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史研究

──Francis of Assisi

　　哪裡有缺憾，哪裡纔會出現精神！

　　精神是對缺憾的反應與彌補。缺憾不屬於事實的世界，而是在與他物相比較時產生的"不足"的意識；是當心理上自我鑒定、精神上自我觀照之際涌起的饑餓感。它標誌著各種精神上的奇特創造，都起源於精神上奇特的不平衡狀態，起源於缺憾感，起源於對這苦惱的感受進行反抗。

一、滅族不見血的假晶現象

　　文明在衝突中……

　　一個席捲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無數文明的 遺體，鑄造自己的紀念碑。

　　一個社會的精神活動，會訴諸特適其自我表現的形式，從而在歷史中創生了一種“文明的樣式”：藝術的樣式、哲學的樣式、宗教的或科學的樣式，從此呈現出各種世俗生活或神聖生活之波瀾壯闊、但內在一致的蒼茫景觀。

　　一種文明的精神生活，藉助於他種文明的表現形式而展示開來──這，就是文化哲學意義上的“假晶現象”。

　　假晶現象本是一個地質學上的觀念，特指一種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種岩石的縫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種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種的岩石，實際包裹的卻是甲種岩石。文化上的假晶現象，淵源於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明樣式之間的競賽、征服、雜交變形與暗中的反抗。例如，中國歷史上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就是藉助外來文化的模式、語言、服裝，以寄托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的什葉派文化，也將阿拉伯文化的外觀（伊斯蘭教），注入了本民族的精神。

　　假晶現象可謂是功過參半。在特定的歷史氣候下，歷史上極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現象結下了緣份。而一種文化的光輝，常受益於他種文化的前來“交匯”。“交匯”與“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層的、枝節上的交通互補，而是兩種文化在精神氣質和內在結構上的交媾，是一種全身心的匯合。常有的是，如果外來文化過於強大，本地文化就會被迫暫時接受外來文化的外觀，形成假晶現象。

　　比如，十九世紀俄國精神界在文學、音樂、思想、繪畫方面的重大成就，就得之於俄國社會在整個十八世紀半自願地（在沙皇彼得的強制下）與西歐文化圈之間進行的這類交匯。從長遠看，交匯的主要得益者，似乎是接受外來文化的一方。而文化的侵略者，祇是通過順行的途徑滲透，一時受益於擴張而已。儘管在近代歐洲殖民文化的擴張活動中，文化擴張勢力對廣大不發達地區濫用私刑，進行沒有限制的武力征服，一時間摧殘了許多文化實體。

　　再如，在古代地中海區的歷史上，希臘人之所以在短短數百年間取得了那麼突兀的驚人成就，主因即在，他們從米諾斯──邁錫尼、埃及、巴比倫、赫梯諸種更先進的文明實體那裡，納入了不少文化因子，充分利用它們發育了自己，從而主動地設計了新一代文化模式。希臘的海上商船隊和希臘的陸地僱佣兵，就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精神擴張活動的真正先驅。蘇格拉底本人當過僱佣兵，柏拉圖則數次遠航海外，甚至使徒保羅也曾利用羅馬公民的身份在帝國內部四處旅行佈道……從埃及的新王國到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時代，希臘僱佣軍在整個東地中海區馳騁了好幾百年。這就是希臘文化與他種文化實行交匯的最早狀態。其結果，便是希臘文化對整個地中海區的滲透和統治，使各種更為古老的東方文明，遭遇滅頂之災，直至反被插入了希臘那稚幼清新的“古典文明”。希臘這個原先的文化受施者，這時就變成了文化的施予者。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曾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各區域民族文化的交錯融匯時代。當時的中國文化圈內就有四、五種大文化主流和十幾種小文化支流在競爭和兼并。在新的壓力環境下和新的異源撞擊中，傳統的區域文化開出了驚妍奪目的花：從楚文化的天地中，流生出了神話意象和《楚辭》風韻；從齊文化的海市蜃樓裡，走出了仙話、方術和稷下之學；晉文化，是刑鼎和法家的發源地；宋文化，則是墨、道諸派的發祥地；而魯文化，則與儒家的縉紳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一大批古代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交匯的碩果，它為新的遠東世界大一統文化的合併，創造了條件。

