一個從不相識的鄉下女孩結為夫婦！他自然是一萬個不願意，一萬萬個不想順從。但是，這是父母之命，帶來的更是千年孝悌傳統的重壓，就不說父母的養育之恩了。雖然他實在不能甘心從命。 因為他不甘心，當他被迫回到故鄉浠水結婚時，就事先提出了不祭祖、不行跪拜禮和不許鬧洞房的條件。父母無奈地同意了。 因為他不甘心，大婚日一清早，他便鑽進了書房讀書，直到家人生拉硬拽地將他弄出書房，他才同意理了髮，洗了澡。 還是因為不甘心，當鞭炮震天，鑼鼓齊鳴，新娘的花轎已經抬進家門時，他居然又“躲進書房成一統”了……。 密月裏，他居然完成了洋洋兩萬字的論文，名曰“律詩的研究”，為他後來成為名揚一時的現代格律詩人，奠定了詩歌理論的基礎。 婚後，他返校路過武漢時，就已經寫信給父母，稱自己“此番歸娶……誠為一大犧牲。” 婚後，一回到清華，他就迫不及待地寫信給他的弟弟家駟，來“歌唱”自己的不幸了。他寫道：“家庭是一把鐵鏈，捆著我的手，捆著我的腳，捆著我的喉嚨，還捆著我的腦袋；我不把他擺脫了，撞碎了， 我將永遠沒有自由，永遠沒有生命！……我知道環境已迫得我發狂了；我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個顛顛倒倒的詩人罷了！世界還有什麼留戀的？活一天算一天罷了！……” 然而，詩人的怨憤發泄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泄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繫這樁非甘心情願婚姻的條件。他在寫給父母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我為大人犧牲，是我應當並且心願的，如今唯敢求於倆大人者，只此讓我婦早歸求學一事耳。大人愛子心切，當不致藐視此情也……如倆大人必固執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謂倆大人為麻木不仁也！” 詩人的狂悖性格躍然紙上。在那個時代，敢信筆指責父母“麻木不仁”者，實為罕見。這對於他多年之後，竟然因國家和個人的種種原因，鋌而走險，公然反叛、直至要推翻他多年曾一心維護的國民政府及其領袖的行為，是能夠在他的性情之中找到源頭的。 那個時候的聞一多，畢竟還是一個不能、也不敢徹底反叛的人。禮教和責任，還有就是已經成家的事實，又使他象幾千年來千千萬萬的中國男人一樣，既維護著丈夫的形象，又維繫著夫妻的情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自然又將這夫妻情分，徑自誇張成了他還未識的愛情。 婚後返回清華不久，聞一多就赴美國留學去了。彼時，於家國之外，再來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鄉間那個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輕妻子，回想自己因不願、不滿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學文化、求知識的心態，說他是最後的反抗也行，已經成為詩人的他，便將去國懷鄉之情，摻雜其中，將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應有情份”，和他還不識的愛情，混為一爐，然後便唱起他的“愛情之歌”來了。 於是，詩文的深厚底子，感情的深自愧咎，因無可奈何纔轉變成的一懷企望，便在相思的名義之下，於異國他鄉，纏綿腓惻地噴涌而出了。這便是他有名的愛情詩“紅豆”的誕生。在“紅豆”里面，他“深情”地寫道： 愛人啊，將我作經線，你作緯線，
即使是如此“深情”，他還是不能忘卻對自己、也包括對“愛人”都不能自主婚姻的哀怨。他寫道： 弱者是魚肉，
他承認，父母在婚姻上曾強迫他們就範的行為，本屬於冒險的行為。所以，時不過一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聞一多祇因讀到了郭沫若的“未央”詩，便立即寫信給他的好友梁實秋道：“不消說，你是比我幸福的，便連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願再講到女人了啊，實秋啊，我只好痛哭！……實秋！情的生活已經完了，不用提了。以後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補足，我說我以後只在藝術中消磨我的生活……現在的一多，已經燭滅筆枯不堪設想了。” 一種不穩定的人性，一個詩人所特有的，在心性和情緒上悖反無序的大起大落，可以說俱在此一詩一信中表現得淋灕盡致。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從芝加哥轉學到了紐約，因對戲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也因為親自參加了中國留學生的戲劇活動，他從來猶如“死水”一樣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謝冰心、顧毓秀這些“才華正茂、風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瀾”。