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誰是新中國》北美洲巡回講演錄（續） 共產革命不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講演錄之一） 辛灝年 各位華僑和留學生朋友們： 在我已經敘述了中華民國的基本歷程之後，初步地論證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確實是一個新中國，並且是一個歷盡了種種磨難的新中國之後，我現在來論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新中國，論證究竟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還是象九十年代大陸民間所唱的，竟是“有了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為此，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中國共產革命有沒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不簡單。因為它是一場由蘇俄向中國輸入、並在中國發動的“革命”。是因為列寧和斯大林有一條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東方路線”，或曰“東方戰略”。歷史的事實是： 一九一三年，列寧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大家都知道，莫斯科就在歐洲，可是列寧要想發動歐洲的共產革命，卻要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並且還說這是發動共產革命的“捷徑”。由此可見，列寧在歐洲的困境和他在亞洲的用心。 一九一八年，由於列寧在俄國實現了他發動共產革命的夢想，所以，斯大林便迫不及待地發表了“勿忘東方”的文章，號召要發動東方的共產革命。 一九一九年，因列寧迫不及待地要發動歐洲共產革命，便拋棄了他企圖迂迴北京和加爾各答的“捷徑”，一邊建立第三共產國際，一邊發動了德國和匈牙利的共產革命，竟在別人的國家里篡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和”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只因瞬間敗亡，列寧只好放棄了他立即和直接進攻歐洲的共產革命計劃。 一九二零年四月前後，列寧已經數度派人到中國來作調查和研究，甚至數次派人求見孫中山，要求孫中山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將中國的國民革命立即轉變為俄式的共產革命，卻一再地遭遇了孫先生的拒絕。於是列寧便派遣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津斯基來中國，以聯係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所以，中共歷史教科書才會為維津斯基的中國之行“謙虛”地說道：“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的組織便在各地出現”。中共教科書似乎將維津斯基於一九二零年八月就已經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及其臨時中央的事情，“忘記”說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蘇共“委托”共產國際派代表馬林和國際赤色工會代表尼可爾斯基，來中國主持並操辦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馬林不僅留在中國領導並主持了中共的日常工作，而且命令中共黨員接受蘇聯的津貼。陳獨秀就曾明言，中共的經費幾乎全是蘇共提供的。中共受蘇共的命令和指揮已不待言。 一九二二年九月，中共在召開“二大”時已經發表宣言說：“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參加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 一九二八年，蘇共出錢、出力為中共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上，已經明明白白地規定說：“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是由蘇共操縱的第三國際為他起的。 上述事實，不僅證明了中共建黨的由來和本相，就是“蘇共建立了中共”；而且證明了，“中國共產革命，實為蘇俄在中國所發動”這樣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當然，中國共產革命的發生，還有它的兩個次要的內因： 一個，就是中國的國民革命，雖然頗以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為榜樣，但是，中國國民革命卻曾飽受“歐風吹之和美雨淋之”的痛苦。此話怎說？說白了，就是對內民主、對外強權的歐美民主列強，就不說那些專制的強國了，它們不但不支持中國的國民革命，相反，辛亥之前，它們曾幫助滿清王朝撲殺孫中山的革命；辛亥之後，它們又一再地支持中國的專制復辟勢力。在袁世凱、張勳和大大小小軍閥的背後，可以說無不有一家或數家列強在為他們撐腰。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沙俄駐華公使廓索維茨就對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說：“我們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得中國永遠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實在是表達了所有列強的心願。就象今日那些只看見中國市場的東西方強國，甚至包括某些臺灣同胞，為了能夠在中國更好和更方便地賺錢，也都是一心希望中共的腐敗專制統治同樣能夠“綿綿無絕期”一樣。這實在是一個頗令人感到悲哀的現實。 一九二三年底，英美德日意葡等國家，就曾聯合起來派軍艦向孫中山廣東革命政府示威，反對中國的革命政府截收廣東海關的關餘。所以，我們中國人，特別是一些激烈的知識分子，才會對西方感到絕望，甚至因此而對西方的民主革命和獨立革命產生了不良的感覺，孫中山也才會宣稱：“我們已經不指望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因為，西方一再地拒絕了孫中山，而蘇俄卻一再地派人來找孫中山。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歷史性失誤，就是因此而來。 另一個，則正是上述原因，才迫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們的“桃花源夢”，與早在晚清和民初就已經被送到中國來的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了（馬克思主義可不是“一聲砲嚮送來的”啊！）也就是說，那些剛剛脫掉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剪掉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特別是對西方的任何科學還真假莫辨的小知識分子們，卻輕而易舉地就拋開了對科學和民主的艱難追求，並立即轉而追求西方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被馬克思用近代科學“包裝”過的西方大同思想與大同革命了。 這就是我要說的一外一內兩個次要原因。 第二、正因為中國共產革命是蘇俄在中國發動的，所以，它的革命理論也就一定是一家純粹外來的理論，說“全盤西化”也行。這個理論，不言而諭，就是馬克思主義。然而，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什麼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要害”呢？它的要害，一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剛剛在西歐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以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二是要在經濟上推翻剛剛在西歐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自由經濟，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三是要在手段上，不僅將傳統的暴力革命方式上升到“科學與理論”的高度，而且將傳統暴力革命與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結而合之，從而形成了一個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核心的、極端的暴力共產革命理論。必須指出的是，這個理論並非僅僅因為它鼓吹暴力，而使人感到可怕；它的可怕之處，是因為它鼓吹的暴力，是與拼命製造階級鬥爭和一定要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相始終。也就是說，共產革命的鼓吹者和實行者們，不僅要依據這個理論來奪取政權，而且要依據這個理論來維護政權。這才是共產主義者們提倡暴力革命的“新意”，也是他們這些暴力革命者與眾不同的地方。當然，這也就是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裏面，絕不孤立地批判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卻一定要針對“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來進行批判和否定的原因所在。去年，法國一位學者所攥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將全世界一億二千萬無辜人民迫害至死的空前罪行，予以了證據確鑿的指證。其中，為中國共產革命所迫害至死的無辜中國人民，就達七千萬之巨。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所以，這絕不是一種普通的暴力行為所可能製造的罪惡。而唯有這個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完整理論基礎的共產革命，才有可能制造出這樣一個空前的“反民族罪行”和“反人類罪行”。甚至是空前絕後的恐怖主義罪行。 第三，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俄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沙皇及其君主制度，而是剛剛推翻了沙皇和君主制度、並建立了俄羅斯共和國的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所創建的二月民主政府。如出一轍的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恰恰也不是滿清王朝和君主帝制，而是剛剛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帝制、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並且，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時正處在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連續、並且是瘋狂的反撲之中。中國共產革命不過是在所有這些旨在反撲和顛覆這個嶄新民主共和國的復辟勢力中，增添了一個“以革命為名義”的專制反撲勢力罷了。 第四，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目標，就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天堂”裏面。同樣人人皆知的卻是：中國的共產革命，於實際上，不過是在“實現共產主義”的名義之下，建立了一個“以馬列毛思想為絕對統治，以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為唯一目標，以“教政合一”為最高統治形式的、一黨永久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先賢，著名的梁啟超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就已經說過，“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更不是什麼新東西。”何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歷史已經證明，它更是有權階級和有錢階級對於全體人民的史無前例的殘酷專政呢。 朋友們，如果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理論、對象和目標確如上述一樣，那麼，中國的共產革命，還有可能建立一個與數千年專制中國所完全不同的、真正民主共和的“新中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