　　經濟政治的爭奪，促成了文化的交媾。到戰國末年終於演變成為軍事政治的一體化。秦是一個缺乏文化傳統的政治實體，楚、齊、晉、宋、魯則具有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最後，是無文化甚至反文化的類似於“總體戰”的虎狼秦國，活活撕碎並吞食了文化過於成熟的關東諸國！一如蠻野而剛健的羅馬戰勝了過於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臘化諸國。這種歷史歸宿的含義，是可怕的，卻又是清楚的。

　　不論羅馬帝國的一統文化還是秦漢皇朝的一元文化，比之希臘城邦的多元文化和春秋戰國的列強競爭，都失去了朝氣與銳氣。

　　在漢、唐兩大政治強權之間，橫亙著魏晉南北朝的一片政治廢墟。這片歷史的廢墟，卻成為新文化得以分頭滋生的沃壤。這無非因為：印度與佛教的文化勢力（後者還挾帶著西域胡文化的諸多因子）不斷東漸，與業已一統僵化的秦漢本土文化（這是以往四夷交匯於中原的產兒）之間，重又開始了一場新型的交匯。其結果，就是唐宋文化的輝煌建構和明清社會體制的嚴謹完備。

　　文化的交匯乃至迫不得已的“假晶現象”，有其無可奈何的必要。它是文化力量的流動，由高向低、由強向弱、由新興的向沒落的運動，往往採取了征服、同化、或主動吸收等形式，因而是文明樣式競爭吞食兼併消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很少有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夠常盛不衰，並拒絕其他民族強暴般地給予；也很少有一個民族，能在文化交匯的大戰中置身事外。即便是以傳統文化的極度豐富性而無限自豪的印度人，也曾在穆斯林文化的強暴下被迫“吸收”了許多令它“厭惡”的東西；以致印度人被分裂為幾大教族。名揚四海的泰姬陵，以中亞風格見勝，就是這些行為的一個象徵。

　　而十八世紀以來自命為世界主宰的歐洲人，自以為歐洲的社會文化模式普遍適用於全世界各民族的歐洲文化心靈（“歐洲中心論”），在此之前，卻曾絕對屈服於從亞洲傳來的基督教勢力長達一千四百年之久！那麼，是“歐洲中心論”對呢，還是“亞洲中心論”正確呢？！

二、假晶現象的消解者

　　文化的交匯，甚至以他者的文化為美，都曾有力地促進過各民族文化的兼容並蓄。然而，沒有一個內在生命力強大到足以自立的民族，會長期蟄伏在假晶現象的馴化之中。即便像波斯人被迫接受了伊斯蘭教，但虔誠的穆斯林們也還是採取了什葉派的形式，以抵抗阿拉伯遜尼派的討厭壓力。什葉派的形成，表明波斯文化的傳統更強大，它因此所遭受的壓力也較其他非阿拉伯人為大。而在中國佛教文化盛衰消長的百花園中，則崛起了南派禪宗這一有力的抗議形式。六祖惠能，是它的開山大師，他的精神影響極其綿長，十分適合中國人的脾性，甚至到了中國佛教大大衰微的二十世紀，西裝革履的美國博士就讀生胡適之──也曾被禪宗大師深深折服，儘管胡適的研究與讚嘆，是囿於“白話文學”的框子，未能向精神復國之轉折點這一縱深度去展開。

　　惠能，實為中國佛教史乃至文明史上又一次文化轉換的觸媒，他是中國人的實存精神向印度文化的繁瑣性進行歷史反擊的一個象徵人物。在他之後，印度佛學在中國長達幾個世紀的統治便逐步消解了。中國精神，開始了一場脫去洋裝的解放運動──精神復國運動。中國要求從假晶現象的壓制下掙脫，不僅是換季更裝的周期表現，也是精神獨立的結果。不久，韓愈的闢佛之聲及其“文必三代”的喧囂，開始響起。這表明，中國的精神不僅要洗心，也要革面了。

　　最後，周敦頤來了。他宣告中國民族精神數百年冬眠期的終結，精神復國實現了。他和他的後起之秀，使中國文化從假晶現象的蟄伏中騰躍而起，翱翔在宋明諸“儒”精神蒼穹的自由之中。你能相信這樣的民族會長期信守外來的教條為奴嗎？中國人作為洋奴尤其是精神洋奴的時代，是不會很久的！尤其這中國精神的翅膀，是類似先秦中國全方位解釋《易經》的“十翼”──十面之翼。《易經》及其《十翼》成了宋明諸儒的靈感源泉。