他不僅給梁實秋寄去了一首愛情詩，還附言說：“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於是，梁實秋便在後來為他“詮釋”道：“本事已不可考，想來是在演戲中有什麼邂逅，他為人熱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總是戰戰兢兢的，在萌芽時就毅然掐死它。所以，這首詩裏，就有那麼多的淒愴。” 兩年後，他剛剛回到國內，先在國立藝專、國立政治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又應邀赴青島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彼時，中文系里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滿懷死水中的又一道微瀾”，這道微瀾又掀起了一道橫波，因衝擊了他無愛的心房，於是，“出世驚奇”般的愛情詩《奇跡》問世了。祇是這愛情的微瀾，僅作為他詩歌創作的源泉，又祇能稍縱即逝。然而，它記下了詩人聞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掙扎與人性的拼搏。他輸於愛，卻勝於詩。對人性的天平來說，他狂悖的性格，又藉著詩情，奔騰激盪了一次。 他終於將妻子接到了身邊，嚴防住了自己的心。 然而，他真的能夠防範得住自己的“性情”嗎？ 就象後來他在給臧克家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 三、民國曾有一個“人間四月天” 聞一多与他那個時代許多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因運交民國，而相當幸運。因為，中國數千年尊重知識與士人的傳統，辛亥前後新時代對於富懷東西兩學之青年知識分子的厚愛，初創的民國對於一批有真才實學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後來中學與西學的衝突、結合和發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氣、有才華的青年學者來“集大成”。蓋因民元之後，中國知識界不論是在國事安寧、還是在國事混亂之時，都能夠享受到寶貴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這就不僅為他們個人成材成器創造了時代條件，亦更為中國新文學、新文化與新藝術的發展，開創了此後不可再遇的優越歷史條件。所以，翻開民國創建之後中國的學術文化歷史，其燦若星辰的大家和渾然厚重的成就，便實在使我們這些運交“共和國”的後幾代學人，深感汗顏和痛苦。 不消說，聞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僅在新詩界掙得了“現代詩聖”的桂冠，與現代詩仙徐志摩共享過美好的“人間四月天”，而且在教壇上成為一位著名的執鞭之人，從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聞一多一回國，便被聘為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教務長，可謂少年得意。歲餘之後，他又受聘於上海、南京、青島各地擔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已經馳名教壇。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華執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在這十年間，頭幾年雖然軍閥未靖，然而，軍閥們也沒有難為過他們這樣的青年才子。彼時，中國再亂，也不致亂了他們的書房和書案。其後十年，雖於外患內憂頻仍，卻仍然被後世史家們稱為“十年黃金時代”，所以，聞一多們也就在地道的“人間四月天”裏，享受到了他們這批知識分子所能夠享有的很大自由。 由於“共和國”的統治者們，曾在數十年的歲月裏，絕不允許研究民國，是故，民國時代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鮮為人知。好在“改革開放”後，開始給人以在“夾縫中窺伺”的“自由”了，所以，近年來，關於“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也就開始為一些有心人所了解。 聞一多歸國的時代，由於中國教授的薪資幾乎與當時美國教授的薪資一樣多，所以，聞一多們的生活是優越的和豐足的。聞一多這個詩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顯得格外的溫馨和瀟灑。 聞一多歸國的時代，在中國的名牌大學裏，教授們住的小洋房，幾乎可以和美國的教授們相比美。所以，聞一多的家才會住得寬敞、明亮、優雅，因而，名人們才能常常在他那裏聚會。 筆者有幸欣賞過武漢大學珞珈山半山腰裏那被掩映在綠樹叢中的二十七幢小洋房，那曾是何等的優雅和漂亮。可當他們命逢“共和國”之時，他們那破敗和擁擠的模樣，雖然令人難得羨慕，但是，當你一旦知道八十年前“舊中國”武漢大學的教授們，居然是兩家一幢小樓，連上堂教課都由學校派小汽車接送時，這對於後幾代“革命教授”們來說，豈不是天方夜譚！