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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理學研究 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 謝選駿 周敦頤，原名敦實，因避宋英宗諱改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生於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卒於1073年（宋神宗熙寧六年），謚號元，稱元公。曾建書堂於廬山之麓，堂前有一溪，以家鄉之濂溪命名，書堂因而取名為濂溪書堂，晚年定居於此，後人因此稱為濂溪先生，稱其思想為“濂學”。 一、周敦頤的思想 中國思想史上，宋明理學因為獲得明清兩代的官學身份，而佔有重要地位。宋明理學以中華精神為主幹，還多方吸收了佛家等思想，成為明清時代的主流思想。周敦頤被目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他的著作流傳於今的有《太極圖說》、《易通》（又名《通書》）、《愛蓮說》、《拙賦》等。據考證，已佚著作還有《同人說》，是對《周易》同人卦的解說，獨立於《易通》。在上述著作中，以《太極圖說》和《易通》之影響為大，體現了宋明理學的思想基礎，周敦頤因此被追認為“得聖賢不傳之學”的理學開山祖師。 周敦頤可以說是自五胡亂華起，直至隋唐等鮮卑混血的王朝（隋唐皇室的母系大多出自鮮卑首領，如拓跋氏、令狐氏、獨孤氏、長孫氏等等，推算下來，許多皇位繼承人的鮮卑血統還要多於漢族血統），以外來的佛教和民間的道教，磨滅、混淆中華道統精神以後，以中華精神反攻救亡的象徵人物。他稱得上是浸透了中華精神的一塊思想載體，是繼隋代王通、唐代韓愈而起的要以中華精神實現復國的絕世標桿。他的宇宙演化論，決不是簡單地抄襲道教煉丹術。作為宋代理學的開山祖師，他具有堅實豐富的中華精神，廣泛而精要地融化了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資料，特別是對道家和道教思想頗有豐富深刻的瞭解。他的理學思想，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巧妙地將儒、道融為一體而建立起來的中華精神復國的樣板。例如，其《太極圖說》，就是對《易傳》別出心裁的闡發。《易傳》是中華精神的凝練表達，先是作為儒家經典，後來又被道教列為重要經典，《太極圖說》的精神來源主要是《易傳》。 周敦頤的重要著作除《太極圖說》之外，還有《通書》，《通書》亦名《易通》，是部《易》學著作，全書40章，全文2601字，十分簡約，但論及的問題卻廣泛深刻。它不對《周易》進行逐卦逐句的解說，祇是選擇引用了《周易》中若干經文，進行闡釋，用以表述自己的觀點。《易通》也是對《太極圖說》的具體補充，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展現了周敦頤思想的脈絡。 宋代理學的產生，可以追溯到隋代的王通和唐代的韓愈。 王通以復興中華精神的道統自居，但由於他對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佛學和道教融匯較少，尤其他生當鮮卑勢力依然甚囂塵上的隋代，所以不能流行。即使到了素以開明自詡的唐代，王通的儒學復興即以中華精神復國的運動，依然受到鮮卑貴族勢力的壓制。韓愈則以“闢佛”、恢復中華道統為畢生志向。但韓愈闢佛有功，融佛則不力，尤其未能建立足與佛學分庭抗禮的思想學說。 而隋代王通與唐代韓愈顯然因為時機問題而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宋代思想家身上。宋代理學因此可以說是中華精神的復國運動。中華精神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智慧。作為六經之首的《周易》，即強調“交易”。中華精神的最大優點，就是它不拘一格地吸取世界文明的廣泛成果，像是容納百川的大海，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無所不包，用自己所能容納的對象來不斷豐富自己。同時，不失其大海的本色，也就是以中華精神為運動主體，而不是以中華精神為客體為僕從去朝拜他人的文化成果。 中華精神復國的春潮，使得北宋真、仁二朝皇帝統治期間，出現了一批承接韓愈“道統說”的學者。他們揭櫫了中華精神的復國旗幟，在學風上不重訓詁而重義理，而是借用儒家經典來發動建造自己的精神革命。 周敦頤堪稱首位起來闡發心性義理之學的人。他承衰起弊，在中華精神道統中斷千年的幽暗之中，使民族自信重新昌盛，重放光明。