　　《易經》作為先秦典籍中最模糊、最富於象徵力與啟示力的一部經典，它所感染的“時代色彩”，較之當時的其它經籍和諸子群書都少。它的風格深奧古樸，耐人尋味；它的形式有律多變，隨時而“易”。這些特點，使它更能與時俱化，便於容納新的精神、新的理解，使其文化生命獲得了“不朽”的異能。

　　從唐人韓愈的闢佛意向到宋人柳開的古文運動──這是一場綿延不已的、通過古代文體形式的復活而達到新的精神解放的進程。正如從龔定庵的思變到鄒容的白話《革命軍》，雖是近代文體形式的解放，卻象徵著民族精神的復蘇。後來的“白話運動”反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摘桃派”。就精神復國的活力而言，它們具有相等的價值，但落實到具體的方向、方案、方位上，這兩大文化運動的含義卻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白話運動和“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大體類似魏晉南北朝的講經活動和佛學運動，其首要目標是“引進”，是“吸收”，是那種類似被強暴過程中突然愉悅地接受。這是喜劇還是悲劇？不論怎樣評價，都與唐代的闢佛思潮到宋代的古文運動絕然相反，因為後兩者乃是對外來佛教的文化滲透，所進行的歷史反思和實際清算。新儒學並沒有抹掉佛學佛教，而是將佛學要素納入自己的洞天中。與此同時，對外來文化的異體蛋白系統，進行了中國式的消解。

　　外來文化的滲透（“文化侵略”）曾有積極價值，它起碼在大一統的岑寂中，激發了中國文明的再生運動。但長期匍匐在外來偶像的石榴裙下（這裙子，曾經多麼令登徒子們神魂顛倒、傾心嚮往啊），卻是要真正令人感到羞愧的。終於，他們不再願意虔心朝拜那些面目怪異的西天之佛或是長毛胡僧。他們突然發現，對外來的偶像──儘管在趣味上也許還有欣賞的雅興，但要奉之為生活價值的準則，卻是日益困難了。洋人精神，這時最好是作為點綴品，而不再能夠填充人們的心靈。洋人胡僧，更不能作為民族精神的歸宿，最多祇能從某個側面，由之激起靈感罷了。

　　新的中國精神，終於從舶來文化的煙霧之下跋涉了出來，借著全方位的十面之翼，超越古經和洋人的局促──它飛到了東海之東、南海之南，劃出了遠東文化世界的新天新地。

　　這是中國舊瓶新酒式的“古典復興”。它的文化勢頭一度不亞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這是中國的主人們從佛教和印度文明的形式限制中、從鮮卑的壓迫和北方民族的陰影中解脫出來的復國運動。不幸的是，在後來蒙古鐵蹄的摧殘下、在後金馬褂兩百年的裹縛之中，中國精神再度低沉，以致當西方的風暴再度（從印度轉換到了歐洲，換了一個源頭）無情地襲來之際，中國的精神由於長期的麻痹與萎縮，而打了無準備之仗。僵死的官僚制度使得人們心灰意懶、死氣沉沉。群體社會的桎梏和陳年舊俗的羈絆，嚴重挫傷了創造意志的鋒芒……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儘管其思慮相歧、途道各異，但其歸宿卻不免指向於：力圖把中國精神的活性，從中國文化在近代所遭逢的泥淖中超拔出來，讓它重展迷人而雄健的的縱深度。

　　十翼！十翼！！十翼！！！

三、中華精神的靈魂

　　相傳孔子作《十翼》（易傳）。不管這傳說具有多大的歷史真實性，它的文化啟示價值卻無庸置疑。孔子之成為“素王”和中國文明的精神領袖，原不在於區區一部《論語》中的幾條語錄，而首先體現在他對《易經》神秘意境的“韋編三絕”式地反復探索之中，繼而投影在《十翼》的神奇意象和理解貫通之上。他“述而不作”，但他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卻是一個恰到好處的原創之作。他以“中庸”精神，把握了當年中國現實與理想間的衝突。他的人格，中和了時髦的思潮與未來的趨向，使中國精神，從當年諸侯的貪婪與血腥中超脫出來，奠定了兩千年間遠東地區中華世界的基本法。