就不說後學們那歷經過無數番批鬥和批判的辛酸和驚恐了。更不用說，僅僅是在武漢大學，就曾有多少教授，被“共和國”踐踏和剝奪了毫無自由的生命。 青島大學的海邊風光，中央大學的首都氣派，直到清華大學的“王府故園”，這一切不僅使聞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優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萬事皆難如意的祖國，正在艱難中顛躓前行……更何況，外有蘇俄和日本先後對我國的公開侵略，內有中國的馬列子孫們正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發動“革命”和造反。其間，還不時地夾雜著“殘餘軍閥”們一再發動叛亂和叛變的槍聲……彼時的聞一多，作為一位從西方歸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對民主與自由的感受上，亦曾“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因而他對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領袖們亦有著種種的不滿。但是，在事涉國是大局時，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羅隆基之流，只為一己的“罵而優則仕”而橫沖直撞，一副非我其誰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斷地有人製造中國分裂，他便鼓吹國家主義；眼看馬列子孫在蘇聯公然武裝侵略中國的時候，竟然高喊要“武裝保衛蘇聯”，他便創辦《大江社》以堅決反共；特別是對於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謂學運，更能夠堅持直率的反對立場：面對“九一八”之後，中共在蘇共命令下於全中國發動所謂“學生抗日愛國運動”，時在青島大學任教的聞一多，非但始終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指斥所謂的學運積極分子，甚至要求學校開除他們的學籍。如是，他才會成為“進步學生”攻擊的對象，中共的職業學生甚至煽動學生發表“驅聞宣言”，直至謾罵他是“準法西斯主義者”。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反對，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聞以多是愛他的民國的，是擁護當時的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先生的。所以他大義凜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聞一多仍對“天天罵民國、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羅隆基之流正言厲色地指責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四、戰亂、貧窮、時艱和“科學的桃花園夢” 中華民國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 不僅使我們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鉅大的歷史劫難，更使得已經遭遇過如許風霜雨劍的少年民國，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禮：剛剛獲得了初步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剛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獲得了艱難進步的社會，又立即面臨著令人痛心的破壞與倒退；剛剛從反叛和平叛的槍聲中喘息稍定的苦難人民，傾刻之間又要被推進一場更大的戰亂和混亂之中……雖然除中共以外的中國國民革命軍已經與他們的人民團結一致、奮起抗戰，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與決心，殺敵報國，然而，國家社會所面臨的毀壞，卻是難以形容和難以估量的：無數的工廠和田野，農舍和民居，被焚毀在戰火之中；多少的無辜民眾和他們的親人子弟，被殺害和殺傷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國之大，真的已經放不下一張安寧的書桌了。若不是國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將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轉移到了大後方，則坍塌的又豈止是聞一多們的象牙之塔？即使是象聞先生這樣，代表著民族文化和國家水平的專家學者，也必然會遭遇令人難以想象的命運。而二次大戰中許多參戰國家──不論是打人的，還是被人打的，所已經披露出來的知識分子的慘痛命運，早已對此作出了明證。 