所以，幾乎必然的是，周敦頤生前的學術地位並不高，但他開啟了宋代以後新的中華精神之風，故其影響越來越大。南宋初期的胡宏評他“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其功蓋在孔孟之間”。他的學說後來又被朱熹等人發揚光大，周敦頤被朱熹譽為先覺，被張載尊為道學宗主。 二、周敦頤的生平 周敦頤從小讀書深思，在家鄉道州營道頗有名氣。從先秦諸子到佛家道教，廣泛的閱讀使他接觸到了許多思想，這就為他日後精研中華精神的載體《易經》，創立理學，奠定了基礎。 其父周輔成，賜進士出身，官至賀州縣令。周敦頤十五歲時，其父去世。公元一零三一年，十五歲的周敦頤隨其母從營道赴京師開封，投靠舅父龍圖閣大學士鄭向。二十四歲，因其舅父的蔭子關係，被任命為洪州府寧縣主簿。一零四四年調任南安郡司理參軍。一零四六年，二程的父親大理寺臣程響就是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與之交談，結為朋友，隨即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南安拜師受業。是年冬，調任郴州郴縣（今湖南郴縣）縣令。一零五零年改任桂州桂陽（今湖南桂陽）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陽皆有治績，得到了賞識和推薦，於一零五四年改授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今江西南昌）。1056年改太子中舍，簽書署合州判官，共計五年。一零六一年，遷國子監博士，通判虔州。一零六四年移任永州通判。一零六八年，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次年移知南康軍。一七零二年定居於廬山濂溪書堂，次年六月病死於此，終年五十七歲。 縱觀周敦頤的政治生涯，始終是地方官吏，如主簿、縣令、州判官、知州參軍等，並不顯達。後來黃庭堅因此稱頌他“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他自己的詩，便是對上述評價的印證：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 這首詩是周敦頤五十歲（1066年）時作的，其時他在永州做通判官，從詩中可以看出他的財政狀況不佳。從26歲開始，周敦頤做了30年地方官，主要是司法官。此外，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對中華精神的研究與傳授之中。他在精神上具有建樹：既是一個官吏，又是一位儒師，既自詡為中華精神正宗，又兼有佛骨和仙氣；身雖在宦海浮沉，常又寄情方外。著名詩人黃庭堅評其志向說：“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邱壑。”（《濂溪祠並序》，《周子全書》卷19）。 三、周敦頤的影響 在理學發展史上，周敦頤被視為理學的開山之祖，為二程之師。他以《太極圖說》手授二程。而《太極圖》及《說》已經顯示了理學的基本結構。當然，某些清朝人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者，喜歡指責周敦頤《太極圖說》之授受源流為不可信。因為精神復國常常是要令某些人極為討厭的。而和高僧、道人游山玩水，彈琴吟詩，卻並不能抹殺周敦頤作為中華精神復國運動大師的歷史地位。 據《年譜》說，他在郴縣為縣令時，“至縣，首修學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與士大夫廣為交結，“士之從學者甚眾”。在邵州時，更是大開講學之風。當時的荊湖北路轉運史孔延之在《邵州新遷學記》中讚頌他說：“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設施，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為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為先。”（《周子全書》卷17）至此，周敦頤已被視為青史留名的中華精神之標桿了。周敦頤在邵州還寫了《邵州新遷學釋祝文》，其中稱頌孔子說：“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宮可忽歟！”（同上）。這說明他也認為自己是復興中華精神、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師了。二程兄弟在周敦頤門下受業，為時不到一年，但受其影響卻極深。《宋史．