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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中國民主之路 未完成的革命：中國國民革命 傅申奇 一 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以後，革命之事實，屢見不鮮。然而，這些都是改朝換代的革命，從一姓的家天下改換成另一姓的家天下。有詞曰“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興亡實在與百姓沒有多大關係。所以，自秦朝以來的傳統中國，始終是以家族制和郡縣制為基礎的皇權專制國家，但中國人卻一直陶醉在“中心帝國”的夢幻裡面，直至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人的夢，外國列強的“船堅炮利”纔開始迫使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 此後，在擺脫傳統社會、走向世界和實行現代化的歷程中，中國卻歷經磨難：外有列強的經濟力和政治力的逼迫，內有昏庸腐敗的滿清統治者的阻擋和民眾貧窮愚昧的妨礙，雖經歷了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等陣痛，但仍難踏上現代化的正途。直到風雨飄搖的十九世紀即將過去，孫中山先生方本著中國固有政治倫理哲學的思想精髓，參酌當時中國的國情，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精華，再加上他獨自見到的真理和自己獨創的學理，以及基督救世、博愛的精神，融鑄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志在引導中國走上全方位的現代革命之路。至此，中國纔出現了一場全新的革命──中國國民革命，即一場欲變家天下為公天下，欲變皇權為民權的革命。因此，革命在孫中山那裡，不僅不再是改朝換代的事，乃變成了“求進步的事”。而且，國民革命還是集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於一身的“三而一”的革命，以謀求國家和民眾在各個方面都有實質的大進步，“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 從孫中山先生立志革命，經“興中會”到“同盟會”，其間“立黨”、“宣傳”、“起義”歷經坎坷，十次起義失敗犧牲了許多優秀卓絕的中華兒女。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方取得了中國國民革命的首造成功。 辛亥革命是集“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於一身的革命。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說：辛亥之役“所得之結果，一為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鑠凌制之象。二為鏟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跡，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經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和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於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而百世皆蒙其利也。” 然而辛亥革命並沒有畢國民革命於一役。其後，“復辟之變”、“毀法之變”不絕如縷，民國岌岌可危。十三年後，孫中山先生亦曾多次強調說：十三年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符實，說明革命沒有成功。這個失敗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過大”，也由於沒有實行“革命方略”之故。於是，孫中山先生臨終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須努力”的遺言。 此後，國民革命雖有第二個階段性的勝利，即北伐的勝利，在不大的區域裡有過“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的嘗試和推進，但由於日本的入侵和蘇聯操控下的“共產革命”的攪擾，就全國而言，國民革命又陷於停頓，甚至遭遇了嚴重的挫折。 四九年以後，佔據了整個大陸的中共，雖然沒有在形式上公然復辟帝制，但卻在“共產革命”、“人民共和國”和“新民主主義”的名義下，不僅復辟了專制制度，並且還把專制制度推展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荒唐境地。文革期間，毛澤東不僅成了不戴皇冠的皇帝，而且成了人人都要敬拜的“神”。革命被偷換了！革命被扼殺了！ 五十餘年來，由於中共在思想輿論上的高壓專制和蠱惑欺騙，廣大人民失去了瞭解歷史真相的可能，也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四九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因從小接受奴化教育，而無法建立歷史和現實的真實感。“民權”、“民生”、“國民革命”、“五權憲法”和“四大民權”等等，都從人們的視野和記憶中消失了，中國人甚至會相信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最幸福的“新社會”裡，並且還擔負著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被壓迫人民的偉大而光榮的歷史責任。革命被遺忘了！革命被抹黑了！ 儘管黑暗如此，人類的良知卻絕不可能被徹底扼殺。從五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鳴放，經六十年代受迫害者微弱的抗爭，到七十年代“思考的一代”和“反叛的一代”的形成，直到獨立的民主運動的崛起，中國人仍在黑暗裏艱苦地思考和摸索著自己應走的道路。