然而，身在山外，則“橫看成嶺側成峰”；身在山內，則“遠近高低各不同”。許許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達大後方的知識分子，彼時彼刻，又常常會因為一己的優患，而忘記了普通民眾、特別是淪陷區人民的更大苦況，更忘記了幾百萬國民革命軍人時刻都在流淌著的鮮血。尤其是那個要借民族戰爭來發動“革命戰爭”,以準備篡國奪權的“異黨和異軍”，用他們自己領袖的話來說，不是要“長期隱蔽、以待時機”，就是要“革命統戰，爭取人心”，直至要“制造摩擦，奪取地盤”。尤其是當他們借“高喊抗日”而被招降，因“接受改編”而獲得了合法存在之後，他們就將那一套從蘇俄學來、並早已使用過的“挖心戰術”，在大後方的知識分子當中，積極地運籌開來了。他們的目標，先是知識青年，後是知識分子，再就是名流學者、大方之家。好在他們因絕不抗日而有的是搞“策反”的時間，好在他們既有從西方借來的“科學的桃花源記”，又有“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他們辦報辦刊和種種搞宣傳的自由。而這篇“來自西方的桃花源記”，不論是對穿著長衫的傳統型中國知識分子，還是對已經穿上了西裝的現代型中國知識分子，都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這面來自西方傳統農業社會覆滅期的“大同招牌”，所遮掩著的專制復辟的幽靈，特別是對於剛剛進入制度變革期的傳統中國社會，實在是找到了它賴以推行專制復辟的土壤。 當日寇的槍炮聲已經震碎了清華園教室的門窗時，聞一多和清華的師生們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遷了。而當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漢，就要彌漫起大會戰的硝煙時，聞一多又隨著人流走過了湘、黔、滇三省，來到了昆明，成了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其間，三千里艱難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從未遭遇過的磨難；與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無限擔憂與無盡期待，更使他飽嘗了國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擔負起支持全國抗戰重任的西南邊陲三省，就更是將一種今非昔比的貧困生活，攤開在這些過貫了“人間四月天”的專家和教授面前。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國留洋，歸國便做教授，已經習慣於洋房暖身、銀圓暖手的聞一多們，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貧困和艱難，自然會有別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覺。生養了八個兒女的聞先生，縱使能夠在別人家破人亡和妻離子散的歲月，獨能一家團圓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卻仍然有一個“愁字了得”。 此後，一方面因抗戰日久，度日維艱，後方某些官員的貪黷之象已生。另一方面，則是那個年年不抗日、卻處處煽風點火的異黨，又加緊地利用了“國民黨反動派”所給予他們的種種自由，不僅在大後方的報紙上大書特書“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煽情文章，而且在暗中專用“科學的桃花源記”，來引誘那一批已經跌落在桃花源外的知識界名流們。如此，他們被那個未來的“紅色桃花源”所吸引、所迷惑的成數，也就成倍地增加了。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生活是十分貧苦的。夫婦二人，子女四雙，一家十口，靠他那一點戰時的薪資，又如何能夠維持？他自己刻圖章以換取零錢來補貼家用，妻子則常常外出挖野菜來減少伙食的開支。那個時候，既然連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在內的教授夫人們，都用自己原來只會翻騰在麻將桌上的纖纖玉手，合制糕點，去拿到商店寄售，那麼，在聞一多先生的貧苦生活裏面，不也有著另一份為國家為抗戰而甘守貧困的尊嚴嗎？何況，這是在戰爭歲月，是在前方的將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鮮血與生命保護著後方的“戰爭狀態”之下。須知道，在那個時候，連本土都並沒有參戰的美國人民，自然也包括他們的知識分子們，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悲劇卻是，跟隨著戰爭和貧困的，竟然是紅色的誘惑；伴隨著不平和不快的情緒的，竟又是異黨的拉攏和挑撥。但是，這些如果還僅僅是面上的誘惑和拉攏，對於聞一多這樣的人，亦未必就能夠動搖其根本。然而，如果那種種的誘惑和拉攏，又專是為他而來的，則聞一多這樣一個激情熾烈的詩人，一個心中總是存著一把火、卻不知要向何處去燃燒的詩人，就怕要逼迫他對天堂和地獄作出選擇了。