　　這正是玄虛的“憲章文武”的實際含義。這心理法規，這精神禮制，是中國民族特有的。近代以來它曾被洋人的學徒目為沉重的枷鎖，但在當年，卻是一朵活脫脫的精神之花，它幾經枯榮，但其脈息不絕如縷。

　　中國精神的靈魂，在全方位的、不偏執的十翼精神的鼓蕩下，一直飛到自己也不曾夢想過的遙遠時空。莊子近乎本能地預感到這一夢幻般的未知之地，他賦予十翼以“鯤鵬”的意象。正因為他如此深刻地渾融了各涯際，故兩千年來一直保持著原始的魔力，激發著藝術的想像與哲學的靈思……基督教藝術中兩翼天使的造型，在與十面翅翼的精神相映之下，可以成趣。儘管拉斐爾們仿佛褻瀆聖靈的藝人，曾以魔鬼般的美麗筆觸渲染過天使的肉體……

　　十面翅翼的精神也不是“浮士德精神”的東方形式。它並不渴望窮盡人力不能窮盡的宇宙神秘，他有自知的智慧，他不肆行無限制的擴張，他不傾向於星球大戰思想。他應時而作，注意保持社會與自然、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生態平衡。“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難道不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動物保護法規的產物，人與動物和平相處的範例？

　　他的十翼具有自身的系統協調力。悲劇性的中國現實是，近現代以來，我們自己在應對殖民主義文化的挑戰方面，顯示了無能。結果，為了推諉失敗的沮喪，我們放棄了對民族的信心，淪為精神的亡國奴隸，並放棄了精神復國的希望。在西方的壓力面前，中國精神由於受到長期的一元閉鎖所造成的萎縮，終於暴露出來了。對外閉關是對內專政的自然結果。但外部壓力沒有像內部壓力那樣輕而易舉地被降服，它利用技術與組織的優勢，沖倒了閉鎖的竹籬。

　　早先，中國的專制政治壓抑、窒息了中國精神的活性；後來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國精神的形式。外禍是由內禍引入的，家賊勾結海盜乃是自倭寇入侵以來的民族危險。從此，名實俱亡的悲劇，困擾著中國的心。不，中國簡直沒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沒有也不可能滅絕的，他最多祇是暫且退避三舍而已。中華精神雖然退避到了自己的發祥地，收縮到了原始的母腹之中……但這母腹就是民族內心的聲音──祇要我們敢於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喚我們前進。

　　他仿佛用無聲的言語，向我們傳達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並不包含先天的“先進”。是活力和創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強制性，使西方超過了東方。中國人，應當拒絕用西方人的食譜，來評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這樣，纔有可能著手創造我們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絕以前，首先恢復自己的味覺，即精神活力和創生功能，以便作為民族的人，獲得文明意義的生存空間──精神的祖國。

　　如果我們既有力量拒絕禮拜客體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統，也有力量將之為我所用：不是作為準則和偶像，而是作為工具和材料──我們就獲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間！因為說到底，“我們”和“他們”，儘管生活在一個物質世界裡，但並不生活在一個精神世界裡：歷史文化不同，地緣政治不同，甚至經濟與食譜的需求，種族氣質的衝動，也各不相同──這一切均預示了各自的未來發展走向，亦必不同。

　　西方文明，已從十九──二十世紀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歐洲中心論，走到了二十一世紀充滿疑惑的多元主義的大迷惘。未來恢復了精神祖國的中國人，則負有這樣的文化使命：要從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的雙重淪陷，走向二十一世紀的精神復國。這精神國度必定不同於西方二十世紀的玩物。因為這是兩種相反的文化潮流，是各自運動的結果。

　　中國人是否準備好，重新穿起自己精神祖國的服飾？如果中國人有了能力，重新開始用自己的精神語言，表現自已的青春和藝術──這是多麼美好的前景！儘管如今的一切多少還是塵蒙著的，還缺乏一面無所不照的驅魔（真主與撒旦；佛陀與羅剎；以及諸如此類的對立統一的連體）寶鑒，來重新調和這個充滿疏離、仇恨和困惑的“文明衝突的”世界。