所以，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黑暗、荒唐、落後和野蠻，才能夠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六四的鎮壓，則使人民更加徹底地認清了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和殘暴特性。十幾年來，在海內外興起的歷史反思運動，終於正本清源，澄清了國民革命的歷史軌跡，揭示了中共統治實質就是專制復辟的本質。革命被重新記起！革命也將繼續進行！ “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不可避免要有一場大的變動，這已經是朝野上下不言自明的共識。可是，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變動？它的歷史意義何在？它將朝什麼方向發展？ 我的答案是：未來的大變動就是未完成的革命的繼續，就是新時期的中國國民革命。這場革命將在全中國範圍裡結束偽“人民共和國”的鬧劇和悲劇，接續孫中山先生奠定的中華民國國統。這場革命將造就一嶄新健康和諧的中華民族，將完成把中國帶入民權時代的歷史任務，將使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和醫育樂等諸般民生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 當國民革命終於大功告成的時候，人們會很自然地說：中共的專制統治，祇不過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一段“亂世”，一段專制復辟的歲月，一支醜陋而陰暗的插曲罷了。 二 孫中山先生在英國圖書館看書時，曾遇到幾位俄國革命者。俄國人問孫先生說：“中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當時孫先生心裡相信一、二年再舉事，必期成功，但還是穩健地回答說：“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人表情詫異，孫乃反問俄國人：“你們俄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他們回答說：“要是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大滿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經過七十年的共產專制之後，俄羅斯終於重新升起了“二月共和國”的旗幟。我們不能不感嘆俄國革命的艱難，也不能不感到欣慰，因為俄國的民主制度終於真正奠定了基礎。 然而，迄今為止，中國的國民革命仍未完成，中國的民主制度還沒有奠定基礎。但我們並沒有理由對革命的力量和最後的勝利喪失信心，當年孫先生就說過：“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祇是十三年，或者是二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三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所以法國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後，然後纔有止境，然後法國纔定。”當年他還曾預言說：“將來無論是怎麼挫折，怎麼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 今天，當我們面對現實、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可以確信：中國一黨專政制度終結的日子為期不遠了。我們還可以想像：中共政權崩潰和瓦解之時，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將仍是孫中山先生手定的中華民國國旗。因為沒有任何一面旗幟更有意義，更能讓兩岸三地的華人所接受。 我有這樣的想法不是基於感情，我與中華民國以及中國國民黨沒有任何個人的感情，可是我看到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孫中山創導的國民革命，雖然沒有完成，雖然遭遇曲折，幾乎埋沒在歷史的塵封裡了，但在今天的中國，她卻依然是順乎歷史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和切合中國之國情的革命。“民族”、“民權”、“民生”的口號依舊是時代的最強音。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實現“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這依然是高屋建瓴、氣勢磅礡、無與倫比的大目標。二十多年來的當代民主運動，無論是在理論上、方法上、還是在目標上，都沒有超越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國民革命。作為當代民主運動的參預者之一，我不得不承認：民主運動涵蓋在國民革命之中，祇是民權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認為：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不是單純的民主運動，而是需要把未完成的國民革命繼續下去，推起新一輪的國民革命大潮。而新時期的國民革命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而一“的革命。 我先來講“民族主義”。我們的民族主義是孫先生積極民族主義的承繼和發展，是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因為它主張應犧牲大漢民族的沙文主義，與各少數民族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以文化、經濟、宗教、政治、血統等各方面自然的結合，融鑄成一中華民族，猶如美利堅民族一樣。“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 當今中國大陸，中共政權是用霸道來對待各民族的所有民眾的。