何況他本來就是一個“敢於叛逆又不會叛逆”的詩人。 羅隆基來了，這位多年的朋友，這個曾經罵國民黨、罵國民政府、罵蔣介石先生罵得令他深惡痛絕的同窗，於此時此刻，終於用他那如簧之舌，搖撼了他不平的心境。 吳唅來了，這個才華橫溢的學生，這個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黨員的痴人，這個同樣不知道妻子要他來“看望”自己老師，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托的書獃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實，用“紅色的桃花源記”打動了他的老師； 華崗來了。這個在聞一多的眼睛里學富五車、風度翩翩的教授，這個年紀輕輕便已經擔任過中共《新華日報》總編輯的共產黨人，聞一多雖然不知道他竟然是共產黨專門派他來“做自己工作”的，卻因他的才華與談吐，而使他對異黨大大地改變了原來的看法，他甚至以為共產黨個個都象華崗…… 他終於在與羅隆基、吳唅和華崗的“談笑風生”之間，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又秘密地參加了中共的同盟軍──羅隆基們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似乎單憑著他那戰時的一身貧窮，就與專門要為窮哥們打天下的共產黨拉起手來了。他自然也因為對戰爭後期政府和執政黨的不滿，而突然迸發了年輕時“反抗的詩性和人性”。那一腔總是在燃燒、又總是無處燃燒的大火，似乎已經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時刻。此刻的聞一多，只因為已經走過了如許的人生歲月，便連他年輕時代要反叛時的戰戰兢兢也不復再現，竟要為著那個不僅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為了那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主義，來奉獻他這位卓犖不群者的才華和生命了。 聞一多終於在抗戰即將勝利結束的前夕，成了共產黨的戰利品和同路人。然後，他更在外仗剛結、內戰即起的又一場更加殘酷的戰爭中，公然地走進了那個二十餘年來，一直在外邦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非推翻中華民國不可的賣國團伙之中。 五、迷途之死 一九四九年之後，幾代被蒙昧在“欺騙”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曾將聞一多的一身“反骨”，當成了他們“做革命人、寫革命文”的榜樣，而至感傾佩。然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陸民間洶涌的反思潮流之中，有許多人，才突然拍案驚奇地發現，原來，聞一多竟然是“迷途之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夜晚，日寇投降的消息，剛剛通過無線電波傳到了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和他那些從不抗日的戰友們，就於十八小時之內，向他們養在深山的軍隊發出了七道“搶奪中原的命令”。中共，這個在中國人民極其艱苦的八年抗戰中，因不抗戰，因大種鴉片，因只有後方、沒有前方，因只打統戰、不打抗戰，甚至因只打友軍、不打日軍，而終於“創強”的異黨，此時此刻，居然迫不及待地要借爭奪“對日受降權”而大打出手了。內戰，就這樣被“賊喊捉賊”的中共發動起來了。 然而，正在借爭奪對日受降權而攻城略地，並且已經搶摘了許多“桃子”的毛澤東，又立即命令八年來已經在全中國埋伏佈置好了的那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大肆發動所謂民主運動，由內戰發動者玩起了“要和平與反內戰”的魔方。於是，在人民有言論、出版、示威、游行自由的“蔣管區”，他們策動因長期戰爭而必然厭戰的民眾、學生、甚至是政府官員和政府軍人反內戰，以牽制國民政府被迫反擊中共已經發動的內戰；卻又在人民絕無言論、出版、示威、游行的“毛管區”，以種種手段發動和強迫人民為實現中共改朝換代和打江山的狼子野心而大打內戰。並且，凡內戰不利於中共時，他們就一再地發動“蔣管區的民主運動”，以牽制他們的敵人；凡內戰有利於他們時，他們便立即撕毀種種停戰協定，和平協議，大打特打，絕不手軟。為了摧毀“美蔣反動派的專制統治”，中共竟然能夠冒天下之大不諱，制造事端，污人強奸，殺人諉罪無所不為。只要能夠造成“蔣管區”的天下大亂就行。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發動的“一、二一”反內戰和要民主的學生運動；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戰況對中共不利，而由中共發動的“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內戰膠著，又由中共在“敵人的心臟南京”首先發動的“反饑餓、反內戰”的“紅五月”學生運動；一九四七年夏季，由中共指派其職業女學生沈崇誘引美軍士兵，而發動的一場全國性的“反美運動”等等，無不為中共既大打內戰、又“狠反內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周恩來曾為此而興奮地說道：“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推向前進”。