四、民族精神，新的生命之水

　　當歷史潮流開始發生大規模逆轉時，文明潮汐的最微妙徵兆，將首先被一些敏銳的心靈所捕捉。可是，舊有的語言和其他既成的樣式，卻很難淋灕痛快地傾吐這些嶄新的感受。這些心靈不知道怎樣纔能使新的體驗與舊的程式協調起來。在萬般苦惱和千種躊躇中，他們像耶穌的敵人掃羅，在瞎眼的苦惱中，終於改轅易轍，棄絕一切現成的語言，擔負起新的使命；又像狡詐的禪宗六祖惠能那樣，不著形跡，經過師法自然的運化，終於像是古希臘的名歌手克里昂那樣吹出了激越的笛音。新的心靈之笛，是性靈的天籟。他有祇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神韻，又給處在“似與不似之間”的新民族以精神形式，以生命的顫栗，以微妙的變化，從而導出文明潮流，和排山倒海的移易……

　　舊傳統自以為光榮，滿足於自己的歷史，滿足於很久很久以前的業績。他以為自己無所不包，他以為自己永遠正確、年輕。其實，這是衰竭的徵兆。新文明勢力則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意識到生命和精神都是有限度的──於是更加渴望用創造來充實自己，去展示生命的海洋……

　　舊文明盲目認定自己就是世界。其實，它不是世界，它祇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且是行將消失的一部分。也許正因為它行將消失，所以纔認定自己永存。儘管它有時標榜自己很新、很新。

　　新興的文明，寬容甚至崇尚超乎理性解釋之外的民族精神之光。他不是沒有理性，而是不滿足於理性。他並不“生而自由”，但他渴望自由。不是縱欲的“自由”，而是創造的自由。新興的文明，不習慣唯理的限制，他深受限制與束縛，長久的蟄伏使他厭煩。亟思變革的心情因而崛起。他渴望創造是因為他感到了自己的貧乏。他從舊傳統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成為一個真正的“孤兒”！沒有援助他的手，沒有憐憫他的心……現在，一切都必須靠自己了！“不創造，便死亡”──這是支配著新文明勢力的黃金意志。

　　博大精深的思想與燭照天地的民族精神──他們的背面，刻著什麼？刻著偉大靈魂的痙攣。這痙攣映現著宇宙之日趨無限制的動態。

　　民族精神是人格之光的流露。大的人格極豐富，他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形式則相對狹窄。大的人格所以流露為這種特定的民族精神，是因為生活的某一契機觸發了他。空前的膨脹力，把別的衝動、別的契機、別的形式抑制了下去。人格的根源埋藏在自然環境和文明歷史的深層中。個性的價值即在於揭示了、並用民族精神再創了這一根源。因此，否定或抹煞個性，就包含著否定、抹煞這一根源的危險。

　　民族精神無法脫離他的根源，祇能立足於此，纔可能超越時代和精神代言人本身的局限，升華為普遍的、前兆性的精神先導。

　　鄉曲之士們祇是抓住並固守民族精神的皮相。他們稱平庸無奇的臨摹為“真實”，他們視粗淺的描繪是“為生活寫照”。偉大的民族精神卻是在引導生活前進的方向──他在母腹之中就已經是生活的指導者和歷史的活路標。

　　有人祇是生活漣漪的摹寫者，有人卻像是生命內部的光，甚至照亮了生活的外在本身！他們，不斷創造新的意境，而不滿足於尋求新的題材。生命的奧義是這樣一種主體所捕獲的滋味：“此中有真義，欲辨已忘言。”（陶淵明《飲酒詩》其五）真義，是生命之味，是民族精神之味，是喜新厭舊、朝秦暮楚、自我揚棄。他拒絕摹寫生活、服從生活、添舐生活──他照亮生活、塑造生活、更新生活。

　　超越舊傳統的民族精神之光，掃瞄著舊理性所把握著的全部表象世界，並以內在的生命力，穿過了它。他用“光”，為自己和來者，開拓了一個新的感覺世界，新的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可能的新的理性世界。就像是《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那樣：說有光，就有了光；解開黑暗的渾沌，造就新天新地。民族精神能與人類同在，是有不可能替代的代償作用：不僅鼓起懦夫的勇氣，也能彌合破碎的心靈。祇要一個人“有靈魂”，民族精神就會對他施行感而化之的“魔法”。

　　一個人喜好什麼樣的民族精神，他的生活圈子裡，大都缺乏類似的實存。他首先感到了現實的匱乏，然後纔覺察了民族精神的饑渴。卑鄙小人，比偉大行者，更需要偉大的激勵！因此他纔需要民族精神──或創作或欣賞；或宣泄或沉緬。