這種暴政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就多了一層“外來壓迫”的含義。於是，各民族間的自然融合過程便遭受到了極大的損傷和阻礙，少數民族的分離傾向便日趨嚴重。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即將面臨著分裂的威脅。不僅藏族人民、維吾爾族人民、蒙古族人民等少數民族生發了要求民族獨立的運動，連同文同種的臺灣也在漸行漸遠，一場政治分離運動，似乎已經成為氣候。其根源，就是中共的專制統治。而當今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卻繼續在憲法上規定馬列主義為統治思想，非但繼續使中國的民族精神得不到伸張，而且繼續使中國的固有文化得不到傳揚。 因此，當今的民族革命就是要在思想和精神兩個方面驅除馬列，即廢除馬列意識形態的專制地位，重新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並且要堅決消除各民族間融合的最大障礙，即中共的專橫統治，採用切實可行的種種辦法，使各民族平等幸福地共處於中國之內，重建和重現我們的民族精神。當這一民族革命完成之日，兩岸的統一，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民族分離要求的消彌，甚至外蒙古的回歸，都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然而，民族革命的進行又有賴於民權革命的完成。所以我接著要講的，就是“民權主義”。 我們的民權主義並非歐美民主主義的簡單抄襲。歐美憲政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中山先生深究了歐美政治、法律之得失和選舉制度的流弊，又考察到中國傳統的考試制度和監察制度，實有其精義，足以補歐美法律、政治之不足。故主張考試、監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採直接民權制度，以四大民權來實現主權在民的目標。四大民權即指的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復決權。我以為根據百年來民權發展的事實，可以再加上監督權，以構成五大民權。言論、出版、游行、示威等都可視為監督權的運用。 按民權主義的立場來說，民權即是政權，政府權則是治權。所謂“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權能區分”的孫文政治學說，便是由此而來。故而民權主義發展延伸了孟得斯鳩的分權理論。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用所謂的“新民主主義”來混淆視聽，把中國人獨創的民權主義打入九層地獄。實際上推行的卻是最野蠻落後的專制主義。人民雖然在名義上是國家的主人，實際卻毫無權利。不用說基本的民權，就是言論稍有不謹慎，就會遭遇迫害。政府權混亂不堪，在最荒唐的文革時期，根本就沒有法，也不講法，毛澤東的話就是法，真所謂“朕即法律”。公、檢、法可以聯合辦公。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都在毛澤東一人手裡。他要撤銷國家主席的職務，就撤銷。他不想讓國家主席劉少奇死在北京，劉少奇就祇能化名死在河南。他要林彪當接班人，“憲法”裏就會寫上林彪是接班人。他相中了王洪文，王洪文就會莫名其妙地當上了副主席。這就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這難道是比民權主義更高、更好的“社會主義民主”嗎？就是到了今天，江澤民仍然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仍然是一個獨裁者，祇不過是氣勢微弱的“末代皇帝”而已。所以，中共統治五十年來，大陸的政治制度乃是一家黨權專制的制度，歸根結底，就是一黨領袖獨裁、或一黨領袖集團獨裁的極權專制制度。雖然毛澤東的極端獨裁已不復存在，但黨權專制制度並沒有改變。所以，這個制度必須以民權革命來加以廢除，不是行改良就能脫胎換骨的。而當前的世界，正處於第三波民主大潮之中，大大小小的黨權專制和軍權專制制度紛紛土崩瓦解，因此中國的民權革命已得“天時”之利。當今的中共，靈魂已失，黨魁們都自覺理虧氣短，都暗地裡讚賞西方的制度，不敢再高聲大氣地談馬、恩、列、斯、毛了，祇能厚著臉皮把孫中山的畫像高舉在天安門廣場，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為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重新尋找來由。因此孫先生的學生和子弟們所要進行的民權革命，已占“地利”之優勢。目前中國的廣大民眾已不再是愚不可及，人人皆知專制的落後，民主的好處；個個都曉中共的腐敗，貪官的可惡；高官顯要們或紛紛把子女送到國外，或斂聚財產，準備中共倒臺後的退路；有識之士都策劃於密室，尋找自己在未來變局中的位置，伺機而動；困苦窘迫之人個個都引頸顧盼，以追尋解除貧富懸殊、伸張正義公道的途徑。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都知道舊秩序的時日已經不多，都在期盼和擔心著新秩序的建立和到來。可見，中國的民權革命已經具備了“人和”的有利條件。 最後再來講“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以民生哲學為基礎獨創的社會學說。民生主義涉及的範圍，涵蓋了“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這樣四個大範疇，是要研究解決衣食住行醫育樂等諸種問題，要在人格尊嚴、法律地位、受教育權利等的平等前提下，實現社會公正。 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利潤，民生主義的目的是養民。民生主義要達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目標。“是為大多數謀利”。 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同。