毛澤東為此則更加得意地說道：“中國境內已經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了人民運動的高漲。”還有，就是那些所謂民主運動的策劃者們和陰謀發動者們，在“解放後”所攥寫的回憶錄，實在已經將他們當年“策劃於密室、點火於校園”的種種行徑，暴露罊盡。而聞一多們，於當時，既與策劃者們一起策劃，又與發動者們一起發動，更因誤入迷途，而倚仗著自己學者教授的身份，“衝殺”在中共於“蔣管區”發動“反內戰、要民主”的第一線。其時已經身為民盟中央執委並執掌雲南支部要職的他，更以所謂“義無反顧”的膽略，走出書齋，走向社會，高舉著“反內戰要民主”的旗幟，為已經發動內戰和正在狠打內戰的中共裏應外合，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實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民眾所望塵莫及。中共首先於昆明發動“蔣管區”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本已有他的功勞在內。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內戰中吃緊，而再度發動蔣管區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時，聞一多又曾受命為之嘶叫吶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僕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義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好時機。七月十五日在李公僕的追悼會上，他誓言“跨出了門，就不再跨回來”的豪言壯語，乃表現了他“願意以死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決心。他內心裏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終於就要沖著“國民黨反動派”驚天動地地爆發開來了。然而，命運，卻使他於當晚就喪身在兩位國民黨青年軍官的槍口之下。 八十年代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才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聞一多之死，是為中共‘反內戰’而死，更是為中共打內戰而死。雖然他作為一位名流教授而不當死，但是，在中華民國正在遭遇她的死敵共產黨攻城略地之時、生死存亡之日，他卻要在國民黨的守城之內，為城外正在攻城的共產黨搖旗吶喊，煽惑人心，便實在不能說是“死得絕對冤枉”。古往今來，於兩軍對壘之時，在守城中為敵人煽動造反，開門迎敵，均為“奸細”之為，其為城中軍民擒獲甚至處死，是否也是天理之所然呢？ 更何況他的死，既為多難的中華民國帶來了“崩解”般的震撼，更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輿論，以進一步煽惑人心，從而為中共打贏這一場內戰，起到了早已為中共所估計得到的鉅大政治作用。其時，利用聞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國所製作的對國民黨的輿論大戰，實在較之他們那個正在席捲萬里中原的“革命大軍”毫不遜色。 那兩位槍殺了聞先生的國民黨青年軍官，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公審，並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就要在內戰中被中共打敗、被中共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如此地為自己的敵人報了仇雪了恨。 然而，如果時至今日，還有人要以聞先生之死為例，藉以證明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樣殘暴，那麼，面對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我們當代的中國學者便要這樣地來反問一句了：“五十年來，無數不論是在言論上、或是在行動上，都從未敢於反對過共產黨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名流學者，已有幾千幾萬慘死在共產黨拿槍的或不拿搶的殺手之下？然而，迄今為止，共產黨又曾為那千千萬萬個冤魂中的哪一位報過仇、雪過恨，直至懲治過一個兇手呢？” 