　　民族精神還是在個人生活陷入失落狀態時分的一個有效的招魂手段。他用民族精神之美，召喚對生活的絕望。拂去良心上的灰塵，使之重新光鑒萬物。這良心曾因生活的困擾，而蔽塞不通；曾因人事的糾紛，而晦暗不明。

　　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招魂手段。他從宇宙精神的深層，重新發現被世俗的群體生活遮覆以至不幸遺忘了的重要內核（文化核、文化魂）。這內核，一度產生又一度失效，但在文化的循迴所產生的新的需求下，他再度成為急世之用的要質。切入要害的民族精神，正要招回這業已失落的民族精魂。民族精神中有寧靜，民族精神包含著鎮痛作用。但民族精神的第一功能，卻不是上述的麻醉性，而是他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搖籃能力。民族精神的力度和民族精神的寧靜，同樣可嘉。搖籃的作用比鎮痛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明生成的方向。健康的、正在興起的生活，需要積攢力量。而鎮痛對受傷者和失敗者纔更有用。人們每時每刻都需要力量，但不是每時每到都需要鎮痛。更何況，鎮痛效果也是內力對外力的懾服。

　　陶醉於偉大希望的一代新人，是推進新生活、促發新文明的動力。拂去了歷史灰塵的新人們，拋棄了歷史專家強加給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能預感到：“過去”與“未來”正在“當前”這民族精神的汪洋恣肆中，交接、轉易。他們不是背負著傳統的紳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行者，是激蕩世界歷史的正負電極。

　　憑著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種過程的精華與糟粕，到了他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為靈感之“極”。他們，也許是貌不驚人的一群，但卻是新文明電光之陽極。精妙的民族精神和壯闊的靈性思想，將在他的手中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飄香在歷史的原野之上。

五、精神復國乃是步入現代社會的必要途徑

　　就思想領域而言，初起的文明更喜愛富於智慧的隻言片語，如赫拉克里特；而衰頹的文明則崇尚富於論證的系統學說；走向結束的文明，大多趨於經院之學。

　　在古希臘世界，第一類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第二類的代表是柏拉圖，第三類代表是亞里士多德和普羅提諾。在古代中國本土文明時代（魏晉以前），孔丘、墨翟、老聃是第一類代表，莊周、孟軻、荀況、韓非是第二類代表，呂不韋、劉安、董仲舒是第三類代表。

　　精神現象是互相溝通的。種種精神之花的形式，諸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在各時代各文明各氣候之中都不斷生發著。但是，它們各自的花期、色彩、狀態、氣味卻受時間韻律的規範，而呈現參差不齊、五光十色的特異性。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極盛時代，哲學和科學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與味。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奧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時代的中國。而在科學和規範至上的時代，連藝術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義的、工具主義的味與態。這是希臘化的亞歷山大里亞時代、羅馬的帝國時代、當前的希臘化即美國（相當於馬其頓）化時代；以及中國的兩漢經學時代以及明清理學時代……當今的世界與中國，並不同屬一個文明周期，儘管，中國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不明確的未來──兩條來源與去向並不相同的軌跡，正在接近異體交叉的時刻……

　　例如，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過時；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時代還沒有開始！因為精神復國乃是步入現代社會的必要途徑！

　　作為精神復國的先驅，確有必要適度地“脫離生活”。

　　沒有一定的距離感，他如何引導文明新潮？如何手指那洪波涌來的神秘方向？試想，如果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之流藝人，以及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等騷客，沒有從超現實主義的中世紀生活主流及其教會理念的模子裡適度地“脫離”出來，哪會有什麼文藝復興？哪會有什麼文明新潮？祇能是西西里島上的黑手黨罷了！

　　脫離生活，遠較深入生活困難得多！他不是鑽到生活的細枝末節及其永遠雷同的是非堆裡去，而像是一隻矯健饑渴的鷹或是一匹荒原上的餓狼，從生活的沙灘奮飛而起，盤桓在脫離了沙灘的藍天之上。他並沒有忘掉大地，他的目光如劍，始終搜尋著沙灘上的尤物。他熱愛大地上的每一個動靜。他還要回來的！回到生活的沙灘上，但不是服從它，而是蹂躪它。那是另一種風情、另一番意韻的“服從”──羅馬的凱撒服從了小小不列顛島夷：“我來到，我看見，我征服。”