道學傳》稱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程顥自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學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宋元學案．明道學案》）二程所學雖不完全出自周敦頤，但正如南宋的胡宏所說，周敦頤確實“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 周敦頤死後，隨著程頤、程顥對他哲學的繼承和發展，他的名聲也逐漸顯揚。南宋時許多地方開始建立周敦頤的祠堂，人們甚至把他推崇到與孔孟相當的地位，認為他“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帝王們也因而將他尊為人倫師表。元、清兩代，異族入主中國，漢人在政治上亡國，但在精神上，依然是中華精神──理學思想的一統天下。政治上的亡國奴並沒有淪為文化上的亡國奴。這不能不說是理學的歷史功績，是得力於前一個時代的中華精神復國運動的。其中，周敦頤之功不可沒。不僅如此，明清時代的理學，還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外圍地帶（古稱“蕃邦”）即蕃屬地帶，蔚為大觀。而後羅馬教會的傳教士東來西往，也使得中西文明的直接交流成為可能。十七世紀以後，理學傳入歐洲，甚至大力推動過歐洲啟蒙主義運動的興起，如萊布尼茲、狄德羅、伏爾泰等人，都是理學的熱情學習者和傳播者，萊布尼茲還依據《易經》的陰陽爻變原理，制訂了著名的二進位制，使現今的電腦技術成為可能。這一切表明，中華精神復國運動，使中國文化的輸出成為可能，也使理學成為真正的世界文明史現象。而祇有這樣能精神自主、而非精神為奴的民族，纔可能實現文明的輸出。 周敦頤的思想，是中華精神復國運動的先驅，對爾後七八百年的中國思想發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太極圖說》、《易通》成了理學經典，甚至比作《論語》、《孟子》。周敦頤提出的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主靜、鬼神、生死、禮樂、誠、無思、無為、無欲、幾、中、和、公、明、順化等等，承先啟後，成為爾後理學的必備命題。而周敦頤以其思想與生平，成就了一代思者的風範，就像他的《愛蓮說》一樣，一直為人們傳頌，迄今已有千年。 四，《愛蓮說》 一零六三年，周敦頤寫了一篇文字雋永、寓意深遠、至今仍被人們傳頌的文章《愛蓮說》，用以寄寓自己的情懷。全文祇有百餘字：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以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愛蓮說》稱蓮花為“花中君子”，借以比喻中華精神復國運動。而在我們看來，牡丹作為花王，不過是李唐半鮮卑化皇室的遺俗。正如菊花，乃是中國本土文化的象徵。高尚的君子，就是不願意終身為奴的精神復國者，他要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香遠溢清，亭亭淨植”！當然，這樣的精神復國並不是簡單排外的民族主義，而是更為深遠的創造精神之綿延。 舉個例子。廬山曾是東晉高僧慧遠同陶淵明等人組織“蓮社”的故地，也是個佛教勝地。周敦頤在這裡寫作《愛蓮說》，與佛教故事不無關係。據考證，蓮花常被比喻為真如佛性，所謂“如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譬如真如四德，常樂我淨。”《愛蓮說》在周敦頤的思想中，融匯了佛性說，用蓮花的特性比喻“出於淤泥而不染”之理想中華的聖人性情。在周敦頤看來，淤泥好比那污染聖人的人欲，為達聖人的至善，就須去污存淨，去欲存誠。 再舉個例子。周敦頤不僅接受佛教影響，也吸收道教思想，他的《太極圖說》，就把道教的陰陽說、修煉法，融入易學，加以闡釋，對儒家思想進行了革命性的再造。他的新精神，就是將佛、道思想中可為中華道統精神容納的東西，進行匯通。朱熹稱他有仙風道骨，為他作《墓碣》的蒲宗孟說他“與高僧、僧人跨松夢，躡雪嶺，……彈琴吟詩，經夜不返”。這都是因為，他具有“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的人格。正是這樣不落俗套的開放人格，而不是庸俗狹隘封閉且急功近利的排外民族主義，纔構成了中華精神復國的真正溫床，纔可能撫綏朝鮮日本越南，同化蒙古滿洲西藏，越過俄羅斯，直至征服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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