如果時至今日，還有人要以聞一多之死為例，借以證明“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是何等的黑暗，那麼，面對這樣的歷史“定見”，我們今日的中國大陸學者，也同樣要反問一句：“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二十二年，有沒有發動過鎮反、肅反、殺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之等等旨在鎮壓和絞殺無辜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運動？甚至竟然能夠使得八千萬無辜生靈慘遭涂炭？如果沒有，則真正黑暗的統治者究為阿誰？” 如果時至今日，還有那些不解歷史者，仍然要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中，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中，在不得不否認後者的同時，卻一定要拿前者來作墊背，來作陪斬，說什麼前後兩個中國都是一樣的壞，都是一樣的糟，都不是什麼新中國，那麼，我們今日的中國大陸學者們，就更要反問一句：“中華民國自開國至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其間三十八年，外患無止，內憂難靖，三十八年幾乎無一年、無一月、甚至是無一日沒有外敵的侵略炮聲和內敵的叛亂槍聲，她雖然失敗了，卻不曾對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倒行逆施’，卻在舉步維艱之中，留下了不朽的抗戰功績，傲人的民主進取和永恒的文化成就。這與那個五十年來，在中國大陸“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高呼萬歲、個個高唱頌歌”的一片萬歲局面之下，不僅剝奪了我們人民的所有自由，甚至竟能“涂炭生靈數千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誰纔象一個要追求民主共和的新中國，誰纔象是一個意在專制倒退的舊中國，難道還有必要一辯嗎？直至今日，處在專制改良期的中共，都絕然不願將中華民國早已給了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的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還給我們，他這個所謂的‘新中國’，又究竟‘新’在何處？” 事實勝於雄辯。且讓我們來看一看這樣的一張歷史清單吧。在這一張清單上，將聞一多轉變成為共產黨戰友的共產黨大人物和大知識分子華崗，一九五五年就被本黨打為“反黨集團”的成員而身陷囹圄，更在本黨發動的文革中受盡折磨，直至一九七二年被本黨摧殘而死。 在這一張清單上，將聞一多引進了中共盟友“中國民主同盟”的紅色學者吳唅夫婦，在度過了十七年春風得意而又如履薄冰的歲月之後，一九六六年便雙雙被他們親愛的黨迫害而死； 在這張清單上，將聞一多潛移默化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先鋒和英雄的民國狂人和“共和國”罪人羅隆基，四九年後，還沒有來得及將中共報答他的那一杯羹湯餟盡，就已經被中共與“全國人民”鬥爭得體無完膚，而終於不能善終…… 在這一張歷史的清單上，這三位對聞先生思想立場的變化起到了關鍵作用的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打手們，他們的下場，竟然是任何一個民國的名流們都不曾遭遇過的。因為至今，他們親愛的黨都未將迫害他們至死的兇手正法於人間。 所以，如果聞先生躲過了那兩個也為他送了命的國民黨青年軍官的槍彈，並且他脾氣不改，反骨照舊，則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顯而易見的是，聞一多先生的三位紅色引路人早已用自己在中共“共和國”的淒慘命運，為他留下了一個無可挽回的結論。這個結論就是：“魯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門前等殺頭”。在中共文藝界害殺了無數文化人的中共文壇泰斗周揚，在他回憶魯迅文章裏所寫下的這兩句詩，又該包含了多少歷史的驚悸與惶恐啊！ 所以，我們才能說，聞一多先生之死，乃是“迷途之死”。因為，倘使聞先生未入迷途，倘使在他的時代，許多如同聞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未被誘入迷途，如果他們在當時就能夠公正地看取內戰的發動者究為阿誰，真心要走民主憲政道路的究竟是誰，則那一場內戰的結果，也就未必能為中國大陸數億人民帶來那樣一個“萬方多難”、甚至是“萬劫不復”的“悲慘世界”了。 聞一多先生，倘若您真的是“在天有靈”，您是否也會從靈魂深處迸發出一句“吾人之死，委實是迷途之死”的沉痛感慨呢？
插圖：北平學生反飢餓反內戰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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