　　這就是我們理想中的民族精神。這樣的民族精神，出現在歷史陣陣痙攣、文明苦苦分娩的神秘時分。這是上品與真品。他的價值，在於提供了生活本身既缺乏又亟需的要素。這種精神循環系統中的“維生素”，所具有的再生力，使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板塊漸漸綻裂開來──新的萌芽帶著新的消息，生長起來了。

　　千百萬人屏住了呼吸，用靈魂靜觀這精神的變局。這變局激起的震波，深入地表，上貫九霄，席捲一切，再造萬有。沒有生靈能逃避他的左右。他陶冶現在的心靈，鑄造未來的歷史。

　　狂飆！狂飆！！狂飆！！！

　　請相信吧！中華精神復國的靈性力量，在經歷了幾百年的蟄伏冬眠之後，也許會沛然復蘇？中華精神國度，在經歷了幾十年西方──俄國輸入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之後，會呈現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處有生的力量在喧騰，到處回蕩著精神獨立的聲音。他在訴說精神復國的奧秘……但你卻無法確認他到底說了一些什麼。其實這無關宏旨。重要的不在於說的是什麼，而在於他想說、他敢說，並且說了……於是，有價值的、可確認的東西，纔得以隨之而出。

　　精神復國的力量，宛若劈開宇宙之霧的利劍──他將要找尋解剖活動與切割活動的對象。他用熱愛來回答宇宙的冷漠，他用硬骨去支撐全球的浮沉。榮辱休咎、得失臧否──並不在它的數學程式中。他對這些淡淡一笑，甚至不屑一詞以對。

　　中華精神的復國之光即將劈開中國現代史的陰黯猥瑣，洗掉中國現代史所蒙受的種種羞辱，他會藉助藝術的形式，宣告自己的降臨。他的軌跡縱橫恣肆，他的語言很少師承，他像一個真誠的孩子，憑著自己本然的天性去做，卻是做得那樣自然、有力，天衣無縫。在那裡，條理化的“分析”，乾巴巴的“論證”，再加上種種習用的細如游絲的敘述方式，都難以傾吐他那宏大而多樣的氣象。因為那是一種文明的精神氣候，是一些非常細膩和無所不在的明敏感受。單憑一種感官及其特限的藝術方式，你如何去宣泄他的激情呢？同樣，依靠固定的分解程式，也理不盡它的全部頭緒。

　　那時，千百萬人懷著朦朧但巨大的希望，抱定焦灼但堅定的期待──在悄悄等候他。你讓他們說，他們說不清；你要他們講，他們講不完。也許，對你的詢問，他們祇是淡淡一笑、不予置答──他們的心思已經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已經不在你的眼前了。

　　不要以為你是孤獨的。精神復國的新潮正席捲所有個體，並衝出傳統與習慣的堤防。他澎湃不已，發出時而嚴肅、時而嬉戲的聲音──那滿懷著童貞的羞怯，和急於破除這羞怯的矛盾心情。

　　初起的精神復國之光，總不乏朦朧的深度，它像早晨初泛的“魚肚白”，給人以夢幻般的新鮮之感，猶如一股清風，注入世間。憑著它看清世界的全貌，也許困難；用它來照見宇宙的細節，也為時過早。但它已把那因再逢青春而狂喜顫慄的眾多心靈，召喚到它的微熹中。這，就是精神復國的力量。他的生成，不是任何學院裡的學術所能指導的。他自成系統，有自體的規律──精神復國不同於國際貿易，不同於理性世界，也不同於審美意識。精神復國是一個沸騰著特殊熔岩的特定岩層！他既不可以替代，又無法去強求。任何指令（不論是權威教義的還是電腦程式的），都無從劃定他的命運。

　　一片自我更新著的廣原……他無需種子，就能化生萬物。他先天地而誕生，帶著許多信息、種子和動因。

　　一片自我更新著的廣原……他無需征服，就能榮耀萬物。他是一切能源中的能源，是一切核子中最精純的核子。

　　這片廣原無需休耕，他的內力無止境。他是一切生命的發祥地，一切生命力的活泉。這片廣原沉浸在狂喜與陶醉中，他永遠在起伏、翻騰、思想、創造、再生。他有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快樂，因為他就是自主的、拒絕為奴的、君子日新其德的“中華精神的復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