社會主義認為階級鬥爭纔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因此主張進行階級鬥爭，主張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民生主義則認為：人類求生存纔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在求生存的過程中，階級間、利益間的調和是社會進步的原因。在調和過程中大多數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護和滿足。所以，對於衣食住行醫育樂諸方面問題的解決辦法，需要很具體的研究，並且也要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變化。 為此，孫中山先生提出了“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建立了用民生主義解決社會基本面問題的“經緯理論”。相對中共改革二十年來，權力資本惡性發展，社會分配極端不公，貧富懸殊，社會保障嚴重缺失的狀況而言，民生思想的重要，不言而喻。 今天的民生革命要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首先便要在資本的問題上有一個主導的思想。我認為應提出如下主張：節制、規範私人資本；精煉、善用國家資本；扶持、發達社會資本。 但要進行和實現民生革命，就必須首先建立一個既聽命於人民，又頗有能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它又取決於民權革命的成功。所以，我才會說，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是“三而一”的全面革命，缺一不可。其關鍵，便是民權革命。根據知難行易的原理，整個革命的成功將有賴於新時期革命方略的提出和實行。 三 論到革命方略當首推民權革命方略。 民權革命將分為三個階段：革命階段、鞏固階段和建設階段。 第一階段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即廢止中共一黨專政制度。 民權革命最重要的武器是主義。誠如孫先生所說：“用主義去征服人，那纔是真的。”故革命方略的── 第一步：宣傳 五十年來，中共壟斷了所有宣傳工具，歪曲歷史事實，欺騙人民，使中國人民不知道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和光榮，把中共的黑暗統治當作新中國、新社會。也不瞭解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就是知識階層也普遍地把三民主義看成是落後的、應當放進博物館的思想。因此，讓大陸人民瞭解歷史真相，使他們重新認識三民主義，使革命的思潮重新在大陸興起是新時期國民革命的第一步。然後，認同三民主義、支持國民革命的人士可以組成各種各樣的團體，以團體的力量有組織、有計劃地運用一切手段，在大陸宣傳三民主義、揭露黨權專制主義的本質和罪惡，推展國民革命的思潮。 第二步：立黨 當這種宣傳已經遍及全國，甚至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之時，真正的三民主義者和堅定的國民革命者，就應當適時地組織覆蓋全國的、有威望的、和有戰鬥力的革命政黨，以成為國民革命的中樞力量。 革命黨要致力於在社會各階層發展黨員，尤其要注重在現政權的黨政軍內發展黨員，使那些認同民權主義，有知識、有才幹、有威信，甚至有相當軍政權力的有識之士，轉而投入國民革命陣營，以期他們能夠在國民革命的關鍵時刻，發揮特別的作用。當革命勢力已經遍佈全國的時候，政治革命便進入── 第三步：起事 起事的導火線是無法預計的，從原則上講，有兩種可能。 一、和平轉型。 一旦發生觸及廣大民眾利益的全國性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之時，革命黨人就要抓住有利時機，鼓動全國風潮，主要是工潮和學潮，迫使中共開放黨禁。如果黨禁能開，政治革命就可能向民主改良轉變。革命黨將爭取在選戰中成為執政黨，使民權主義在不斷的政改中貫徹落實。但中共的專制本質決定了它難以放棄權力，或願意與其他政黨分享權力，所以革命黨人不能祗沉湎於對和平轉型的期待，要隨時準備轉向── 二、革命轉型 那就是策動起義和政變。使一黨專政的統治秩序失控、失序。乘勢宣佈省、市、縣地方國民政府和中央國民政府的成立。策動軍隊保持中立，或明確支持新的地方和中央國民政府。依靠民眾的力量和軍隊的支持接管政權，穩定秩序。廢除一黨專政制度。 第二階段是鞏固革命成果，防止專制勢力捲土重 來。與各民主黨派協商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建立保安機制，頒佈臨時約法，明令禁止具有專制理念的政黨存在，明令軍隊國家化和中立化。一旦專制勢力得到抑制，便進入── 第三階段，即民主制度的建設階段。 這一階段又必須分為兩個時期，即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 訓政時期就是要“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也“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此訓政為多黨組成之臨時革命政府的聯合訓政。 在農村，先完成鄉、鎮的自治建構，進而完成縣一級的完全自治，以奠定民主制度的廣泛基礎。在城市則試行地方官員的普選制度。完成省和直轄市的五權分立機制。 然後，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舉行全國大選，確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進入主權在民的憲政民主階段。 至此，民權革命纔算大功告成，方能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民生革命的不斷發展提供基礎和保證。 中國的國民革命艱難曲折，幾經挫折和失敗，歷經百年消而復長，而今已得天時、地利、人和之運，故我敢說在新世紀裡：中共一黨專政的結束和國民革命的最終勝利，將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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